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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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经过皖南事变仍未解决,再到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路线问题,以调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早在1936年9月,毛泽东就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应当对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问题进行讨论,以分清是非。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讨论一直未能进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但未能引起多数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到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末期的路线错误,认为当时打倒一切和两条道路决战的“左”倾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的只有陕北。因此,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必须有所修改。因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个时候,党内多数领导人已经能够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了。博古就明确讲:毛主席指出苏维埃末期的许多错误,我是同意的。但在当时遵义会议时我是不了解的,经过几年来我是清楚了的。这些我要直接负责。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说。参见毛泽东:《目前时局问题》,1940年12月4日,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760页。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趁热打铁,先是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留苏学生抽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唬人,斥之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党性不纯,害人害己。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0页。 
        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于7月中旬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直言“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要全面加强调查研究,树立起“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优良党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3页。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8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同志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调研局下设政治研究室和情报部,研究室内分中国经济组、中国政治组、国际问题组、敌伪研究组、党务研究室、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敌占区组和海外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议,为“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康生、陈云、李维汉等组织委员会,讨论改造学习办法。《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的决议》,194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