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评人论事九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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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人论事九难点之一 ——关于评史态度问题
中国自古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所以历史的功能就很大了。古代名史家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就是良史家的史德。所以修史的目的、方法和榜样在我国都有传统的标准。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一是当朝没完不好修,二是修史必有记有评,又怕触及当朝既得利益的统治者而冒风险。但是当今信息时代,硬要等到本朝结束才来总结经验教训,那又为时太晚了。所以汉朝名史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汉代的历史写了进去,但是对汉高祖的为人还是用含蓄的方式巧妙地写了进去。例如他写高祖的残忍,在《高祖本纪》里举了个例,说的是楚霸王把汉高祖的父亲捉了推到阵前,烧了油锅,扬言要把高祖的父亲下油锅里去,刘邦上阵从容地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主任胡绳于1991年也写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里面还是较为实际地反映了不少真实史实。说出了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写了共产党的失误。较之胡乔木写的《共产党三十年》总算实在一点。
有人说,写当代历史,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历史已经有了基本定论,大家照此作演绎就行了。但是胡耀邦说过：“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是只能作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了。”（见1986年11月16日《党史信息》）这话多么沉重！含义多么深沉！既然连有的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太清楚,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自然只是原则说说,而且只是“若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可多着呢！至于地方历史,除了共性、一般性的东西外,还有许多个性、特殊性的东西,内容就更丰富多彩了。如果现在知情人还不说清楚,有许多事实,现在的老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至于后人就更难说得清楚了。所以地方史就要写出它的特殊性来,寓一般于特殊,才能更加丰富历史的价值。
至于“秉笔直书”问题,有人强调直书必须有它的“阶级性”,凡是有利于本阶级的就直书,不利于本阶级的就不能直书。我说此言差矣！什么叫做有利于不利于都没有搞清。难道只有成绩才能有利于,而缺点和错误就不利于吗？如果说执政党中央在某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为了大局需要从“策略”上考虑,在国家的全局利益的立场上需要有所选择,暂时少谈她的失误有它的必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往往缺点和错误总是伴生的,而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则更能有它的借鉴价值。当然修史不能有半点感情用事,如果带着个人恩恩怨怨的思想去修史,哪不但没有价值可言,而且修史者本身都会遗臭万年。真正修史者,必须有无限的事业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穷年兀兀,老死书山,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才能攻这个冷门。这就是我的修史观。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一文中说：“本文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纪录,再现那场旷古未有的劫难的真相。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是被压在这狂浪下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在接受它强烈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类最高贵的成份,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笔者以为真实的“纪录”,才是认识的前题。也只有了真实的认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其实书写历史,并非笔者个人走在前头,早已有先驱们在做了。虽然常宁的历史也有人在写,但是多一双眼睛多一双手,却并非一无是处。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为政治护身符的被剥离而获得了一种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进而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增强了信心。他们自甘寂寞,苦对寒窗,解剖现实社会,构造真善美的世界,这些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异,很多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明明搞的是封建家天下，有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原始部落，偏偏都冠之以社会主义。”这种写史的勇气是应该学习的。
萧一湘1998年写
中国自古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所以历史的功能就很大了。古代名史家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就是良史家的史德。所以修史的目的、方法和榜样在我国都有传统的标准。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一是当朝没完不好修,二是修史必有记有评,又怕触及当朝既得利益的统治者而冒风险。但是当今信息时代,硬要等到本朝结束才来总结经验教训,那又为时太晚了。所以汉朝名史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汉代的历史写了进去,但是对汉高祖的为人还是用含蓄的方式巧妙地写了进去。例如他写高祖的残忍,在《高祖本纪》里举了个例,说的是楚霸王把汉高祖的父亲捉了推到阵前,烧了油锅,扬言要把高祖的父亲下油锅里去,刘邦上阵从容地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主任胡绳于1991年也写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里面还是较为实际地反映了不少真实史实。说出了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写了共产党的失误。较之胡乔木写的《共产党三十年》总算实在一点。
有人说,写当代历史,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历史已经有了基本定论,大家照此作演绎就行了。但是胡耀邦说过：“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是只能作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了。”（见1986年11月16日《党史信息》）这话多么沉重！含义多么深沉！既然连有的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太清楚,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自然只是原则说说,而且只是“若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可多着呢！至于地方历史,除了共性、一般性的东西外,还有许多个性、特殊性的东西,内容就更丰富多彩了。如果现在知情人还不说清楚,有许多事实,现在的老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至于后人就更难说得清楚了。所以地方史就要写出它的特殊性来,寓一般于特殊,才能更加丰富历史的价值。
至于“秉笔直书”问题,有人强调直书必须有它的“阶级性”,凡是有利于本阶级的就直书,不利于本阶级的就不能直书。我说此言差矣！什么叫做有利于不利于都没有搞清。难道只有成绩才能有利于,而缺点和错误就不利于吗？如果说执政党中央在某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为了大局需要从“策略”上考虑,在国家的全局利益的立场上需要有所选择,暂时少谈她的失误有它的必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往往缺点和错误总是伴生的,而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则更能有它的借鉴价值。当然修史不能有半点感情用事,如果带着个人恩恩怨怨的思想去修史,哪不但没有价值可言,而且修史者本身都会遗臭万年。真正修史者,必须有无限的事业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穷年兀兀,老死书山,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才能攻这个冷门。这就是我的修史观。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一文中说：“本文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纪录,再现那场旷古未有的劫难的真相。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是被压在这狂浪下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在接受它强烈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类最高贵的成份,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笔者以为真实的“纪录”,才是认识的前题。也只有了真实的认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其实书写历史,并非笔者个人走在前头,早已有先驱们在做了。虽然常宁的历史也有人在写,但是多一双眼睛多一双手,却并非一无是处。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为政治护身符的被剥离而获得了一种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进而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增强了信心。他们自甘寂寞,苦对寒窗,解剖现实社会,构造真善美的世界,这些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异,很多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明明搞的是封建家天下，有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原始部落，偏偏都冠之以社会主义。”这种写史的勇气是应该学习的。
萧一湘1998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