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九大看点：选任官员德行备受关注

　　党内民主再推进

　　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到党内民主、反腐倡廉等具体举措，加强思想理论教育都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芦、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2009年的最后几个月，“党建”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9月15日，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号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全会之后，各地掀起学习全会精神大潮。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本刊记者：“地方的创新很多，势头比我想象的厉害多了。但很多事情在2009年来不及展开，‘好戏’还在2010年上半年。2010年是个很重要的转折时期。”

　　而在整个党建部署当中，如何推进党内民主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民主+集中

　　2009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两个半月后，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同时，《决定》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明确了主要方向，即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

　　在地方，对党内民主的具体实践层出不穷。一方面，早前开始的试点在2009年进一步巩固，如广东积极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南京在社区党委书记选举中扩大试行“公推直选”；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尝试迈出新的步子，如北京市崇文区社区党组织实行党内+党外“全面公推”，直接选举产生党组织候选人初步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党内民主的同时，中央明确提出加强集中。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专家孙应帅观察到，与以前不同，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同时，增加了“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的表述。

　　全会公报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表述为：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央要加强党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思想领导作用。”孙应帅对本刊记者说。

　　在如何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上，地方的创新实验也有了深入尝试。2009年5月，河南省决定将邓州市试点的“4+2”工作法在全省推广。“4+2”工作法，即“四议”“两公开”，是指所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策项目，都必须通过党支部会提议、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和决议结果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这些程序，旨在推动农村基层决策民主化。

　　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多位中央领导人分别对“4+2”工作法作出批示，表示肯定。

　　曾到河南对此进行考察的孙应帅对本刊记者说，“4+2”工作法最微妙的地方在于党支部会提议一环。作为决策程序的启动环节，党支部会对提议的掌握保证了党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巩固党在基层的作用

　　此次全会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是应对现实之举。

　　孙应帅说，在过去扩大基层民主(比如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党在一些地区被边缘化了，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基层 (主要是农村和社区)及“两新组织”中(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这些地方，正是四中全会公报所称的“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现在中央已经在进一步巩固党在基层的作用，这应该也是未来一年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孙应帅说。

　　孙应帅指出，加强思想建设是中央推进党内民主的另一个趋势。“现在在基层，招商引资、经济发展这些实务是地方干部关注的重点和考核的硬指标，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些基层干部的关注程度不高。”

　　《决定》对思想建设面临的问题同样直言不讳：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因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这方面，地方也已开始积极探索。如天津探索出“2+X+Y”自主选学模式，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党性教育两项必修内容，辅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所需的不同选修内容，加强对干部的理论培训。

　　而眼下中央正在进行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第三批活动，则是着眼于推动基层和“两新组织”等党建薄弱处的思想理论建设。

　　“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到党内民主、反腐倡廉等具体举措，加强思想理论教育都是未来的一个重点。”中央党校学者辛鸣说。■

　　强化用人制度改革

　　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标准，以建立科学选人用人机制，公开透明的公务员管理机制为手段，初步走向选任干部民主化的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芦、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2009岁末，中央干部人事工作动作频频。

　　11月底至12月初，涉及7省区、14名省部级官员的人事调动相继完成。

　　12月，《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发布(以下简称《纲要》)，描绘出我国未来十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蓝图。

　　在专家看来，除着眼于十八大的人事调整引人关注之外，放眼长远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成为2010年人事工作的重点内容。

　　2009年10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将用人制度改革提高到了引人瞩目的重要地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干部选拔任用日益正规化

　　依据近20年来的惯例，一届党代会的中期即开始为下届做准备，其中包括人事组织准备。

　　2009年11月30日省部级干部的集中调整，发生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后两个多月。

　　此次调整中，1963年出生的胡春华和孙政成为首度亮相的两位“60后”省委书记。他们的新任命，被认为是至少包含了完善省委书记梯次配备的年龄结构及保证队伍的延续性的用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十八大之前的人事布局重点是省部级官员。一方面，陆续有各部委和省区领导人达到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按照制度基本都会退下来；另一方面，一些经过长期培养的官员在十八大之前会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经过此次调整，现任省委书记中，在十八大之前，约有10人年龄将达65岁，其中4人在2010年“到线”。

　　2009年发布的另一项重大人事计划，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十八大做组织准备，这就是中共中央制定的《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据《南方周末》报道，《规划》第一次公开有计划地选拔“接班人”，将集中调整补充省部级后备干部上千名，地厅级6000多名，县处级4万名左右。汪玉凯说，这其中大多数干部很年轻，是着眼于长期培养。

　　对于中央首次制定的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长期规划，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规划》反映了干部的选拔任用越来越正规化，越来越全面。

　　选任官员“德行”备受关注

　　2009年12月发布的《纲要》，被专家认为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纲要》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根据《纲要》，竹立家将未来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路径总结为：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标准，以建立科学选人用人机制，公开透明的公务员管理机制为手段，初步走向选任干部民主化的目标。

　　2009年11月，李源潮指出要“重视关心不巴结领导的人”；12月，习近平强调要“关注那些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老实人”。

　　王伟说，十七大以后，对官员“德行”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战略部署。”

　　民主是德治之外的另一个改革重心。《纲要》下发后，中组部在京召开贯彻落实《纲要》座谈会，李源潮指出实现《纲要》目标的路径，其中包括要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等。

　　在地方，一些地区的试点已经为这些改革提供了可资推广的样本。

　　2009年，经过5年试点，南京将“公推直选”社区党委书记范围扩大到363个社区，覆盖南京市区人口近一半。公推直选过程中，出现了以往没有的党员自荐和党员群众联名举荐的方式，采用差额选举和非党群众进行投票等多种形式进行选任，推进了干部选任的民主化程度。

　　四川、广东、湖南等地纷纷将民意纳入官员考核环节。其中广东省徐闻县万名群众给派出所长打分，两名被评为不称职的派出所所长被免职。

　　汪玉凯认为，《纲要》是个系统化的东西，如何落实还需要制定配套措施，并不断进行地方试点和推广工作，这也将是今后两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
■司法改革以“维稳”为重心

　　在“司法为民”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将是2010年司法改革的重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在2009岁末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2010年的政法工作提出了总体思路。

　　他说，政法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更加注重探索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随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会议上，根据周永康强调的“三项重点工作”，进一步明确了2010年的司法改革方向：以切实解决诉讼难、执行难为重点，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要在健全完善审判管理机制，司法公开、司法民主机制，执行工作机制，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上取得新进展。

　　他还强调，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调解工作考评机制，将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申诉信访率纳入考评体系，将案结事了作为重要考核标准。

　　由此可见，在“司法为民”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将是2010年司法改革的重心。

　　推进诉讼“便利化”

　　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各种“司法便民”的探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准备推行的“诉前释疑”，就是为民减轻诉累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探索之一。

　　“法院在接待大厅里派法官或者法官助理给当事人提供一系列诉前服务，等于是一个诉前咨询。对于当事人争议不大、矛盾不尖锐、预计可以调解的简易民事案件，法院可以把调解活动引入到诉讼前，耐心做通当事人工作，提前解决争议，减轻诉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这个新举措非常感兴趣。

　　他认为这样等于是把“调解机制”提到了诉前，“让一些不必进入诉讼的纠纷，能够提前解决”。

　　而地方法院对于便民服务的探索，类似于“诉前释疑”的措施还有很多。

　　2009年4月，江苏省常州市两级法院就开始全面设立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提供 诉讼引导、立案受理、法官联系、材料收转、案件查询、法律咨询、司法救助等“一站式”诉讼服务。截至2009年10月底，这项改革措施已经推广到了江苏省的89家法院。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在不断升级，过去那种单一依靠司法手段来解决一切纠纷的方法，在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越来越不可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他说，现在群众信访案件比较多，而信访案件数量的增长也反映出，在我国解决各类纠纷和矛盾时司法的优先性，“最终还是要靠司法来发挥作用”。

　　马怀德认为，2010年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将是进一步推进诉讼的便利化，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深入探索，“这也符合中央政法委提出的‘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

　　案结事了，息诉罢访

　　王胜俊明确提出，2010年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心，是要“探索建立执行快速反应、分权制约、委托评估拍卖、执行差错分析与责任追究、委托执行案件管理监督等制度，提高执行质量和效率。”

　　执行阶段的改革在整个司法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司法改革关键是司法的各个领域树立权威性，在我们国家，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瓶颈。”马怀德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2009年12月初召开的第十二次清理积案视频会议上强调，加强执行申诉信访处理机制建设，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内容。

　　江必新进一步解释道：“在法院的执行中，要进一步畅通渠道，加强疏导，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增强工作透明度。上下联动，立足于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本末兼顾，立足于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因为没有及时正确处理引起的越级上访。”

　　关于法院执行的改革，马怀德也提出了建议：“法院对于案件执行的情况，应该通过网络等形式公开，如果相关人发现了法院执行中恶意处置等情况，可以通过网络来举报和投诉，人民的监督有利于执行的公正和高效。”

　　在马怀德看来，无论是诉讼阶段还是执行阶段，2010年司法改革工作的重点是立足于为人民切实解决困难，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更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

　　民生立法期待收获

　　养老保险缴费不足15年怎么办？拆迁，国家付出多少？流动摊贩何时合法上摊？这些有关民生问题的立法，期待在2010年有所收获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 | 北京报道

　　2010年，将有更多关涉民生的法律、法规出台。仅从2009年底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审议的侵权责任法、社会保险法等草案中，就能见出端倪。这既是社会长期吁求之结果，也是对转型社会发展规律清醒认识之结果。

　　还有哪些产品消费不能告

　　已实施15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将于2010年迎来第一次大修。此前，修改消法已经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

　　本刊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处了解到，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汽车、古董等目前还属于法律模糊地带的产品与服务，将有可能被纳入消法规制范围。

　　此前，这些消费领域面临的投诉均呈上升趋势。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金融服务投诉量上升了23.2%，教育培训投诉上升了31.6%，医疗服务投诉上升了23.0%，房屋消费投诉上升了10.8%，汽车消费投诉增长了2.8%。

　　养老保险缴费不足15年怎么办

　　2010年，社会保险法草案仍将进行审议。这部起草于14年前的法案牵涉重大，因而立法也极为谨慎。

　　依据现行规定，职工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且还得连续交足，缴费不足15年和缴费期间有中断者，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

　　对于该规定，学者以及不少人大常委会委员都认为应作改变。

　　此前提交审议的社会保险法三审稿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领取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

　　拆迁，国家付出多少

　　在2010年，涉及一部拆迁条例存废的每一点变动，都将进入人们视野。

　　此前，国务院法制办曾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多位学者就拆迁条例修改座谈。

　　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程序、补偿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拆迁的形式与程序、在非公共利益情况下如何采用拆迁程序，是座谈会研讨的重点，也成为拆迁程序修改的一个焦点。

　　先拆后补、公共利益滥用要限制，成为共识。

　　流动摊贩何时合法上摊

　　涉及城市流动摊贩问题的《个体工商户条例 (征求意见稿)》，在意见稿发布当天曾引来无数赞誉。然而，自2009年7月底之后，还没见立法的新动静。

　　流动摊贩管理是“堵”还是“疏”，一直是全国市容有关部门研究的课题。一味地“堵”，冲突不可避免，而且管理成本过高，成效不佳；采取“疏”的办法则可能会显得更人性化。

　　征求意见稿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为个体户，明显表达了国家对流动摊贩管理“疏”的意味。

　　有学者称，因为城市城管部门的普遍反弹，该条例也不排除有流产的可能。“应当给流动摊贩以登记为个体户的权利。”刘俊海认为。

　　行政机关权力该大些还是小些

　　一部行政强制法，准备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方向保障民生。

　　该法自1999年起草至今，已历十年，各方意见胶着，依旧难有结果，学者普遍期待2010年能有所突破。

　　此前十年，学者和学术机构强调防止行政强制权力过“滥”、过“乱”，要求行政执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反对片面追求效率。实务界则从实际行政执法的角度考虑，希望能多保留一些强制权，设定权的位阶能够放低一些，所能采取的强制措施大一些。

　　因为争论过多，长久无法审议通过，行政强制法三审稿明显作出“让步”，对于拆迁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最终选择了回避，没有明确表态拆迁到底是由法院执行还是行政机关执行。

　　“这些围绕民生立法的种种疑问，在2010年或许能够尘埃落定。”刘俊海说教育均衡化破题

　　以义务教育资源审计统筹为前提，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监督国家直接拨款到学校账户，可以避免“雁过拔毛”，确保教育经费专款专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义务教育均衡化绝对不是个新鲜话题。因教育资源不均衡引发的“择校”、“条子生”、“疯狂奥数”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野。

　　“老百姓是最讲实惠的，如果学校都很好，他们不会花那么多钱，跑那么远路去择校。问题的根源是教育不均衡。义务教育是教育问题的重中之重，教育的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中的重中之重。”2009年11月，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针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番言论，让人期待2010年教育领域将在“均衡”上做大文章。

　　“入学如进麦当劳”

　　2009年成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密集起草的一年。“解决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城市择校问题的办法措施”，成为教育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20个问题之一。

　　在一场名为“‘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路径探讨”的研讨会上，有与会专家提出一个说法“入学如进麦当劳”——国家通过标准化建设解决义务阶段学校设备和师资不均衡的现状。

　　其实，早在200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就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中小学校中实行了校舍设施设备、教师工资以及学校划拨经费的统一。

　　四川成都青羊区成立“教育人才管理服务中心”，行使教职工人事聘用权；学校与教职工签订岗位管理合同，行使岗位管理权。此举被称为“区管校用”。该区还开始了校长职级制改革，把中小学校长按职务等级高低分为7级，不同级别校长享受不同的年薪待遇，而不再从所在学校领取任何奖金和福利。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学校人才队伍流动的阻力，使更多优秀校长和教师到涉农地区服务”。

　　安徽铜陵将好学校的招生指标切块分配，即按每所学校初中毕业生人数的比例，定向分配示范高中的大部分招生指标，使每所学校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升入示范高中就学，让上好高中机会均等。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程方平认为，这些地方的实践都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全国版图提供了有益的样本。而无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2010年能否面世，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民间智慧不容小视。

　　他希望2010年将是地方经验得以普及、推广和通过立法加以保护的一年。

　　审计统筹将成重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践较好的地区都抓住了“教育资源审计统筹”这一关键。

　　200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重点加以规定：“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

　　但熊丙奇认为，如果不解决上级政府和当地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方面的比例分摊问题，而将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由当地政府承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失去了外部条件。

　　因此，2010年要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上有大突破，“关键还是突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现状，转变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力度。”熊丙奇说。

　　2009年11月7日，袁贵仁在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要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和教师的培训、交流力度，继续探索和创新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机制。

　　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曾用四个“均衡”来强调教师待遇均衡化的重要性：“义务教育的均衡关键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是教师均衡，教师均衡的关键是教师的流动，教师流动的关键是教师待遇均衡。”

　　熊丙奇认为，只有加大统筹力度，才能保障各县乡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进而实现教师资源在各县乡的轮换和交流。

　　“义务教育券”或成可能

　　在上述经验交流会上，袁贵仁还强调，要“落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措施”。

　　财政部随后也对外宣布，中央财政已下拨2009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熊丙奇认为，建立在学籍制度基础上的教育经费衔接制度，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以义务教育资源审计统筹为前提，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监督国家直接拨款到学校账户，落实到在校学生人头上，而不再经过县乡，可以避免“雁过拔毛”，确保教育经费专款专用。

　　而教育经费直接落实到学生身上，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义务教育“教育券”。学校可以凭券兑换教育经费，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学校来说，都是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动力。■

　　新医改探索进行时

　　在这场新医改战役中，保持清醒和谨慎，敦促方案真正落到实处，显得迫切非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2009年4月，新医改方案尘埃落定。因其在公共医疗公益本质上的回归，方案一面世即赢得好评。“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提出。

　　然而，医改毕竟是世界难题，遑论涉及13亿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担忧也纷至沓来。国务院医改小组办公室主任张茅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要让老百姓以为今天医改文件发布了，明天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无论肯定或争议，眼下，8500亿元的巨额投资正以“未来三年”为期，注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等五大医改领域。在这场新医改战役中，保持清醒和谨慎，敦促方案真正落到实处，显得迫切非常。

　　“异地就医”难题能否破冰

　　“基本可以判断全民医保工作先行了一步。”北大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原特聘专家刘国恩认为，在五项改革中，“全民医保”目前是推进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

　　“流动人口”的异地就医难题开始在各地破冰。按照医改目标，各地无一例外地将“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特别是解决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纳入未来三年的医改重点。

　　实现“异地看病”、异地结算是首要攻克的难关。对此，刘国恩指出，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很有动力，正尝试建立异地结算机制，合肥、青岛等地宣布，正在筹备建立跨地区的基本医疗转移结算办法，而昆明已在云南省内建起全省统一的医保结算中心。

　　“下一阶段是实现跨省的统一结算，估计难度会很大。”刘国恩说，尽管如此，“跨省结算”的步伐也悄悄迈开。按照海南省2009年11月分别与广东、广西等五省区签署的“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2010年3月，海南省将在全国率先开创省际异地就医结算合作的范例。

　　2009年12月19日，从社保部传来消息，为实现医保的跨省结算，该部已完成一份全国性的异地就医结算指导意见，并将争取于近期出台。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期待配套解决同时推进

　　就在“全民医保”快马加鞭地行进时，公立医院的改革再次因进度缓慢而遭舆论诟病。原定于2009年4月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延迟四个月后出台，至今在地方推进困难。

　　面对这一尴尬，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医药不分等体制性障碍不破除，药品即便能挤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也可能面临医务人员“应选而不去选”的尴尬。对此，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杜乐勋强调，要改变现有状况，必须配套解决，同时推进，缺任何一个都会前功尽弃。

　　一旦对基本药物实现零差价销售，就必须建立起公立医院新的补偿机制。在建立机制的过程中，“收支两条线”成为一种探索。此前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肯定，“收支两条线”是医院改革的大方向。按照新医改，未来三年，只有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城市里大的公立医院，特别是三级医院，并未纳入试点。

　　尽管有人说“收支两条线”的焦点不那么清晰，但一些地方还是坚持在模糊中尝试。比如，上海政府出面成立的申康医院管理中心，上海市所属的公立医院都进入该中心统一管理，医院的收入上缴中心，政府经费全部经由中心下拨医院。“只要在医院的管理体制上做出突破，三级医院一样也可以实现。”

　　民营医院能否与公立医院“平起平坐”

　　面对公立医院举步维艰的改革前景，刘国恩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供应总量，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医疗服务的这口锅放大。让社会资本进来。”

　　这正是新医改中提到的“多元化办医格局”。“兴办医院的时候，不仅在准入上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更重要的是在医保定点的资格、科研项目审批，提高业务水平、职称评定上，明确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平起平坐’。”

　　有了“地位”的肯定，新医改方案实施当月，广东就实现了国内第一家公立转民营医院。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透露，该省将在民营医院的准入和审批、金融和税收、设备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各地在实践中要真正理解中央的意图，可能还需一定时间。刘国恩在最近的调研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央怎么没有更明确的细则，什么时候开始做。”实际上，新医改方案里，特别提到了“通过地方试点先行，中央在试点的基础上，大约三年的时间再来做总结”。但一些地方似乎并不习惯这样的“权力下放”。

　　“中央已经开了绿灯，路具体怎么走，必须自己想办法。”刘国恩说被夸大的通胀预期

　　在对房价走势的判断上，经济学家们和机构一致认为，如果现行的房价形成体制不改革，2010年房价还会上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 | 北京报道

　　2009年12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6%，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2%，CPI数据转正终于成为现实。

　　北京多种常见蔬菜的零售价已超过4元/斤。同时，水价、电价、房价的纷纷上涨也强化了人们的通胀预期。

　　形势的急剧转变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很是感叹：“我们刚把通胀理出眉目，通缩来了；还没把通缩研究完，通胀又要来了。”

　　两年前那场令人心悸的通胀大战会在2010年重演吗？

　　不必过分担心通胀

　　“不是说物价上涨都叫通货膨胀。CPI的增长在4%以内是健康的，超过4%才需要进行调控。因为我国大多数产业都是过剩的，石油、钢铁、煤炭等基础商品价格也都不会过度上涨，所以2010年CPI增长超过4%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对本刊记者解释。

　　他说，钱如果流到实体经济，可能发生通胀，但如果到了房市或股市，只会推动房价和股价，但不一定会推动通胀，因为房市和股市都可以消耗大量的货币。另外，“一次性的价格调整严格意义上不算通胀，水价、油价和电价本来就应该调。”

　　不过，汤敏提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认为要通胀，都跑去提前储备商品，那通胀就很可能会到来，所以不要把老百姓的通胀预期调起来。”

　　“不要过分担心通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也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通胀。他的理由是，虽然2009年政府向市场投放了海量货币，但这些钱不是新印出来的，而是从银行存款中分流出来的，因此货币总量并没有增加。

　　“通胀是物价上涨引起的，但物价上涨不都是通胀引起的。通胀是货币发多了的结果，而贷款多发与货币多发是两个概念。当前的经济还是比较冷的，在经济冷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通胀的。我国的粮食、能源、货币三大产品都是政府定价，而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所以不反映真正的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上涨不一定是通胀，下跌也不一定是通缩。你说菜价涨是因为老百姓手里的钱多了吗？”刘福垣说。

　　应从增加供给的角度打压房价

　　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经济学家和机构对2010年通胀程度的判断还不完全一致。但在对房价走势的判断上，经济学家们和机构则普遍认为，如果现行的房价形成体制不改革，2010年房价还会上涨。

　　“楼市会涨得很离谱，因为物极必反，资产泡沫不达到极限是不会破灭的，这是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的非理性繁荣。”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说。　

　　汤敏认为，房价上涨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加大土地供给的结果。“有人指责开发商捂盘，其实也有地方政府在捂盘的问题。为什么各地尽出地王，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捂盘的结果。不管是谁在捂盘，对房价来说都是火上浇油。所以，一定要从增加供给的角度打压房价，而不是减少供给，我们的很多政策都是反过来的，所以越调控价格越高。”

　　在他看来，住建部最新出台的“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必须达到50%以上”的政策就可能形成抑制供给的作用。

　　刘福垣则认为，比增加土地供给更重要的是房价的形成机制，应该将现有房价中的租、价、税分离开来。“土地不搞批租了，改收年租，征收资产税，房价就会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政府现在的做法是寅吃卯粮，把70年的租一次性收取了，这对国民经济是有害的。”

　　对于怎样有效控制房价，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建议别有新意：“应该把房屋的租金和房价更大比重地纳入CPI。因为政府看通胀要看CPI，如果这样做，就把它从软约束变成了硬约束，这样就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

　　结构调整须破城乡二元体制

　　城市化不是你硬把农民拉进城里来，你只要不挡他，把医疗、教育、社保解决了，他自然就敢消费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 | 北京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打乱了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不过，危机也让决策层进一步认识到了调结构的迫切性，因为一个粗放的、严重依赖外需而国内市场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2009年12月17日，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撰文说，当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尚未形成，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下滑风险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应把‘调结构’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回升的重要抓手，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逼机制’，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各种政策指向都表明，“调结构”即便不会取代“保增长”成为2010年经济工作唯一的中心任务，也会成为中心任务之一。

　　谁来调

　　2009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十几个产业振兴规划。自然，政府将在2010年继续落实这些规划。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并不看好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规划。

　　“我们过去一直在调结构，一会儿说钢铁过剩了，一会说钢铁又不够了。经济结构调整本身要由市场决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在调整产业结构问题上，要注意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基础商品(水、电、油等)价格的调整。

　　有一种舆论认为，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部分产业其实在借结构调整之名行“国进民退”之实。汤敏认为，“国进民退”不是由政府的政策决定的，而主要是由银行贷款流向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核心是要打破行业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行业。”

　　“如果东西卖不掉，企业怎么可能生产呢？难道企业家都是傻子吗？”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甚至认为“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一方面，一定程度的供大于求有好处，这样就可以通过竞争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剩余就竞争不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谈产能过剩，再大的产能除以13亿人口都是小数。”因此，刘福垣认为，“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是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

　　如何调

　　如何刺激消费？刘福垣说，因为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所以调整产业结构要从调分配结构着手。“分配结构调整好了，产业结构自动就调到位了。国内消费为什么刺激不起来？就是因为分配结构没有调整好，老百姓不敢消费。”

　　他认为，结构调整包括方方面面，但要抓住主要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转变农民工的身份，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政策赶紧出台，不利的赶紧改。”

　　刘福垣说，现在最不利于城市化的就是农民工的医疗、教育、社保问题，应该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化不是你硬把农民拉进城里来，你只要不挡他，把医疗、教育、社保解决了，他自然就敢消费了。你想，如果每年能有1%的农民工留在城里，那就是2800万人，光为这些人盖住房就得盖700万套，还有医院、学校，这可以用掉多少吨钢铁、水泥，增加多少就业！”

　　“中国在内外需求比例改变以后，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不仅是基于短期目标，而且是基于中长期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世博会：不仅仅是视觉盛宴

　　对于2010年世博会，人们还有更多期待––––它应该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盛宴，还是启迪国人智慧的一次“头脑风暴”，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助推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艳平 | 北京报道

　　走进丹麦馆小美人鱼铜像，用足尖感触来自哥本哈根的清澈海水；欣赏英国馆炫目飞动的触角；或者到比利时馆享受巧克力美味，同时参观一场顶级钻石展；再到墨西哥馆地下探寻玛雅文明的瑰宝，然后去俄罗斯馆童话世界去放松一下??

　　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爱好人文历史想博闻天下，或者想了解全球新技术，抑或是体验视觉冲击、寻找艺术灵感，或者纯粹就是为了吃喝玩乐，2010年的5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上海世博会都会让你兴奋不已。

　　不过对于2010年世博会，人们还有更多期待——它应该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盛宴，还是启迪国人智慧的一次“头脑风暴”，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助推器。

　　世博不能只算经济账

　　据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提供给本刊的数据，2010年上海世博会，仅用于园区内建设的资金就达到486亿元，包括园区的动拆迁以及整治、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和会展运营等三方面的投入。 这还不包括上海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譬如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和市区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费用。

　　直接的经济效益产出是多少呢？陈信康和他的同事们参照北京奥运会经济效应计算方法，即参照国际组织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的计算框架，将7000万参观者的吃、住、行等支出进行计算。结果显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将达到794.77亿人民币，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3.49倍。

　　不过，还不能简单算经济账。国际展览局规定，世博会必须不以盈利为目标，上海世博局也早已确定了“收支基本平衡”的财务计划。世博会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且是难以量化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执行主任万季飞说，世博会的举办，将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巨大推动作用。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人总是抱怨，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而世博会的举办，将使全球诸多媒体聚焦中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世界上最大的独立旅行出版商Lonely Planet，已经把上海世博会列入2010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其他入选项目包括2010年2月的温哥华冬奥会和6月的南非世界杯等。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1月的世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所说，这次世博会既属于上海市，更属于全中国、全世界。

　　截至2009年9月23日，确认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达到242个，超过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创出的155个参展方的历史之最。参展方确认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正遭受着金融危机。不过，深受危机影响的美国、冰岛等国家，并没有因此而缺席。

　　提供可持续发展经验

　　冰岛驻华大使兼冰岛2010年上海世博会政府总代表贡纳尔。斯诺里。贡纳尔松，2009年9月说：“如果说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代表了全球经济大萧条的结束，那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可能代表世界经济的新开始。”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刚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经济的率先恢复，给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带来信心。但忧心忡忡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担忧，靠信贷刺激恢复的中国经济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毫无疑问，2010年世博会所带来的7000万游客，或将成为提振经济的火车头。

　　在陈信康看来，上海作为主办城市，世博会效应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非常巨大。上海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十字路口，世博会的筹办，将为上海乃至长三角的酒店、会展业等关联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世博会上展出的新技术，在规模化产业化之后，也将推动上海的产业升级。

　　人均GDP率先超过1万美元的上海，正面临劳动力、土地、能源等发展瓶颈，未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增长模式急需转变。对于新的发展模式而言，技术创新、和谐发展是核心关键词。

　　这些问题，不仅是上海急需破解的难题，更是整个中国都需面对的课题。

　　而在2010年的世博会上，可资借鉴的经验很多：德国馆中，融居住、工作、文化等生活空间为一体的“海港新城”；46%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巴西经验；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日本新技术，等等。

　　对于世博会新技术的学习和未来科技转化，上海已在着手规划。下一个10年，依赖科技创新、和谐发展，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可能将从2010年世博会起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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