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挑起”战争的驻外大使馆武官

无论是对印自卫反击战还是美国侵越战争，都是在冲突升级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了战争。我国当然要提前一、两年派出最有能力的专业军事情报干部到印度、越南当武官，为卷入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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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皓，原名陈温柔，生于1913年，山西万荣县贾村乡杜村人，山西运成中学毕业，1935年在运成中学出席“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7月受党派遣入太原陆军教导团学习军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任中共荣河县委组织部长、巡视员，受党的委派组织荣河县抗日游击队。1938年7月率游击队并入了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晋豫边游击支队（唐天际支队，37年冬天在焦作-晋城一带组建），担任支队随营学校副校长兼大队长，训练连、排级干部。【属于部队的缔造者之一，所以直接从营级干起】

1940年2月所在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第二团，任第二营营长。1941年2月调129师参谋训练队学习。41年7月回新一旅二团任参谋长。先后多次参加反击日寇大扫荡。1942年5月率领二团在邯长公路南侧保卫刘伯承师长胜利突围。

1943年9月新一旅二团地方化，归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今焦作、济源、晋城一带）建制后，在豫北开展对日、伪军游击战。该团是有红军基础的团队，把游击支队知识青年多、政治活跃、朝气蓬勃的特点和工农红军立场坚定、英勇顽强的特点结合起来，攻防兼备，战斗力很强。在1943年、44年灾荒时期，二团指战员，节衣缩食，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当我军从平顺县南下时，每人都背了一个月的口粮，到达新区初期，不但不向人民征粮，而且拿出自己的粮食救济濒临死亡的灾民，自己吃糠咽菜，饿着肚子，进行战斗。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每人平均开荒三亩，自己解决三个月食粮，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每人每日还节约六两口粮，救济灾民。在农忙季节，每天都派出小分队四处活动，掩护人民抢种抢收，生产自救，渡过灾荒。因此，八分区人民对二团这支本地土生土长的子弟兵有深厚的感情，誉为“子弟兵老二团”，纷纷将青年子弟送到二团参军。至今在当年八分区辖区，老二团仍享有很高的声誉。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原八分区）参谋长兼焦作市警备司令。1946年夏任太（行）南指挥部参谋长，参与了孟县战役、辉县战役指挥。1947年1月任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参加了豫北汤阴战役和解放博爱的战斗。1947年8月任9纵26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参加了中岳伏击战，解放宝丰、叶县以及歼灭国民党军整三师的战斗，接着又参加洛阳、登密、开封和郑州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解放军第15军44师副师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广东阳江战役、粤桂边战役、云南战役。

1950年春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二处（即军队侦察处）处长，赴朝参加中朝两军对前三次战役总结会和第四次战役。（军委情报部一处即派遣处，当时负责人是席一，后任总参二部副部长） 1952年调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主任，轮训全军侦察情报干部。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获2级独立自由勋章、2级解放勋章。 1960年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1963年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1967年回国。【一个普通的、资浅的师参谋长能突然被总部选中，当正师职主管全军部队侦察工作，显然是47年夏随陈谢兵团渡黄河南下后的作战表现得到了陈赓赏识，从而获得了推荐】

1960年下半年，调任我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当时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印度外交部门不几天就送来一份照会，内容无非是我们军队在他哪儿骚扰，或者我们的军队越过他们边界几十公里。陈皓一看，说：这不对呀，这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呀，离他们印度的边境还远哩!一会儿，印度人又骑着摩托车来了，说他们刚才的照会出了技术问题，搞错了。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照会，一年来他们竟接了一百多个。他们接到照会后，及时向国内中央政府作了报告。1961年，他们可以说是在照会年中度过的。

1962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进一步掀起反华高潮。他们组织出租车司机，在我大使馆门前向大使馆打电话、喊口号，辱骂我国家领导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而苏印关系却比较紧密。苏联驻印度外交官借机常常向我们发难，陈皓针锋相对，予以还击。
    有一次，在尼泊尔国王生日宴会上，苏联驻印度大使对陈皓挑衅说：“哎呀!印度准备派一个大使计划到中国去，因为身体不好，去不了啦。”陈皓一听，就知道他没安好心，说：“印度可能不是派大使，而是向中国派军队吧!”苏大使说：“你别听那些不负责任的报纸上话。”陈皓说：“印度的高级将领已经在我们的边界巡视了!”苏大使说：“那都是‘蚕食’小动作。陈皓说：“‘蚕食’多了就成了大动作。”苏大使不高兴，大声说：“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侵略别人。”陈皓反问道：“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列宁同志又说了什么?难道你都忘了吗?”

    其时，印度对我们的大使馆监视越来越严密。陈皓的小车一出使馆门，就有专车跟踪。这种盯梢使陈皓，特别是他的司机异常烦恼。有次，司机突然来了个急刹车，陈皓急忙制止，耐心地对司机说：“这两辆车要是碰撞了，就成了大新闻了。他跟着我们也好，这样倒很安全。”

1962年10月份，我国外交部和军委情报部为大使馆发来电报，要求他们做好撤馆准备。于是，他组织大家清理文件，把所有的文件，片纸不留地统统烧掉。洗澡锅炉昼夜不停，烟尘飘到大街上。印度报纸登出中国要撤馆的消息，他们还组织人游行、示威。出租车司机和五千学生包围大使馆，有些人向大使馆扔火把。10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进行自卫还击。解放军健儿勇猛向前，“势如潮涌”，摧枯拉朽。印度军死的死，逃的逃，虽然没把其总指挥高尔逮着，却把其来犯之几个师全部歼灭。我们一直打到中国和印度的老边界，吓得那儿的城市——提斯普尔官员和警察都跑了。直到印度总理表态说：“我们印度愿意与中国和解，愿意与中国坐在桌子旁边谈判。”

    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7年春天，陈皓任我国驻越南大使。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外交工作无小事，重要情况要向国内报告，请示总理。他们武官处工作十分紧张，作战办公室24小时值班，有一天，从上午四点到下午四点，同国内通电话34次，足见其工作量之繁重。陈皓有时要陪同我国军队领导人参观越南的指挥阵地；有时要陪同越南军队领导访问北京，参加他们和我国领导人的谈判；商谈我国支援越南的物资、粮食、军械和运输；汇总国内外的军事情报，分别向我国和越南有关方面通报；调查典型战例；调解一些矛盾和误会，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1966年，我国大使馆遭到美国飞机轰炸，距离陈皓的隐蔽部只有42米，他当时正在办公，感到强烈地爆炸气浪震动，泥土把他的门口都掩埋了。由于环境艰苦，工作又非常紧张，使他患上了心脏病。
    陈皓说，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他一生和毛泽东握了三次手。第一、二次是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三次是1965年7月，他陪越南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文进勇大将访问北京时，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回头看见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子?”他回答说：“叫陈皓。”毛泽东又问：“哪个‘皓’字?”他说：“皓月当空的‘皓’。”毛泽东想了一下说：“你就是陈武官呀!我想起来了，你常给我发电报。”他返回越南后，向大使馆人员转述了当天毛泽东接见他们的情形，同志们倍受鼓舞。

后任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顾问，1982年按副兵团职离休。1988年获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7年1月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