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必须重新评价蒋介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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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必须重新评价蒋介石勿以成败论英雄 勿以今天看历史作者:海星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3-15本站发布时间:2010-3-15 1:30:34阅读量:2822次    一、为什么蒋介石研究会红?

  20世纪中国政治与国共的戏剧性命运一直是美国汉学界的热门话题,1949年在国内外俨然以唯一合法政府面目出现的蒋政府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和红色苏联而长期扶持蒋介石的美国大为不解。1950年代美国汉学界先是以“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为主题展开研究,结论今人早已深植心间:贪污腐败、统治黑暗、战略与决策失误、统治基础薄弱与失去民心,如此这般。但研究者发现这仍不足以解释中国革命的戏剧性翻转,于是又转向“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答案当然与前一个问题正好对应:纪律严明与组织完备、领导人的领袖风范与严于律己、决策英明高远、顺应民心,等等。因了“成王败寇”的成规和美国对蒋之失败的懊恼,因了1949之前在国际社会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突然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最大奥妙,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于是共产党与毛泽东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瞬时成为西方和美国汉学家猎奇的绝妙领域,毛一时间成为明星级研究对象,蒋却一反其在1949年之前荣登过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多达十次的殊荣,成为人们贬损、嘲笑的对象,连对其的研究都乏人问津。林蔚说:只要假设共产党是解决弊病的唯一途径,蒋的形象就是反面的。(林蔚:“重新评价蒋介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1-3)

  陶涵的《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出版伊始备受关注,在美国可能是因为2008年开始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日记及档案资料解密时限到期,托管人愿意向公众开放,因此丰富了人们对这些神秘人物的研究素材。第二个原因在于,史学风潮的变化,研究逐渐走向细微化,注重历史的多样性可能,不再固守脸谱化和定格化的结论,人物研究开始致力于还原人物的性格、心理,当时环境的复杂纠结与千钧一发。第三个原因在于,蒋介石与毛泽东同属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人物,蒋的研究长期受到冷落。伴随着台湾政治的发展变迁,民主化20余年的台湾人开始对蒋氏父子的历史作用进行重估,拉开距离看历史让人更置身事外,摒弃当事者的利益,看得更清楚。第四个原因在于,与蒋有关、对蒋有记忆的历史人物至今在世的越来越少,若再不展开研究,抢救活记忆,后世的研究会更有隔阂,距离真相更远。

  此书出版在中国的意味完全不同于在美国,时间走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余年,新中国建立已有一甲子,政治稳定,人民富裕,社会价值观丰富万全,即使社会治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病,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宽容心已然牢固树立。陶涵的观点一来可以冲击与丰富国内已经模式化的中国历史叙述,让中国人看到更鲜活和可亲近的历史人物;二来从封闭环境和阶级斗争环境中走过的中国人,至今仍能感受到非敌即友、非善即恶、非王即寇的强制性逻辑在教育与政治生态中的遗迹,也希望能摆脱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认识历史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有更理性成熟的认知;三来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档案尚未解密,或者解密了大多数研究者阅读时会受到限制,所以已经让人们很熟悉的伟大领袖的研究很难有推进和突破,但蒋介石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毛自1949年为世界所闻知之时对于美国人而言一样,很是神秘。这位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小说和爱国影片中总是被刻画得愚蠢粗暴、贪婪好色、胸无大志却独裁专制的委员长,这位光头的喜欢操宁波口音骂“娘希匹”、做过多年上海青帮小混混的蒋介石,为什么能笼络住所有军阀,建立了统一政府,为什么能赢得美国支持,抗日战争为什么需要他统帅,国共内战时的美苏起了什么作用,他为什么会失败?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如《水浒传》中高俅发迹那般(仅仅是因为高俅会踢球,而高俅陪玩的王爷莫名其妙当上了皇帝,因了皇上一句“能踢好球,我看也能当好官”,高俅就当上了太尉)传奇和轻易。四来陶涵的书在中国引起关注与热议,也正说明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知识交流与互通的便捷性与不可阻挡之势。最后,可能还在于很多中国人期待了解台湾政治发展所经历的历程与两蒋父子在台湾民主化中的是非功过。(Laura Tyson Li:“蒋介石最后的胜利”,田成莲译,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7-5)

  二、题目是否言过其实?

  是否能将蒋与毛的政治历程与成败归为“近代中国的奋斗”?这总让人觉得言过其实。也许毛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蒋,但蒋一生最大的对手肯定是毛。从南昌起义失败毛转入湘赣地区创立根据地(蒋不断组织围剿,消灭共产党也趁机消灭不听话的非嫡系军阀的实力),到“左倾”冒进失误红军转战西南西北,在陕西建立根据地(毛借蒋之手消灭不听话的红军将领与部队),再到共产党因蒋的疯狂攻势陷入绝境,加之日本侵华,国家的存亡危机也空前加重,转而寻求联合抗日以获得生机。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国共关系的又一转折,但若是追踪毛与项英自1920年代以来的恩怨,项英遇害对毛未尝不是快事,蒋之所为损己利人,非但未能遏制共产党接收地盘的扩大,反而置自己于国内外舆论不利的地位,让人忍俊不禁。抗战结束,内战随即开始,国共争地盘并非一方过错,作为名义上之全国政府的蒋政府眼见着地盘尽失、江山不稳,打击共产党实也是恰当举措。今日之历史书常将国民党之溃败和“划江而治”的荒唐想法视为是蒋的失误与无耻,且不知当初共产党请求进驻东北,并未有多大政治野心,不过是在满洲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美军帮助下的国民党改变了东北的拉锯战局,差点置共产党于死地。但历史之吊诡在于委员长在关键时刻下令停止进攻,共产党后来居然从东北一路南下打到了海南岛,赶跑了昔日的国民政府主席。(可参看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共产党与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毛的经历,倒是真的应了中国那句农民战争的古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中国革命的诸多戏剧性,才使得“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和毛泽东研究长盛不衰。

  1949年以后蒋不断梦想“反攻大陆”,蒋留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是否严密未可知,但却为中国的影视界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素材,几十年来最受观众欢迎的便是谍战片。而蒋的愿望也成为了共产党在大陆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由头和心理动机:人民的江山不稳固,所以我们要不停地镇反、肃反,根除敌特破坏。为了反攻大陆,蒋在大陆对岸实行高压统治,而为了巩固统治,共产党在大陆实行高压统治。同样的政治思维与手法都让各自治下的民众饱受其害,可谓是二战后的“冷战”思维的毒害,也可以说是毛与蒋这对老对手在同样处境下的同样选择,这样看来,领袖人物的能动性其实并不大。这一点我们若读龙应台对台湾20世纪60-80年代政治与社会的描述,就会知会。当人们在嘲笑台湾人从小学生到成人,公共场合一律要背诵总统训诫表忠心时,是否忘记了大陆那些年代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和“红宝书”支配中国人言行、公共生活与私生活的荒唐时代?即使陈之岳认为陶涵相信小道消息实属不当(陈之岳:“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第十五期,2009-4-14,转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4-14),但几次金门危机,毛与蒋确实互有配合,蒋的“反攻大陆”、重做中国之领袖的梦使其并未脱离中国。蒋于1975年谢世,比毛早了一年,逝世前中国社会已处于难以收拾的境地,蒋对此一乱局当内心欢悦;但中美在互动中,台湾将被美国抛弃,毛在接见尼克松时的傲慢与自信,也当是毛的快意写照,敌人死在自己之前,此生当也无憾。

  以前的书本与影视宣传教育我们,是共产党赶走了日本人,国民党祸国殃民。到了后来,我们突然发现,气势汹汹的日军加上日伪军数量庞大,着实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够赶走的,抗战的时间和战线的全面溃败,日本人从进驻东三省到侵占华北,再到把战线推进到长江沿线,中国着实面临着亡国灭种、全面沦陷的危机。这样一种危局,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能挽救的,如果也不是迟至1945年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所导致的战争戛然而止能挽救的,那么1937-1945年到底是谁在为中国的抗日和中国的奋斗作贡献?近些年研究美国对近代中国影响的著作时有出版,多部著作时常讲到美国人对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史迪威、马歇尔甚至飞虎队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反倒是当时形式上统一全国,送了最多正规军去前线抗敌的蒋政府备受争议。也许有人会说,国民政府是当时国际上合法之唯一政府,率领民众抗战,本也是其分内之事。但我们在贬损蒋时却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蒋氏之溃败,令人唏嘘,但同样凝聚着当时中国政治境况固有的困局与障碍:一个人口与国土面积堪称世界大国的国家,因了积贫积弱,因其内部的军事与行政组织结构尚未实现有机整合,在解决国内问题和抵抗外敌入侵时,妄想依赖其他国家,反而成为他国利益实现的筹码。这既是蒋成功的原因,也是蒋溃败的原因,毛时代的政治也同样如此,所以,对蒋的重新认识同样也会推进我们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

三、它的硬伤在哪里?

  陈之岳、林蔚与汪荣祖都指出此书内中有不少史实瑕疵,比如多处人名出错,人物关系,李敖做政治犯的基本事实错误,蒋与苏联援助,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等等。陈之岳提出,这样的错误损及本书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并会使华人读者质疑作者对国共关系史与台湾政治史的认知与把握,同时华人读者更会觉得作者对两岸近代史有些隔阂。虽则如此,陈之岳与林蔚仍然认为这是一部上乘之作。陈之岳认为陶涵这本书的基调是“小骂大捧”,让人不禁想起已故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的观点很明确,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是由蒋介石完成了上层结构的建设,而由共产党完成了下层结构的翻转,而后才有了现代的国家。黄认为上层结构的改造与建设并不容易,军队、政权、经济建设与抵抗侵略,便是其至大功绩。陶涵这本书的价值也在此,陈之岳评价它“赋予历史生命,不隐恶,不虚美”;林蔚说“此书树立了一个新的基线,以后的历史学家再写蒋介石必须以此书为基准”,“它也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方式的符号”。

  著名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曾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2003年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有《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等著述。汪荣祖将陶涵此书评为“'为蒋介石翻案'翻案的失败之作”。他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蒋身后西方原已盖棺定论,蒋之失败、贪腐、任人唯亲与残暴独裁,世所共睹;陶涵重塑蒋之“坚毅、忠诚、勇敢、廉洁”,过于粉饰溢美。第二,基本事实错误过多,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第三,没能善用蒋日记原件,汪认为陶对反复誊改的蒋日记全盘接受,不加辨别,将内中说辞当真;陶也引用日记,但相当多部分仍然转引动过手脚的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让人怀疑陶没有阅读蒋日记原件的能力。第四,结论多处自相矛盾,让蒋的“爱国”与“私利”、“独裁”与“推动民主化”、残暴之公心与私愤往往对立出现,难以让人信服。第五,陶对大的历史事件的把握失之偏颇,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蒋如何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中山舰事件与汪蒋争权,“四一二政变”,蒋对法西斯统治的倾心,等等。(汪荣祖:“'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10-2-21、28,转引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2-22,3-2)应该说,汪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权威专家,他针对陶书细节所做的考证都更为精确与可信,但他对陶书的攻击,致命处倒只是在第五点上,前面的考证反倒让人有苛刻之感。汪荣祖十分反感有人认为陶著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他说“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李敖与汪荣祖曾合写过《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出版信息说:“本书以史料为经,严谨的考证为纬,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之著史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能及历史定位。”序文中作者对蒋氏深深的深恶痛绝直言不讳,立意在揭露蒋介石残害民主的真面目。汪与李敖合著此书,汪对蒋的态度可见一斑,窃以为汪对陶著的评述可参照他对蒋的喜恶。

  陶想向世人描述一个不一样的、有血肉、有情感、有私欲也有大志的蒋介石,是因为脸谱化的、恶贯满盈、一无是处的蒋,是不足以站在20世纪中国历史那样显赫的位置上的。但若是为服务于这样一个“坚毅、忠诚、勇敢、廉洁”的形象塑造,而将蒋一生中所做的不光彩事情安插到别人头上,为凸显蒋而将历史中的其他人省略与屏蔽,将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政治中的地位颠倒,将20世纪30、40年代风行全世界的法西斯思潮否定掉,那么陶涵向世人呈现的品性高尚的蒋委员长,将也同以前十恶不赦、残暴愚蠢的蒋委员长一样,让人觉得光怪陆离。

  Laura Tyson Li在文中提到,甚至一些主流学者也认为,“如果1949年取得胜利的是蒋介石,中国的发展或许会更好。也许蒋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显然当今的中国更接近于蒋的构想而不是毛的。”但历史无法假设,毛胜过了蒋,在人们接受蒋的新面孔时无法忘却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社会、教育甚至普通中国人日常的思维习惯中,都有着大量毛和毛时代政治遗产的影子,对于中国人来说,了解自身及重新认识毛和毛时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许是个比重新认识蒋更为迫切和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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