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灭门的始作俑者：赵盾执政晋国权势超越君主

京剧名家谭富英（白髯者）在《赵氏孤儿》中饰演的赵盾（来源：资料图）

-　　本文摘自《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作者：是非历史 又名虎公，原题：《晋国诸卿家族史（上）之三：赵氏》

　　第三代

　　赵盾（赵宣子、赵孟）：夏天的太阳

　　以两个季节的太阳比喻赵氏父子的，是狐偃之子贾季。这个比喻我们是完全可以采信的。冬天的太阳温和而微弱，人们盼望他的光顾而总觉其不够；夏天的太阳炙热，使人畏避。对于赵氏来说，冬天刚刚过去就来了个夏天，似乎不合时令，这对赵氏自身是吉是凶？可真不是一件好说的事情。

　　第一部分：获取与巩固执政地位（前622-618年）

　　前文说过，赵盾拥有的政治基础十分良好，这是父亲赵衰十几年一点一滴铺垫的成果；但是仅仅有这个还不足以让赵氏的气势从冬天直接进入夏天，还需要一些偶然的幸运，那就是：前622年，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恰巧都去世了，“六正”的位置一下腾出四个。给赵盾这个小一辈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军元帅先且居的去世，意义尤其重大。晋襄公时期，虽然表面上还是军、政分离，但是中军元帅的政治权力在逐渐加大，因为当时虽然赵衰是执政大臣（？），但在军中他是先且居的部下，其权力必然要被侵占。更主要的原因是，晋襄公是一位以宽仁为基调的君主，不象文公那样强力。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强有力的君主，往往会出现强有力的大臣。赵衰在执政的5年里未见有什么重要的作为，就是这种趋势的表象。因此，前622年，先且居去世，如果按先轸与文公年龄相当，则627年去世时是70岁左右，当时先且居大约50岁，到前622年，寿命应该不过60岁。可以想象，如果他的寿命再多十年，那么实现军政大权合并的应该是先氏家族，而年轻的赵盾是很难有什么机会的。先且居的早死是整个家族的巨大损失，但对于赵家而言，这却是天赐的好运。

　　（一）军政大权一朝在手

　　1，前621年的重要干部格局

　　前622年，晋国五军的将佐分别为（根据现有资料推断）：

　　中军将：先且居

　　中军佐：赵衰

　　上军将：栾枝

　　上军佐：胥臣

　　下军将：箕郑父

　　下军佐：荀林父

　　新上军将：先蔑

　　新上军佐：士縠

　　新下军将：先都

　　新下军佐：梁益耳

　　前622年，赵衰（中军佐）、栾枝（上军将）、先且居（中军将）、胥臣（上军佐）在一年中先后逝世，晋国六正突然损失了前四位，，晋国政局无疑面临着重大的调整乃至动荡。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国家正卿（元帅）人选的确定了。

　　分析这时候的高干格局，可以发现权力竞争者历史性地划分为、老两个集团。首先，按照晋国官员稳步升迁的习惯，这时候箕郑父、荀林父、先蔑、士縠、先都、梁益耳六个人应该都可以稳步升迁，如果取消新军的建制，其他人应该没什么机会；但是同时，先前一些重要大臣所在家族的继承人也在试图继承父辈的政治地位，这些人主要有：

　　狐射姑（贾季）：狐偃之子；

　　赵盾：赵衰之子；

　　先克：先且居之子；

　　栾盾：栾枝之子；

　　胥甲：胥臣之子。

　　——这五个人的父辈都是文、襄时期有威望、有权势的老臣。是老人集团按顺序提升，还是新人集团继承父业？摆在晋襄公面前的的确是个棘手的难题：第一：一下子走了排名前四位的肱骨大臣，连个镇得住场、能拿大注意的人也没有；第二，更要命的是，襄公是一个仁厚善良的君主，而且耳软心活的毛病十分明显，尽管6年前被先轸骂过、啐过，但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晋国的这次权力分配一波三折，极有戏剧性。

　　2，夷之蒐的风云变幻

　　（1）襄公的初衷

　　前621年春，晋国在夷举行大阅军，重新任命将帅。晋襄公是个温和的人，因此按照他的性格，他是不会选择重大变动的改革方式的，按干部顺序依次升迁自然是他的首选方案。他打算在重用老干部的基础上变动人事，即让士縠做中军元帅，梁益耳为中军佐；箕郑父做上军主将，先都做上军佐。

　　（2）先克的力谏

　　襄公的意图十分明显了，对于这个方案最不能接受的要算是先且居的儿子先克。一方面，他属于新人集团，如果现在的老干部按顺序升迁，那么自己基本是没什么机会进入六正的行列了，因为贾季、赵盾年纪比自己大，资历比自己深，从辈分上说，贾季、赵盾、栾盾、胥甲的父亲是文公时期的大臣，而自己的父亲是襄公时代的大臣，论辈分自己最低，如果有新人加入六正，也论不到自己头上。祖父、父亲都是大元帅，自己如果连前六都进不去，怎么也不是个事情。而自己要实现目的，只能是新人党胜利，而且必须是大胜才行。于是，先克就成为维护新人集团利益最坚决的新锐了。

　　于是先克提出了不同意见：狐偃、赵衰的功勋怎么能忘记呢？这一下襄公犯了难：是啊，先氏、狐氏、赵氏的先辈都是晋国的肱骨大臣，家族也都是国家有实力有威望的大族，一点都不照顾，显然说不过去。尤其是，面对先克，襄公自然会想到了先克的爷爷——武功烈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先轸元帅，想到他对自己的真切规劝和以死表达忠诚的往事；他还不可能不想起刚刚病逝，军事谋略、政治才华兼优的先且居。——无论襄公想到了什么，也无论除了先克之外还有没有人在他面前提出类似的意见。总之，他改变注意了，任命狐射姑（贾季）做了中军主将，赵盾为副将，其他人员为：

　　上军将：先克

　　上军将：箕郑父

　　下军将：荀林父

　　下军佐：先篾

　　——新人集团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3）阳处父的到来和权力重新分配

　　夷之蒐刚过了没几天，襄公的老师阳处父太傅从卫国出差回来了，麻烦也来了。

　　根据《左传》记载，“阳子，成季（肇衰）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这里说阳处父是赵衰的“属”，有观点认为是“下属”，但阳处父本身是太傅，很尊崇的地位了，除了国君，似乎不可能是任何人的下属，这里的“属”似乎更象“党羽”的意思，也可能从前是？但是说他“党于赵氏”，这个“党”应该是“朋党比周”的“党”，而不宜理解为“偏袒”的意思，因为偏袒是作为裁判者来说的，而阳处父这时根本就是屁股坐在赵盾这一方来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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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襄公前述的老毛病，这次又是老师在说话，不由得他又变了，晋国重新在董（在今山西万荣县，一说在闻喜县东北）举行阅军，把贾季和赵盾的位置调换了过来，至此，赵盾终于登上了军政大臣的位置。

　　（4）人事变动之外的深刻变革

　　这次变更除了具体人事上的变动，还有更实质的两个变革：

　　第一撤消两新军，恢复三军的军事建制。这个变革不知道是襄公自己的注意还是新人集团为了打压老人集团的主张。卿太多了容易涣散，不好团结和形成合力。但晋国的军事建制此后还有变革。

　　第二，军政大权合一。自文公以来，中军元帅先后有郤谷、先轸、先且居；执政大臣先后是狐偃、赵衰。军、政大权一直是分而治之的，这样不至于大臣权势过重，危及国君的权威。到了现在，赵盾不仅担任了中军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执政大臣的地位——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第一次颁布系统的治国方案，其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

　　第一，行政法制方面：制事典（制定章程规则）；本秩礼（明确贵贱等级）；续常职（恢复废除的官职）；

　　第二，刑事法制方面：正法罪（明确刑事法规范）；辟狱刑（清理狱囚积案）；

　　第三，民事经济制度：由质要（使用契约帐册）；董逋逃（追捕逃反：主要应为追捕逃跑的奴隶，这是周王朝就确立的原则。奴隶当时是财产而不是法律上的“人”，因此这项举措应该视为财产法而不是刑事措施）。

　　第四，具体措施方面：治旧污（清理积弊）；出滞淹（举荐沉沦是贤人）。

　　——赵盾的上述措施是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案，但应该还没有达到立法的水平，而且也是秘而不宣，由统治者自己掌握的。同时，还应该是一套成文的规范（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虽然不是严格的法律，但无疑为后世成文法的出现积累了经验。

　　军政大权的合一，这是权力自身集中规律的体现，也是襄公仁弱性格的产物，同时，大傅和大师两个具有尊崇地位的官员的确认无疑也会让襄公丧失否决的决心和勇气。

　　由上面的执政纲领看，赵盾的确是个努力工作、善于思考（不然系统措施不可能很快完成）、能力突出的人，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此，晋国的国君不断丧失君主的权力和威信，而只能在各大家族的平衡中寻求自己的权力空间了。

　　（二）挤走新人集团的政敌

　　前621年襄公的这两次阅军，不但激化另外新人集团与老人集团的矛盾，也激化了新人集团内部的矛盾，为日后国家的动荡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本来，如果有一段时间的缓冲，一切矛盾是有机会化解或者淡化的，但是似乎是天不佑晋国。就在争夺军事席位之后的半年，前621年8月，晋襄公又撒手人寰。于是围绕着立嗣问题，第二轮争斗更加剧烈地展开了。

　　斗争的背景：第一，襄公的太子年纪还很小；第二，按照晋国的制度，文公的儿子（襄公的兄弟们）都不得在国内任职，都在国外。于是，立襄公的太子还是兄弟，以及立哪个兄弟，成了晋国上下争议的焦点。

　　文公一生女人很多，儿子也不少，这次争论涉及的主要有：

　　（1）公子雍。文公排名第四的老婆杜祁所生，时在秦国任亚卿；

　　（2）公子乐。文公排名第九的老婆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的那个怀嬴）所生，当时在陈国。

赵盾力主公子雍，贾季则力挺公子乐。赵盾指出：“公子雍乐于为善，年纪又长，先君文公就很喜欢他，而且他是秦国的外甥，容易得到我们的老朋友秦国的支持；安排善良的人地位就可以稳固，事俸年长的人大家也会信服，立先君所喜爱的公子也合乎孝道，连接旧好（秦国）局势就容易安定。现在国家多灾多难（旧臣、国君相继去世），所以我主张立年长的君主，公子雍有上述四条优势，所以立他是最合适的了。”贾季则认为：“不如我们立公子乐吧。他的母亲辰嬴被两位国君（嫁给文公前，辰嬴曾是文公侄子怀公的老婆）所宠爱，我们立她的儿子，老百姓必然拥护。”赵盾马上反驳：“辰嬴地位卑贱，在文公的内人中排名第九，这样的人，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威望呢？再说，她服侍两位国君，说明她是个荡妇啊！作为先君的公子，公子乐不能得到大国的庇护而呆在陈国这样一个小国，说明他很没出息。母亲淫荡、儿子没出息，就没有威望；陈国又小离我们又远，有事情也不能援助，怎么能巩固地位呢？而公子雍的母亲杜祁呢？人家因为襄公当了国君，就主动让逼姞（襄公母）排名在自己的前面；因为翟人是我们的强邻，就让季隗也排在自己前面；就这，人家在文公的内宫还是第四名呢！因为杜祁的谦让，文公就喜欢她的儿子，让公子雍到秦国去做官，当了亚卿。秦国强大、离我们又近，足以成为他的外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老百姓中树立崇高的威信，立他不是很合适嘛！”

　　按说这属于正常的争论——虽然老帐本都翻出来了，显得很不雅。考察争论的内容，赵盾的似乎还更合理一些（秦国强大，是很好的外援，杜祁贤德。）但是这个争论一旦和权力斗争结合起来，问题就变质了，大家都知道立一个自己方面的国君的巨大意义，于是争执不下，最后谈崩了，赵盾直接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来即位；贾季也不示弱，同时派人到陈国迎接公子乐去了。但是他的使者还没出晋国，就被赵盾派人“解决”了，贾季这次深刻地体会到，现在，在晋国，自己的实力比赵家已经相差太多了。

　　转眼1个月过去了，思前想后，贾季觉得罪魁祸首还是阳处父，不是这个老贼，自己又怎么能凭空失去中军元帅的政治制高点呢？贾季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他派自己的族人——也许是亲堂兄弟的狐鞫居去做掉了阳处父——这其实已经是一种丧失政治理智的报复了，为出气而抱负，根本没有心思计算利害和后果了。

　　但是敌人的反报复是必然到来的，11月，主持埋葬完晋襄公后，腾出手来的赵盾立即处死了狐鞫居。从下手的时间来看，赵盾的确是比贾季更合格的政治家（或者叫政客）。在人身安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贾季不得已远遁到翟人那里去了。赵盾也并没有赶尽杀绝，还派亲信臾骈把贾季的家人、财产送到了翟，留有余地，是成熟政治家的素质，毕竟大家都是统治阶级吧。

　　狐氏就这样黯然离开了晋国的权力中心，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三）粉碎老人集团的反扑

　　新人内部的矛盾是解决了，但老人集团似乎更不能容忍他们的失败。前621年冬贾季出亡后，晋国的六正位置最终定格为：

　　中军将：赵盾

　　中军佐：先克

　　上军将：箕郑父

　　上军佐：荀林父

　　下军将：先蔑

　　下军佐：先都

　　——对这个最不满意的要算士縠了，本来有机会做第一名的中军元帅，现在却连什么也没捞到！

　　还有先都，本来即将是第三名的上军将，现在却成了第六名的下军佐。尤其是前621年8月，赏识自己的晋襄公去世，赵盾掌权，和先克打得火热，自己更受冷落，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

　　还有箕郑父，本来按照顺序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一把手，现在却当了两个后生的部下，这个心理落差实在也不好调整的。

　　还有梁益耳，中军佐的梦想也落空了。

　　尤其是先克作风比较霸道，喜欢夺利，还侵占了蒯得家的田地，可以想象得罪的其他人也不会少。因此他就成了“老人集团”愤怒的焦点和报复的首选对象了。

　　前618年，忍无可忍的先都、箕郑父、士縠、梁益耳、蒯得互相串联，决定报复，正月，他们派刺客刺杀了先克，我们有理由这些老将们除了单纯泄愤，还有更重大的目的，比如端掉赵盾，夺取大权。因为当时箕郑父是上军主将，与先都在六正中一个第三、一个第六，士縠、梁益耳也都是有地位、有资格的高干，不会如此头脑简单。但他们的计划和目的已经不可知了，重要的是他们受到了严峻的惩罚。就在当月，先都、梁益耳被杀，三月，箕郑父、士縠、蒯得丧命。从几个人被杀的时间我们有理由推断可见，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这些人不是单纯针对先克的，而是有更深更大的用心和计划，而全部的计划到3月才完全泄露，所以箕郑父、士縠、蒯得才在晚写时候一并被杀死了。——不管如何，几个老资格就这样失去了自己本来已经比较高的位置，彻底为年轻人腾出了位置。-

　　（一）赵盾与国君的关系及其对君权的侵夺

　　1，第一次立君的跌宕

　　且说前621年之冬，赵盾与贾季争论立君之事并最终排挤走了贾季，按说国家多故立长君也是正确的思路，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好戏还在后头。

　　（1）秦国的野心和手段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派去秦国邀请公子雍回国即位的大臣先蔑、士会已经和那边洽谈妥当，并回来复命了。这时候秦穆公刚刚去世，秦康公即位，这又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在他看来，公子雍回国即位或许是秦国一次难得的机会，他显得极为负责：“当年我们送文公回国即位的时候因为派的人少了，所以吕甥、郤芮发动政变试图谋害他，现在我们要吸取教训了。”于是，秦国的大部队护送着公子雍，浩浩荡荡望晋国出发了。

　　（2）穆赢的胜利

　　而这边一切还乱糟糟的。太子的母亲穆赢（应该是秦康公的姐妹）听说自己的儿子要靠边儿了，一下子不干了，妇人有妇人的奋斗方式，每日抱着太子在朝堂上边哭边控诉：“先君究竟又什么罪？他的嗣子又有什么罪罪？你们舍弃国家的嗣君不立而到外国找国君，你们打算把太子怎么办？杀了他吗！？”一时弄得大家都很尴尬，好象群臣集体出卖了良心似的。一直闹到退潮，穆赢又抱着太子来到赵家，扑通一声给赵盾跪下就磕头：“先君原来抱着这个孩子嘱托你说：：‘如果这孩子将来有出息，我会感激你；不过不成材，我在那边也要埋怨你。’现在先君刚刚死，但恐怕这些话在您耳边回响吧。您就这样把自己的承诺抛弃，到底是为什么啊！？”于是，事情又突然逆转了：《左传》认为：“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杜裕注认为是“惧国人逼以大义”）。《史记-晋世家》的说法是：“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穆）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赵世家》曰：“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意思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能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描写过于表面化甚至美化了：第一，穆赢在赵家说的话都是光明正大，拿得上桌面的，她天天在朝堂上哭诉，这些话恐怕早就哭诉过了；第二，用纯粹光明磊落的大道理就能感动一位成熟精明的政客，基本上是没什么不可信度的。穆赢的话是在大门口讲的还是在屋里说的已经不可考证了，反正是在赵盾面前说的。按照常例，臣子是不会把国母挡在大门外面说话的，而他们除了说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交流，恐怕赵盾和穆赢都不会愿意公开吧。第三，外部因素。秦国派重兵护送公子雍回国，其用心值得怀疑。赵盾不会不想起当年的里克，里克杀了献公的两个小孩迎接晋惠公，而惠公刚一回国，不仅赖掉了许诺给里克的种种“优惠”，还杀了义正词严地杀了他。现在的秦康公手段更加强硬，公子雍在秦国做到亚卿，八成也不是什么无能之辈。万一他回来要找个替罪羊……后果不可想象！因此，对于当时的赵盾来说，还是立个小孩安全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按说，即使调整了方案，如果原因光明正大，也有必要跟出差回来的先蔑、士会解释清楚，做好思想工作；甚至可以和秦国人解释一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赵盾不但瞒着自己的两个同事秘密立了灵公，而且给秦国人来了个突然袭击，弄得象做贼似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穆赢的这次拜访觉不仅仅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幕后很可能有着一笔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而《左传》、《史记》的描写，多半是赵盾后来对外宣布的内容，都是上得了台面的东西——那时候的宣传口径把握恐怕和现在也差不多吧。

　　另外，关于晋灵公夷皋即位时的年纪，根据《左传》的描写推断，最多也不过5岁左右，《东周列国志》的作者说是7岁，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根据。

　　（3）令狐之战与秦晋仇恨的加深

　　这边已经改变了主意并立了新君，那边的秦国军队还兴致勃勃来送人。关键时刻，赵盾倒是当机立断：打！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能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也就无须深究了。

　　时间是公元前620年的4月。晋国除了上军主将箕郑居守国都，其余五军全部出征。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战斗前，赵盾对全军进行了一次无理而坚决的发言：“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国军队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立了国君，再和他拖泥带水的，秦国人很可能产生想法。现在，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象追贼一样把他们赶跑！（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于是半夜突然袭击，在令狐打败了还蒙在鼓里、毫无准备的秦军”。

　　内外危机算是暂时解决了，对于赵盾，自然是巩固了自己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但是对于晋国，这次令狐之战胜利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了：

　　第一，秦、晋的彻底决裂。本来，从崤之战以后，两国的关系一直不好，互相征发连年不断，这次战役更令两国的关系走进了无可填补的深渊。本来，秦康公的手法也十分不明智，晋国毕竟是霸主，国力要强大得多，而且已经不是20年前内乱不断的情景了，再想走穆公利用废立国君控制晋国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次吃亏也是怪自己想法太多，是自找的。但是从道理上来说，秦国人毕竟是应晋国人的邀请来的，而赵盾在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下，用下三烂的手段攻击别人，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此后，秦晋的矛盾更加深刻，秦国从此联合楚国对付晋国，终春秋之世，两国的关系再也没有弥合。

　　第二，造成晋国内部的不和。不但是秦国军队，连自己的下属先蔑、士会也被赵盾蒙在鼓里。战斗结束后，两个人出奔秦国，除了害怕灵公的报复之外，对赵盾的强烈不满恐怕也是重要原因。秦国人重用士会，在对晋国的争斗中屡屡得手，又是赵盾用了非常规手段把士会赚回晋国，这个不利后果才部分得以消除。

　　其实，令狐之战中赵盾的运气已经是好得不能再算好了：幸亏先蔑、士会没有临阵和他捣乱；更幸亏留守国都的政敌上军主将箕郑以及先都、士縠、梁益耳夺、蒯得等人没有趁火打劫，在后面给他来一下，而是在两年后才作乱，不然，赵盾恐怕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2，弑君的“大忠臣”

　　晋国为立灵公付出了巨大代价，国家的霸权也受到楚、秦的不断挑战而摇摇欲坠，经过赵盾手忙脚乱地对付了十几年，危机终于暂时消除了；但是新的危机又马上到来：赵盾和灵公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也许是继承了母亲泼辣的基因，灵公也成了一个喜欢胡闹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约叫赵盾这个执政大臣头痛不已。前612年，当赵盾率领晋国大军，义正词严道地去讨伐不服从晋国的齐国，突然收到后方停止行动的通知，原来齐国人拿了许多好东西去贿赂了赵盾的国君，这时候的灵公大概也就15岁上下吧。前610年，类似的情形居然又发生了，赵盾率领诸侯的多国部队要惩罚弑君的宋国人，依然因为同样的原因半途而废。因此，晋国这个霸主不免被大家嘲笑乃至抛弃了。前608年，郑国人就觉得晋国这样没什么好怕的，也靠不住，于是就投靠楚国去了。晋国的霸主权威固然受到影响，而赵盾也每每感觉颜面扫地。

　　这还是比较外在的影响呢，在国内，灵公的胡闹搞得更加过分。小皇帝喜爱奢华，于是横征暴敛，建筑华美的宫室；不但如此，他还很残暴，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过往的行人，看着人们抱头躲避的样子，灵公感觉好极了。而赵盾与灵公的矛盾便逐渐加深以至不可调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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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赵盾、士会去觐见，看见几个宫女抬着个大畚箕望外走，畚箕里居然露出一只手，就问怎么回事。原来，灵公让厨师给自己做熊掌，发现没煮烂，就把厨子杀了。如此草菅人命，赵盾决定说说小国君，还是士会考虑周到，拦阻了：“还是先让我去说吧。咱们一上来就一起去，万一说崩了就不好收拾了；我先去，说不下来您再出马，是否更妥当一点？”于是士会单独朝见。别看灵公玩劣残忍，其实灵公人还是很灵光的，只是生性玩劣残忍罢了。士会恭恭敬敬三次行礼，接着望里走，直走到房檐下面，灵公才假装刚刚看见，没等士会说什么，他就先用话堵对方的嘴：“哦，我已经知道做错事情了，正在沉思改过呢。”士会依然庄重，口头回话：“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随后还是尽责地规劝勉励了几句，但是灵公早就烦了，依然我行我素。随后赵盾又多次进谏，说得多了，话就没那么中听，弄得灵公极端不自在。他觉得有老赵在，自己不可能舒心，于是，他想“做”了老赵。

　　第一次是刺杀，灵公派刺客锄麑执行任务。黎明前，锄麑潜入了赵家大院，摸到赵盾的房间，发现门已经开了，原来赵盾已经盛服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就坐着闭目养神。赵盾的勤勉和仪容感动了刺客也救了他自己，锄麑倒是个有正义感的晋国人，实在下不了手，又退了出来。“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刺客锄麑难为的一头碰死在槐树上。

　　第二次是鸿门宴。前607年9月，灵公假装宴请赵盾喝酒，旁边埋伏刀斧手，想剁了他。这次是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嗅出了味道不对（不大可能是实现得知，否则赵盾不至于如此冒险），快步登上殿堂：“大臣陪君主喝酒，喝过三爵就不合礼仪了”——掺着赵盾快步撤离。灵公赶紧招呼刀斧手追击，放出一群恶犬解决问题，形势又危急起来，提弥明搏斗而死。看来只有提弥明这个樊哙还不够，于是项伯出来了——灵公的侍卫灵辄掉转戈头护卫赵盾，两个人一同逃生了。原来，赵盾居然是这个灵辄的恩人，有次他出门打猎，看见一个人饿晕在一棵桑树下，这人三天都没吃饭了，赵盾给了他食物，这个人只吃了外一半，原来，他在外三年回家，还不知道父母在不在，准备留下一半给老人。赵盾干脆让他吃完，又给了一袋子肉。这个灵辄原来就是先前那个饿汉。逃出来，赵盾问他为什么相救，灵辄说：“我就是那个桑树下的饿汉啊。”再问他姓名住址，对方不回答就走了。

　　其实，灵公的三番两次出招，手法虽然恶劣，但总还是恶少的作风和水平。赵盾出来时就对灵公说：“你舍弃人只信用狗，虽然凶恶又有什么用！”一旦赵盾下了决心，纨绔子弟的灵公无论如何也活不成了。经过妥善布置之后，赵盾就“流亡”去了，没几天，赵穿堂弟就在桃园把灵公给做了，然后，赵盾有安然回来收拾残局。这出戏唯一的缺憾是：赵穿动手的时候，赵盾还没有“流亡”出晋国领土。也许是赵盾这边在路上出了点问题，没有在约定时间出境，也许是赵穿太心急了。总之，挑毛病的来了：太史董狐在竹简上记录：“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给大家公示。赵盾赶忙理论：“老先生，您弄错了，那是赵穿干的呀！”太史从容答对：“你是国家的正卿，国家由你管理，你逃亡并没有出国境，事情就是你做主的，回来又不惩办凶手，您说，弑君的不是您是谁呢？”赵盾叫苦不迭：“哎呀哎呀，都怪我贪图舒适，没有跑快点啊！”赵盾弑君成为春秋乃至古代中国的一桩道德公案，连后来的孔子都参与了讨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如果出去了他就不必背负弑君的恶名了）。”也是，孔子强调君君臣臣是天理，无论如何弑君也不能鼓励，但特殊情况下孔子还是允许用“技术”手段来规避道德问题的，孔子自己还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其实孔子有时候也真是很“乡愿”的。还是孟子的逻辑直率：杀暴君只是诛“一夫”而已。但是这个话却惹恼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很多皇帝。

　　既然做不了“忠臣”，干脆就做强臣好了，书生有什么用，赵盾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实力派的异议，这就够了。

　　3，再立一个

　　杀了灵公，赵盾又派赵穿到洛阳接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回来做国君，是为晋成公——似乎在对全国臣民说：看，赵穿把咱们的一个东西打碎了，我又责成他给咱赔了一个，扯平了。现在的赵盾比14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他再也不用担心新来的国君给自己带来任何威胁——灵公就是榜样！

　　似乎是作为回来即位的一个对价，成公上台伊始，就被动或主动地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原来，当时各国都有“公族”这样集团，即历代国君的子孙（当然不包括继承君位的）繁衍的家族，如鲁国的“三桓”，在国家掌握大权。而晋国，由于曾经深受兄弟争夺君位的痛苦，又由于当年郦姬为了夺取献公太子和诸位公子的地位，曾经和群臣发毒誓约定：除台子外，国君的其他公子不许在国内生活。于是，晋国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公族”这个集团了。按说，公族成员侵夺君权，在各国也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晋国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则未必是更好的选择。当时比较通行和明智的观点是：“公族，公室（朝廷）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左传·文公七年载宋乐豫语》）意思是公室（朝廷）如树干，公族是枝叶，对树干有保护作用，只要国君有德，公族就都是国家的栋梁，不会有什么乱子。

　　现在，晋国决定恢复“公族”的建制，但并不是要发展公室成员的力量，而是由各个卿（六正）的嫡子组成“公族”队伍；同时，卿的馀子（嫡子的同母兄弟）组成“余子”队伍，卿的庶子（非正妻所生）组成“公行”队伍，分别由专人管理，设置公族大夫等官职，负责卿的后代的教育等事项。这个举措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各个大家族后代的素质，密切家族之间的关系。但也使得国君的势力在国内更加薄弱了。从长远看，赵盾这项改革的对晋国公室的杀伤力远比弑一两次国君要厉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