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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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７月２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第６５０页。
        ７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６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３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１９４１年８月４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卷，第１８２－１８６页。
        ７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整，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５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２卷第６５１－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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