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战英豪 孤臣孽子：蒋介石的侍从武官

论语1972：
前不久，陆以正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文章，悼念10月18日去世的同为著名外交官的老友夏功权。承蒙凯迪“天会亮”网友的转载（“热血爱国真英雄 悼抗日英雄夏功权”，链接后附），我们得窥了该文的原貌。根据杨天石介绍，197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蒋夫人宋美龄和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的“偷情绯闻”，于是时为中华民国驻纽约新闻官的陆以正代夫人向纽约最高法院提起对于出版者的民事诉讼，该案以夫人全胜告终，诽谤者不敢再以此话题造谣牟利，因此陆先生在大陆也是颇有知名度的。但是夏功权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大概关心台北时事的朋友才会蓦然记得，原来此翁就是2001年7月31日制造“割腕血谏党中央”事件的老英雄。
当时，年过八旬的国民党中评委夏功权在中评会讨论“开除李登辉”提案后，上台发言，要求党主席连战拿出魄力，开除李登辉，夏认为，三党联合是打败陈水扁的最好办法。他还说：“若不及时处理，下次我就不会回国民党开会，若三党不合作，两年半后不拿回政权的话，很多人都要死谏，但两年后我们都不在了，今天就是两年后的榜样”，语毕随即拿出自备的小刀，高举左手当场割腕，附近布满血渍。送台大医院急救之前，夏老还谆谆嘱咐连战“以大事小”，促进团队，开除李登辉案要大义灭亲云云。
不管此老的信仰和价值观如何，也不管时人说他执着还是僵化，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夏那种孤臣孽子般的耿耿忠骨，但这和一名外交官应有的圆滑机变、进退自如的职业伦理应有所不符。夏老的外交资历可谓完整，从美洲司帮办开始，历任礼宾司长、驻新西兰大使，直到担任驻纽约总领事和驻美代表这两个重要职务，最后以驻乌拉圭大使而退休。但是，据当时他的同事陆以正回忆，“他从来不理会外交部官腔”，有次呈部电报措词激烈，用了“坐以待毙”4字，外交部来电斥责，他回电说，“那是发电译码造成的错误”，“原稿实系坐以待旦”，此事才算搪塞过去。 美国总统卡特与中华民国断交后，蒋经国派他为首任驻美代表，夏老“不负所托，3年任内两国关系虽然改善许多，但他永远只打一条黑领带，表示无言的抗议。美国人也了解他的心情，无人曾加指责”。
这种天真刚烈的性格来自于哪里呢？或许，我们必须从他的经历开始探究。据陆以正介绍，1919年“夏功权出生于宁波世家，父亲早逝。他奉母至孝，李太夫人移居北京，他就读育英附小，不但奠定英文基础，也学会一口京片子”。其实，这里的语义颇为含混，夏老籍贯的确是宁波，出生地却是上海，这在他晚年曾有所说明。陆老还说，那时候的中国“家中如仅有独子，可免服兵役。但爱国心强烈的夏功权坚决要当军人去打日本鬼子，夏伯母终于让他去报考中央军校。由于他的英文程度超越侪辈，那时抗战已开始，他转入空军军官学校，毕业于第14期”。毕业后又被派到美国受训，但他“使尽千方百计，才被调回重庆，加入中美混合空军联队，出过许多次危险任务”。
以上描述，一个英勇顽强的热血军人的形象跃然眼前，难怪得做外交官会不满于“坐以待毙”而得罪长官，83岁高龄还会怒其不争，割脉血谏，人的履历之中，自有他的性格伦理和行为逻辑的沉淀与隐现。只是从陆以正的悼念文章中，我们发觉有些时间上的断裂：抗战结束直到随国民党赴台那段时间，夏老又在从事什么工作呢？这段工作对于他日后那种敢说敢为、正气凛凛的行为方式，究竟有没有影响呢？
抗战刚一结束，年仅26岁的夏功权就被召进委员长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有史以来第一位空军武官。二战末期在盟国的帮助下，中国的现代化空军开始从头建设，蒋委员长急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秘书随侍左右。夏虽说年轻，却是去过美国受训又有实战经验的军机飞行员，且英文优秀，足以处理日常关于空军的机密文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夏功权为宁波人。蒋的随从近侍都是浙江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人说蒋不信任外省人，这当是误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国语不标准，外省人或许听不懂以至于误事。
蒋介石的口音，很多年后还遭到黄仁宇的讥讽，我们从现存的演讲录音中证实了他的抱怨至为合理。现在坊间还有总统府侍从误将“绢头”（手帕的意思）当“砖头”的笑话流传。据说蒋语速加快的时候，甚至上海人蒋夫人都会不明所以，偷偷向浙籍卫士要求“现场口译”。台湾光复以后蒋去视察澎湖，竟然无法和当地派出的司机交谈，因为他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国语”，于是蒋介石最后只能用日语沟通，总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这位26岁的青年力尽关山、英勇善战，但毕竟还是个大孩子，蒋介石就从一些小事熏陶他。比如夏功权的内衬秋裤长过了外罩军裤，蒋介石就会提醒一下，令他注意军人的仪态整齐。不过纯真的性格却无从改变。1946年6月，国军克复长春，蒋介石莅临视察。在机场他们就被当地父老包围了，为首是14位花甲老人，他们高喊道：“从九一八到今天，15年了，我们终于重见天日了！”然后齐齐跪在委员长面前先笑后哭，又笑又哭。看到这个场面，身为侍卫军官的夏功权不禁不顾“军人仪容”而泪流满面，不过这次倒是没有遭到领袖的申斥。
其后的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为中国行宪后第一位全民总统，国民政府改组成总统府，而夏功权工作内容依旧，仍然是蒋的空军武官。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东北、徐蚌的惨败和桂系李白的逼迫，蒋于9个月以后洁身引退，回到了家乡奉化溪口。当时蒋介石规定手下将总统府原样留给李宗仁，公家物品一件都不许拿，而领取政府薪金的官员军人一律留在府内。但是，仍有近10位忠诚于私人关系的公职人员愿意跟随老首长下野，夏功权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唯一留下的武官。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夏此时已经不复是国家军官，仅仅是一位退休老人的私人秘书而已。
作为一个军人，夏不是很关心意识形态的对错，他也没有研究过当时内战的原因，按照他的说法，孙中山是“均富”，而斯大林是“均贫”，两个政团或许只是经济制度的差异，中国人诚然不该打中国人。而为何在蒋失势的时候还紧紧跟随，他始终没有解释过。随蒋返乡不仅影响到可能中的军人前程，更要命的是直接影响了夏功权的日常生活——因为所谓是“四大家族”之首的蒋介石居然没钱支付他们的薪水。
夏在晚年回忆道，蒋介石下野那天是1949年1月21日，而“总统府发薪是月底”，于是他们“没拿当月的薪水”。其后更是没钱可领，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包括夏功权在内，所有随侍到溪口的秘书卫士每天只能领到1.5斤糙米，而下饭菜只有一样，就是奉化“名菜”咸韭烤笋，每天如此，没有第二样多点油花的素菜，更没有荤腥。而且溪口毕竟乡居逼仄，卫士们也管不了“军人仪容”了，顿顿只能蹲在门口吃饭，每次蒋介石看见以后黯然神伤，一言不发。
其实蒋经国还是在动脑筋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银行借贷，根据他日记编撰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也记载了当时的人情冷暖和焦灼心境。而更尴尬的是，这个钱竟然没有借到，于是随从侍卫们只能继续吃着“烤笋”做义工。后来曾有种流言，说蒋介石离京的时候，曾经抬走了几件黑木箱，而箱中便是留作逃难的银洋。夏功权和当场所有的卫士反驳了这一说法。他们证实，的确有黑木箱，但其中装运的是蒋介石30多年从未间断的日记，是他真正视为珍宝的留存，这些日记，随着蒋的转进落脚台湾，最后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默默地接受着国人和历史残酷而公正的拷问。
和蒋经国一样着急的，就属夏功权了。因为当时秘书星散，于是他被派兼管总务。这下夏功权忙坏了，“往来电报信件、接送宾客、照料柴米油盐、管钱，每天只睡3、4个小时”，而问题在于“无钱可管，还要做无米之炊”。他们的窘境终于被来溪口作客的何应钦发现了，但何此时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一介正在养病的平民而已，无职无权，只能建议他们向参谋总长顾祝同做个申请，说他们的薪水可以由“军费上拨些来”，因为武官侍卫毕竟还是军人嘛。但何走后此事又没了下文，直到4月底敌军跨过长江，蒋介石带领他们驻节台湾，这个问题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虽然，去台湾只不过是将伙食由烤笋变成了空心菜，但毕竟有了定时的月薪，秘书侍卫的家眷们可以稍稍安心了。
其后夏功权与其说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还不如说是他的贴身保镖更确切。蒋介石不断穿梭于兵荒马乱之中，在兵败如山、分崩离析的军事大局中，还在力图弥合中央政府、黄埔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三者之间的矛盾。此时，安全保卫要比处理公文电报重要得多。比如蒋介石去昆明安抚即将叛离的卢汉的时候，夏就持续精神紧张，一旦形势有变，他“就要武装保护总统（指蒋介石）到机场，必要时牺牲自己”。但即使这样努力，局面还是仅仅维持了8个月。代总统李宗仁出走美国之后，1949年12月21日，蒋介石看着满山敌军的逼近，飞离了成都凤凰山机场，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大陆国土。当日驾机者是著名飞行员衣复恩上校，而副驾驶正是夏功权本人。
去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溪口，为此蒋介石安慰一干随从：“侍卫人员生活很苦，国家穷，待遇差，但千万要注意子女的教育”，随后就是以“二年反攻、五年成功”来激励大家。当时形势局促，作为传统伦理中的大家长也只能如此。不过此时的开始安定的夏功权谈起了恋爱，对象就是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的千金黄新平。他们1951年结婚的时候，由于“生活很苦，国家穷，待遇差”，欲买一身婚纱而不能。夏为了不让新娘失望，将自己的废旧降落伞改制成嫁衣，博得新人一笑之余，还借给同事们使用，很有趣味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儿女豪情。
随着1950年3月蒋介石复行视事，重任总统，夏功权也终于有了个正式的职务，就是“总统府机要秘书”。从此他的生活理应高官厚禄、风平浪静了，但由于此人的性格特质和行为原则，使得他又再度经历了几许危难。陆以正的悼念文章也提到了这件事。1954年，夏为了提振士气而主动重返空军，按照陆的说法，“才是夏功权对国家贡献最大之时”。中美间有秘密合作计划，他担任空军第12侦察中队长，飞改装的RF-86型照相侦察机。“有次美方要求的任务，是远至广西拍摄邻近越南的机场。问题在即使把机上所有装备都拆掉，计算可载汽油重量，仍不够往返所需”，对于这种形同自杀的任务，夏追忆说：“我怎能派任何一位队员去送死，只有派我自己”。而“深入大陆，唯一逃避雷达测到的方法，是以几乎贴近地面的高度飞行。拍摄照片后，再拉高到20000多英呎，一路回台”，此时敌军战斗机“早就在厦门一带上空等他”了。
关于此时的任务，夏功权自己有着更为精彩的叙述。后来他已经升任6大队作战科长，国防部要他们到粤、桂、滇、越边境察看，作战官计算后说：“我们无法到达，因直线去、直线来都做不到，况且我们必须弯曲飞行”，要求退回这个命令，夏答：“我的部队绝不退回命令”，次晨早起，他自己揹个降落伞上F-86就走了。
到韶关天气恶劣，在36000呎高空推机头，35分钟后降到18000呎，还看不见陆地。于是夏功权马上回头，回头又上升到28000呎，“到韶关以东，发现中共拦截机就在眼前”，然后马上升高，夏立刻推头朝东，但不能多推，只能稍微加速，敌机就又折回，慢慢地接近，靠近汕头时，就不追了。“当时没有空对空飞弹，打也打不到”。到汕头东北上空36000呎处发现飞机已经没油了，夏“就将飞机滑回来，欲到马公落地”，但机场太小，他“便顺西风回台南，到台南上空两千呎时，一转弯放下轮子就落地”。
蒋介石于1956年要夏功权接任美国武官，但夏还是计划在美国唸大学。本来他在少年时代的专业是电机工程，但是两年后即爆发中日战争，遂投笔从戎考入空军，现在相隔19年，电机工程的知识已经跟不上了，所以换修国际法，于1959年获得学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还协助总统府、外交部和空军一起侦办了“毛邦初案”。后来硕士学位还没修完，军方就在1960年将他调了回来。回国后，本拟进外交部，但是因为其岳父黄少谷任外交部长，会带来人事困扰，于是仍要再度观望。
黄少谷在8月底调差，出任西班牙大使，外交部由沈昌焕接长，蒋介石马上关照参谋总长彭孟缉下令给空军总司令部：“奉层峰命令，空军上校夏功权调外交部。”于是夏正式到任。想不到刚调3天，空军要他回头，希望他能向340个二级以上军官讲解有关计划，于是向外交部请假，重着军装。这次讲课完毕，夏是流着眼泪离开的，因为空军哺育他成长，而这毕竟是他为空军的最后一次服务。
人对人的感观各有不同，夏功权结识陆以正时，已经55岁，但我们考察了他一生的行状，似乎发现他那种纯真忠勇、嫉恶如仇的品性没有丝毫变更。陆以正在文章最后说：“这是我认识的夏功权。不论识或不识，像他那样热血爱国的人，今天找不到几个了”——这也就是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为了纪念因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幸福而殉难、受苦和做出点滴奉献的国军将士、敌后特工、游击队员、爱国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们。他们的英灵和大爱照亮了青天，和日光同辉，他们的热血和青春染红了鲜艳的国旗，捍卫了华夏子孙宁死不屈的尊严。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逐渐隐退。
2008年11月2日
改定于吴县平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