从《蒋介石日记》看蒋介石形象-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蒋介石的反帝爱国意识

　　据杨天石在《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一文中介绍，蒋介石早年已具备了民族主义思想。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1923年9月，他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在演讲中公开表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他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联的东西。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在孙中山逝世之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而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第三天，蒋介石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诸如“英夷不灭非男儿”、“汉有三户，灭英必汉”等等。

　　1926年2月，港英当局得到英国王室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并且以此为条件劝诱国民党方面结束省港大罢工。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愿意接受这一条件，蒋介石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此前的同年1月7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时，还“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与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人一边反帝爱国不同，蒋介石的反帝是包括苏联帝国主义的。据杨天石在《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一文中介绍，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征得蒋介石同意，与其他90名年轻人一起前往苏联留学。蒋经国因此变成苏联方面要挟蒋介石的人质筹码。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和情报经费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同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

　　这里的孙夫人就是宋庆龄。在国家利益与父子亲情之间，蒋介石毅然选择了“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的国家利益。

　　在1949年以来的宣传话语及教科书里，蒋介石一直是“消极抗日，投降妥协”的民族罪人;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更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结果。在《“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文中，杨天石以确凿的证据告诉读者，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张学良而不是出自蒋介石。事变发生的当晚，蒋介石在从南京到南昌的永绥舰上，根本不知道沈阳发生战事。而张学良之所以选择不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连同他所率领的东北军，缺乏作为军人所必须具备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冯玉祥、陈济棠、陈铭枢、孙殿英等人，表现得都很消极。按照杨天石的说法，“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希望从帝国主义得到援助，这是胡汉民的悲剧。”诸如察哈尔同盟军、福建事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之类以抗日为幌子反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武装事变，都是由日本以及苏联方面通过胡汉民等人在背后策动的。胡汉民死在了抗日战争发生之前，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最为紧要的关头，主动投降了日本侵略军。

　　与胡汉民、汪精卫、张学良等人不同，蒋介石早在30年代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加快国防建设。抗战期间，他曾用“杀无赦”这样的狠话来警告对日求和派，在与日方的诱和谈判中，也是他屡次主动刹车。他还时不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1938年12月16日)在对美外交中，他同样坚持“国家之尊严”，多次在日记中大骂“美帝国主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期间，孙科、白崇禧等人看到德国在欧洲战场取得暂时胜利，英国对于日本表示妥协，便投机性地主张采取“联德、绝英、疏美”的外交策略。蒋介石拒绝了他们的意见，坚决执行既定的联合英美等正义一方的外交路线，从而避免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沦落为战败国的悲哀命运。

　　蒋介石的亲民情怀

　　阅读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二卷，最令人感动的是蒋介石的仁爱之心和亲民情怀。

　　一个人有没有比较健康的爱心与人性，关键要看他是如何对待最为亲密的身边人的。蒋介石年轻时候虽然也堕落和放荡过，甚至于直接参与了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的阴谋活动。但是，自从他于1927年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特别是他为了让岳母倪桂珍安心而于1930年10月23日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所表现出的一直是对于家人和国家承担责任的态度。正如他在受洗第二天的日记中所说：“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1925年1月16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

　　1949年3月，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列出了检讨失败的13条原因。其中的最后一条，是没有能够“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唯一之致命伤”。在此之前的2月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家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自己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实施方案。同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成都演讲时表示：“我们今天真正造福于农民，就唯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

　　由于国民党方面败局已定，蒋介石想“造福于农民”的民生主义的设想，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得到落实，而只能在台湾岛上开花结果。1950年1月3日，蒋介石决定在台湾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复兴由此启动。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是，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他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1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方面在积极地考虑对抗美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第二天即1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到了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表示说，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自己的态度是“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1968年12月，美国国务卿鲁斯克第二次到台湾访问，蒋介石希望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鲁斯克表示，美国人不想在一场反对中国的常规战争中流血。蒋介石立即愤怒地表示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表现，杨天石的解释是：“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蒋介石作为一名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无论蒋介石多么反帝爱国、仁爱亲民，他依然是中国历史上很失败的一名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台湾岛上现代化的宪政民主制度，最终是在他的儿子蒋经国的主导之下初步实现的。

　　当然，对一个历史人物，不可只听其言，也需观其行，对《蒋介石日记》同样如此。杨天石的研究也只是一家之言，以言度人，也极易片面。不过相信“两蒋日记”的出版，一定有助于廓清一些历史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