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从传播学角度看待“剩女”

“剩女”是当代社会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学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剩女”成因的不少，从传播学角度讨论“剩女”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的生产与制造，及其所隐含的性别与社会意义，却无多。究竟“剩女”是而且应当是当代传播的焦点，抑或它主要是传媒出于某种偏向所制造和生产的信息？如果“剩女”确实表现了性别传播的某种偏向，那么，它的生产机制以及其所遮蔽的真实是什么？这一过程透露了怎样的性别地位与性别观念？因此，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剩女”以及对“剩女”的传播，并对当代中国的性别观念和性别传播作出批判性分析。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的窥视

有学者曾经这样认为：“媒介对男性和女性呈现的频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女性被媒介呈现时存在着被忽视的现象”。①与之相反，“剩女”如今却成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的焦点。父母对大龄女儿婚姻大事的啰嗦唠叨，女青年忙里忙外张罗自己的相亲大业，这都让“剩女”似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十分可助谈资的“大事”：大龄女孩儿哀叹、适龄女孩儿急切、小女孩儿紧张，父母们忙着策划和组织或大或小的相亲会，亲友们则开动了一切人际关系，他们都在交流着一件事：怎么才能将我家的“剩女”尽快最好地嫁出去呢？

当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很多也将“剩女”作为自己传播的“关键词”。本属于女性个体的恋爱婚姻，放置在了几乎所有与此相关的亲朋好友的窥视之下；“剩女”作为一个为人瞩目或者“同情”的女性集体，她们寻找配偶以及寻找配偶过程中的狼狈情状，全都作为电视表征的客体，呈现在电视受众的欲望舞台上。受众的欲望是多元的：它既可以是已婚妇女对走过这段狼狈时光的庆幸，也可以是正在忙于组织相亲的父母们稍事休息后触发的同情，更可以是“剩女”们在异常艰难的相亲路上引为同道的一声叹息。

外在影像呈现与内在本质意义之间的矛盾提醒我们注意，性别传播中的“剩女”现象也许并不是我们日常熟知的、习焉不察的一般性青年婚恋问题。从性别传播的视角考察，我们需要追问：在对“剩女”进行性别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剩女”真的是如此紧要的社会问题，还是性别传播的生产与制造？

大众传媒的虚幻描绘

“剩女”为旁人的茶余饭后提供了谈资，给大众传媒的窥视欲望提供了身体。但是对于“剩女”这一女性集体本身，她们之所以被“剩下”，我们的媒介及其传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到底是改善了“剩女”的生存境遇，促进了“剩女”尽快找到自己的美满的婚姻，还是恰好相反？下面我们以中国电视剧所呈现的影像表征为例，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批评性分析：

首先，青春偶像剧渲染完美男人，为“剩女”制造了对配偶过高的期待。《男才女貌》里的陆毅（饰演邱石），《奋斗》里的佟大为（饰演陆涛），《将爱情进行到底》中的李亚鹏（饰演杨峥），这些角色都是青年俊秀，仪表堂堂。他们或者年少多金，虽身为CEO却多情浪漫、温柔体贴（邱石）；或者性情质朴、一往情深，虽然生活艰难却奋斗不止，终于成功（陆涛）；或年少纯真，情感虽然曲折却终于拣尽寒枝，得到爱的归宿（杨峥）。这些电视剧中的男主角既给男性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影像表征，更为女性编织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的爱情幻象。

传播中“剩女”对“剩男”的遮蔽

“剩女”不但是个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与“剩女”恰相对应的是“剩男”。长久以来不平衡的性别出生比，决定了中国的“剩男”远超过“剩女”。但如今的性别传播，却将“剩女”优先放入了议程设置。因此，在上节我们陈述了制造“剩女”的幻象机制之后，这一节笔者将简要展示传播过程中，对“剩男”远多于“剩女”这一基本事实的忽视与遮蔽，从而反证“剩女”性别传播的不公正及其背后隐藏的媒介权力。

据称今天中国大都市中的“剩女”有数百万，可是，中国没有甚至不可能找到配偶的男性或将达到数千万。③一般说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都处于105±2（即103—107）的范围内。但是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尽管存在数倍于“剩女”的不可能找到配偶的“剩男”，性别传播在对“剩女”现象进行大肆地渲染和戏剧性地描绘的同时，对如此大规模的“剩男”群体表现了令人震惊的沉默。

由此看来，“剩女”问题上的性别传播是不公正的。可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性别传播研究的视角观察它，有以下原因：首先，城市中的“剩女”掌握更大、更多的媒介权力。她们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来传播自己的需求，倾诉自己的问题。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与问题，也更容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与之相对，择偶梯度效应下居于低位的“剩男”则大多集中在农村，他们处于绝对的媒介弱势——他们既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也没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更缺乏接触和影响现代媒介的权力。其次，女性一如既往的被窥视地位，导致“剩女”问题得到错置的关注和传播。窥视“剩女”、将女性物化为审美的客体，不但可以填充“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④之渴求,更可以在深层次里满足信息受众（男性）的父权文化和男权中心主义之需要。

由此观之，制造“剩女”的行为不但虚幻，而且卑鄙。它一方面无情地忽视了上千万“剩男”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制造“过剩的女性”去填补男性窥视的欲望和空幻的满足。更可怕的是，尽管事实意义上男性是匮乏的，但是通过传播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女性的“过剩”，既满足了男性对“女性是匮乏的”这一刻板想象，又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粉饰了已经无力维持的男权中心主义。

结论与讨论

窥视，是“剩女”制造的基础。它一方面使窥视的对象——“剩女”——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对“剩女”的窥视，将其转化为性别传播议程设置的首要选项。另一方面，窥视是大众，特别是男性观众观察此项议程的心理动因和精神机制。对性（别）的窥视，是人类的原始本性。同时，窥视也是大众媒介的受众形成心理认同的精神分析学基础。此外，窥视是大众欲望的满足。父母满足了其嫁出女儿的急切愿望，男性满足了其虚幻的完整感，吊诡的是“剩女”对本身的窥视也可以构成自身匮乏感的满足。但我们要尤为警惕的是，窥视的蔓延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人际传播对“剩女”婚恋的盲目逼迫，以及大众传媒在观看“剩女”时呈现出越来越露骨的色情化倾向。

大众传媒的宣传将“剩女”进行优先性排序后放入议程设置，既忽视了女性面对婚姻的态度的多样性，也无视选择自身婚恋行为的多样性。这种宣传让所谓“剩女”及其周围的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焦虑，即“剩女”的恋爱和婚姻一时间变得刻不容缓。人们沉溺于传媒制造的无休止的焦虑当中，却不能停下来思考这一焦虑本身的合法性；始终环伺左右的人际传播把“剩女”的婚恋思维裹挟进一个沉默的螺旋。面对周围似乎都已成婚的同学和闺蜜，以及至亲好友的不停“说服”，“剩女”不容反思地认定自己“被孤立”了。“对被孤立的担忧指导着当代社会的个体行为；不与他人接触，导致对观点多样性的物质和对所谓主导观点的强烈依赖；个体一刻不停地估算着身边的主导观点，以便选取不会令自己孤立的立场。”⑤“女大当嫁”成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共同的主导观点，性别传播作为沉默的螺旋的核心，它不仅告知人们怎么做，更宰制了人们怎么想。“剩女”在这种强大舆论的裹挟之下，选择了对现实婚姻的屈服。经过或长或短、或古怪或狼狈的相亲、“恋爱”以后，她们最终都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站在了婚姻的殿堂之上。蓦然回首，她们发觉：自己只是知道要结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揭开“剩女”性别传播的面纱，我们发觉里面是愈发畸形的男权中心意识。具体说来，它表现在两个方面：1）用男性的标准来评价女性。“剩女”之所谓“剩”，即是指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裁汰下来的“再也没人要的”女人。这一词汇在女性/男性这一二元结构中放置了如下富有“历史感”的歧视标准：被动的/主动的，匮乏的/完整的，阉割的/正常的。2）将女性客体化。“剩女”不但已经是给作为客体挑剩下的，她也终将急切地——像菜市场给捡剩的白菜一样——打折抛售给一个未知的面容模糊的男性。但是“剩女”性别传播的最可悲者，也许还不在于此。这其中隐含的事实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让人不胜唏嘘：数千万的男性因为畸形出生性别比的原因将铁定被剩下，可是性别传播在宣传“剩女”现象的同时，对这一事实保持了沉默。换言之，与制造的媒介图景恰好相反：“剩女”的剩是相对的，“剩男”的剩是绝对的；“剩女”的剩是主动的，“剩男”的剩才是被动的。人们在传媒制造的幻象中茫然无知、悠然自得，满足于媒介制造的虚幻想象，沉迷于男权意识异常富余的美梦之中。令人悲哀的是，在“剩女”制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条现代社会性别传播的准则：男人制造标准，女人用这一标准来规范自己。

本文为 “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性别传播的研究创新与社会应用》（项目批准号：211030202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②王清清：《电视仪式与审美幻象：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审美人类学研究》，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35—136页。

③见宁鸿：《“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理论界》2008年第12期；韩娟：《“剩女”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4期。

④参见让-克鲁德·考夫曼：《女人的身体 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谢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⑤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