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留德十年》:初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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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留德十年》:初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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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所

 

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教授。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Otto 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6大轰炸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哥廷根是个小城,最初盟国飞机没有光临。到了后来,大城市已经炸遍,有的是接二连三地炸,小城市于是也蒙垂青。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们只在东西城门处各投一颗这样的炸弹,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气流摧毁了。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作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轰炸之后,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我吃完早点,就带着一个装满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袭。另外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各自携带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走向山中。最奇特的是刘先志和滕菀君两夫妇携带的东西,他们只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的一非稿子,二非食品,而是一只乌龟。提起此龟,大有来历,还必须解释几句。原来德国由于粮食奇缺,不知道从哪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供人食用。但是德国人吃东西是颇为保守的,对于这一批敢同兔子赛跑的勇士,有点见而生畏,哪里还敢往肚子里填!于是德国政府又大肆宣扬乌龟营养价值之高,引经据典,还不缺少统计图表,证明乌龟肉简直赛过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了这只乌龟。但看到它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睛,一时慈上心头,不忍下刀,便把它养了起来,又从柏林带到哥廷根,陪我们天天上山,躲避炸弹。我们仰卧在绿草上,看空中英国飞机编队飞过哥廷根上空,一躺往往就是几个小时。在我们身旁绿草丛中,这一只乌龟瞪着小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仿佛想同天空中飞驰的大东西,赛一个你输我赢一般。我们此时顾而乐之,仿佛现在不是乱世,而是乐园净土,天空中带着死亡威胁的飞机的嗡嗡声,霎时间变成了阆苑仙宫的音乐,我们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有点忘乎所以了。

 

 

7在饥饿的地狱中

 

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至多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受了“洋罪”。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

 

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在公共场合出虚恭,俗话就是放屁,在德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然而肚子里带着这样的面包去看电影,则在影院里实在难以保持体统。我就曾在看电影时亲耳听到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应和。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

 

但是也不缺少令人兴奋的事:我打破了记录,是自己吃饭的记录。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会垂涎三尺的,其重要意义决不亚于今天的走后门。这一位女士同一户农民挂上了钩,我们就应邀下乡了。苹果树都不高,只要有一个短梯子,就能照顾全树了。德国苹果品种极多,是本国的主要果品。我们摘了半天,工作结束时,农民送了我一篮子苹果,其中包括几个最优品种的;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数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长期挨饿的结果是,人们都逐渐瘦了下来。现在有人害怕肥胖,提倡什么减肥,往往费上极大的力量,却不见效果。于是有人说:“我就是喝白水,身体还是照样胖起来的。”这话现在也许是对的,但在当时却完全不是这样。我的男房东在战争激烈时因心脏病死去。他原本是一个大胖子,到死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个瘦子了。我自己原来不胖,没有减肥的物质基础。但是饥饿在我身上也留下了伤痕:我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此是后话,这里不提了。

 

8山中逸趣

 

置身饥饿地狱中,上面又有建造地狱时还不可能有的飞机的轰炸,我的日子比地狱中的饿鬼还要苦上十倍。

 

然而,打一个比喻说,在英雄交响乐的激昂慷慨的乐声中,也不缺少像莫扎特的小夜曲似的情景。

 

哥廷根的山林就是小夜曲。

 

哥廷根的山不是怪石嶙峋的高山,这里土多于石;但是却确又有山的气势。山顶上的俾斯麦塔高踞群山之巅,在云雾升腾时,在乱云中露出的塔顶,望之也颇有蓬莱仙山之概。

 

最引人入胜的不是山,而是林。这一片丛林究竟有多大,我住了十年也没能弄清楚,反正走几个小时也走不到尽头。林中主要是白杨和橡树,在中国常见的柳树、榆树、槐树等,似乎没有见过。更引人入胜的是林中的草地。德国冬天不冷,草几乎是全年碧绿。冬天雪很多,在白雪覆盖下,青草也没有睡觉,只要把上面的雪一扒拉,青翠欲滴的草立即显露出来。每到冬春之交时,有白色的小花,德国人管它叫“雪钟儿”,破雪而出,成为报春的象征。再过不久,春天就真地来到了大地上,林中到处开满了繁花,一片锦绣世界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一个人到山林里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同中国留学生或德国朋友一起到山林里来。在我记忆中最难忘记的一次畅游,是同张维和陆士嘉在一起的。这一天,我们的兴致都特别高。我们边走,边谈,边玩,真正是忘路之远近。我们走呀,走呀,已经走到了我们往常走到的最远的界限;但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走越了过去,仍然一往直前。越走林越深,根本不见任何游人。路上的青苔越来越厚,是人迹少到的地方。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我们的谈笑声在林中回荡,悠扬,遥远。远处在林深处听到柏叶上有的声音,抬眼一看,是几只受了惊的梅花鹿,瞪大了两只眼睛,看了我们一会,立即一溜烟似的逃到林子的更深处去了。我们最后走到了一个悬崖上,下临深谷,深谷的那一边仍然是无边无际的树林。我们无法走下去,也不想走下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了。回头走的路上,遇到了雨。躲在大树下,避了一会儿雨。然而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再往前跑。出我们意料之外,竟然找到了一座木头凉亭,真是避雨的好地方。里面已经先坐着一个德国人。打了一声招呼,我们也就坐下,同是深林躲雨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没有通名报姓,就上天下地胡谈一通,宛如故友相逢了。

 

这一次畅游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难忘。山中逸趣,当然不止这一桩。大大小小,琐琐碎碎的事情,还可以写出一大堆来。我现在一律免掉。我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是想说明,就是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仍然是有的。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这就是我悟出的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