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无法有效管理通胀预期

    我在2009年12月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所谓“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难以实现，其原因就在于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政府难以说服民众。当时因故未发表，今天再次发在博客，读来还有一些意义。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08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09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

    过高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尽管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9年11月才变为正增长，但在未来一年，价格上行态势已经形成，居民对物价预期具有逐渐走高的趋势。

    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可以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从货币主义观点看，货币存量的增加，最终将影响到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货币存量大幅增加以后，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逐渐产生，不过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认为通胀预期调整会非常缓慢。但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学派看来，货币存量大幅增加后，通胀预期往往很快就能形成。

    自从理性预期被引入通货膨胀研究后，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前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也使用预期概念，但与理性预期不同，其被称之为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适应性预期是指人们对未来会发生的经济变量的预期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并且随着经验的变化，不断改进自己的预期。在适应性预期中，经济行为人将他们对一个变量，如通货膨胀未来值的预期建立在这一变量过去值的基础上。这一构成预期“回顾”方式的主要问题是，直到这一被预期的变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稳定状态后，构成这一变量的预期才不会再次出错。也就是说，适应性预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其难以对经济变量未来走势形成相对准确的预期。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Muth）在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一文，此后在卢卡斯等人推动下，理性预期理论开始形成。穆思提出的理性预期基于三个假设，1，信息是稀缺的，经济系统没有损耗；2，预期形成的方式主要依靠描述经济运行体系的相关制度和结构；3，除非是基于内部信息作出的判断，一般的公开预测，对经济系统没有实质影响，只反映其运行趋势。

    理性预期成为研究通货膨胀形成理论的重要依据。赫尔姆特·弗里希在1986年就提出:“近十五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理论和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是否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穆思认为，“因为预期是未来全部事件信息全面的预见，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见是一致的”，“尽管存在着大量跨部门的不同意见，但一个产业的预期平均值，和精心构置的模型系统一样精确。”也就是说，行为人掌握了所有经济体系内的信息，并对经济变量预期的平均值是准确的，因而这种预期就是理性预期。

    那么通胀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

其一，工资谈判。工资与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工资问题也是影响价格总水平和总供给的主要因素。如果工会预期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就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以获得名义工资的增加，如果取得成果，无疑会带动成本上涨，进而实现预期中的价格目标。

其二是存货变化。如果企业预期到价格水平会进一步上涨，就会增加对产品的囤积，减少市场供给。因为行业的平均预测值是准确的，那么一旦业内企业形成一致性的预期，就会导致总供给曲线左移，从而在短期内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其三是投机需求。消费者预期到价格上涨趋势，就会增加耐用品的投机需求，进而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提高物价水平。

    对货币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通胀预期是如何被货币政策行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所影响，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做到能够真正管理通胀预期并不简单。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8年在波士顿联储经济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认，有一些测量预期通胀的方法，如了解家庭预期的调查，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从通胀指数化债券市场收集信息等。然而不幸的是，那些被称之为企业的价格设定者的预期信息，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对于通胀的动态演化，哪些预期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银行如何从各种方式中找到最好的收取相关信息的方式，依然还是问题。

    理性预期认为，行为人能够对经济政策和其后果作出准确判断，因而，政策制定过程常常滞后于公众预期，因而政策是无效的。当然，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之一是认为信息稀缺，并且在经济系统中不会浪费。但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是不完美信息条件。如果政府与公众在博弈中占据信息优势，也有可能能利用政策影响预期。

    在中国目前经济环境下，政府要想管理通胀预期，存在一定难度。

中国经济反弹强劲，但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由于一些高负债国家存在政府信用隐忧，使得世界经济增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下一年宏观政策选择了保增长、调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相协调的政策，这就使得宏观政策存在相机抉择。

    尽管中国CPI增速刚刚转正，政府强调2010年将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这种低通胀目标的政策选择能否得以实现，尚存疑问，因为低通胀的货币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证明，如果政策制定者无力承诺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那么也会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他们认为，如果预期通货膨胀较低，那么提高通货膨胀率的边际成本较低，则政策制定者将采取扩张性政策以将产量推至正常水平以上。但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有这个激励，那就意味着公众实际并不会预期通货膨胀较低。最终结果是政策制定者采取的相机抉择政策未使产量增加，却导致了通货膨胀。

    2009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当前物价满意指数为28.2%，较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呈继续下降趋势。4季度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为 73.4%，比上季提高6.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持续走高。

    居民对通胀预期出现持续上升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理通胀预期遇到困难。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解决低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主要使用两种模型，分别是声誉模型（reputation）和委托模型（delegation）。前者是指，如果公众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特点，则可以用政府声誉来保证避免发生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后者意味着，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及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人控制时，现实通货膨胀，进而预期通货膨胀也就越低。

    这两种方式在中国似乎难以做到。首先公众对政策的声誉不予认同，因为历史经验告诉公众，政府往往更偏好于追求增加产量，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另外，中国央行不具有独立的货币管理地位，缺乏中央银行家最优的“保守主义”水平。

    从目前政府传递的明年信贷、货币供给计划，以及当前的价格管理信息看，难以产生具有说服力的信号释放，政府只能从产能过剩和CPI水平来游说公众认可政府制定的低通胀目标，但以公众掌握的经济系统信息所形成的理性预期，公众不接受低通胀的说明，这样，就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发生动态不一致性，从而使实际通胀水平超出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从实际经济运行看，东北产粮地区农民形成了年底价格上涨预期，因而实行了囤积不卖的策略；主要城市居民预期房价继续上涨，因而在年底出现了投机性抢购的局面。这些公众通胀预期，实际传导到实际通胀形成过程。

    因而，中央银行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不能流于语言表达，应该制定出能够真正影响公众对物价预期的具体政策，并不断增强其可信度，最终达到调整居民和厂商预期的目的，进而实现低通胀的货币政策目标。

    当然，政府采用“管理通胀预期”这种相对和缓的说法，比起“管理通胀”这样更为严厉的信号，可能更容易缓解公众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也算作是预期管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