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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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的这一《决定》，在组织上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而随后党的领导人接二连三地拥护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态文章，更是把毛泽东神化了起来。但就在这一《决定》形成两周之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出台了另一个导致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向大批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4页。的《决定》。这就是《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一决定断言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8－33页。原本普遍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风运动，由此迅速全面转向组织清党，即审干运动阶段，在延安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都在群众性的大会控诉、小会揭发和个别谈话的政治压力下，甚至是在严重的“逼供信”的情况下，被打成了“特务分子”据毛泽东1943年10月14日报告称，仅陕甘宁边区肃出来的特务就有7000人，加上还可能挖出来的，“恐怕有一万人”，连同各根据地肃出来的特务，估计能“有十万”。另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则认为当时边区清查出的所谓特务达到15000人。毛泽东1945年2月公开承认在延安搞错了的“有几千件”。但他强调：拿件数来算不能否定这个运动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1－262页。
与此同时，本来是着眼于总结历史教训的谈话会，这时也变成了检讨党内路线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过去王明说，整风是整王明、洛甫，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但它不完全，还要整全党。”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央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只有我和少奇同志是挨过他们整的，因此1937年苏区党代会，乃至六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去的问题，所以一直不能改造这个中央。包括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我都只能妥协，不能进行尖锐的斗争，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因此也就造成过去的延安八百诸侯和边区一国三公的复杂局面。因为有1941年九月会议把问题摊开来，我才能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才能出农村调查等书。但九月会议还是没有说王明是路线错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觉悟，当时不能丧失大多数。因此，九月会议也只是清算了内战时期的错误，实际上武汉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期，中央在延安只有五位，武汉则有七位，当时王明是要篡夺中央的权力的，多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得到了国际的帮助”。现在可以肯定地讲，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甚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被俘虏过，“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

“兄弟阋于墙”－（32） “兄弟阋于墙”－（34） “兄弟阋于墙”－（33） “兄弟阋于墙”－（31） “兄弟阋于墙”－（30） “兄弟阋于墙”－（29） “兄弟阋于墙”－（28） “兄弟阋于墙”－（27） “兄弟阋于墙”－（26） “兄弟阋于墙”－（25） “兄弟阋于墙”－（24） “兄弟阋于墙”－（23） “兄弟阋于墙”－（22） “兄弟阋于墙”－（21） “兄弟阋于墙”－（20） “兄弟阋于墙”－（19） “兄弟阋于墙”－（18） “兄弟阋于墙”－（17） “兄弟阋于墙”－（16） “兄弟阋于墙”－（15） “兄弟阋于墙”－（14） “兄弟阋于墙”－（13） “兄弟阋于墙”－（12） “兄弟阋于墙”－（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