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梁思成之子为避毛泽东入城车队退入稻田

核心提示：1949年2月一个周末，梁从诫和他的小伙伴们骑车回家，在今白石桥附近，遇上一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吆喝着不让他们在路上走，要掮着车到田里去。他们趴在田里张望，看见了长长的一队小卧车，往城里开去。

第二天，当时已经开始出版的《人民日报》头条大标题：“毛泽东主席昨日到京！”毛主席当然不知道，欢迎他入城的，还有三个掮着自行车趴在田里的中学生。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5期，作者：张欣，原题：《少年梁从诫二三事》

有着声名赫赫的祖父以及风华绝代的父母，家庭带给他的荣耀与困苦如影随形，伴其一生。

晚年梁从诫放弃史学投身环保，当一个人的现代公民意识遭遇群氓的懵懂和不解，他的转身注定孤独而艰难。正是因其稀缺，已故学界泰斗季羡林曾评价说，“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如今，“自然之友”已逝。

围绕着这位西西弗斯般的环保老人的追忆文章很多。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沿着他生前的撰述，溯时间之流而上，当我们与少年梁从诫相遇，那些淹没于悠远岁月的二三小事，又会令后人生出怎样的感慨？

还我积木

“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美好的北总布胡同是梁从诫幼时记忆的起点。抗日战争的硝烟开始弥漫之际，梁家惬意的生活戛然而止，“逃难”离开北平城。

“从天津坐海船到青岛，再转胶济线，经陇海线返回平汉线南下，大约在1937年11月初到达长沙。”梁从诫记得这条线路，是因为后来在昆明上小学时，父亲教他和姐姐梁再冰学地理，要他们自己查地图，找出梁家从北京迁到昆明的路线。

是纯粹地理教学还是有意让儿女记住那段家国苦难，梁思成的用意不得而知。但“案例教学”确实奏效，梁从诫把当时国内几条主要铁路、公路和它们的交汇点熟记在心了。

他们到达长沙不久便遭遇了一次日本飞机轰炸。“爆炸震得地板颤，墙上的白灰像面粉一样倏倏剥落，”70岁时，梁从诫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至今我仍能听到那下雨般碎落的玻璃声。”以至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里，他一看到彩色玻璃就心悸。

刚冲出房子的一家人听见头顶上日机俯冲的声音。梁思成突然停下脚步，伸出手臂把一家人搂在一起。梁从诫后来知道，父亲的意思是：要死就死在一起，免得剩下一两个太痛苦。但那颗离他们只有几十米的炸弹，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梁家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家人回到废墟里去捡劫余的家当，还是孩子的梁从诫最关心的是父母刚给他买的“一套带打仗图案的积木”，最终没有找到。

“凭这一点，我想我有资格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战争受害者’，可以去向日本政府索赔，喊一声：‘还我积木’！”古稀梁从诫如是说。

父母结

“我少年时读过多少祖父的文章？说来惭愧，因为那里面尽是政论、学术和对青年的训谕，又多是文言，我读不懂，也不爱读，甚至有点‘逆反心理’。”

1940年，梁家迁至四川西部小镇李庄。此时林徽因肺病复发，她在病榻上用英文给两个孩子念儿童诗《小熊温尼》，讲米开朗琪罗的故事，让他们读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并学着描写自然景色，还用她带点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朗读《哈姆雷特》台词。

梁思成在煤油灯下撰写《图像中国建筑史》，闲时就教姐弟俩唐诗宋词“剑外忽闻收蓟北”、“王师北定中原日”？？

1986年，梁从诫着手将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译成中文，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任务。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童年时在家里耳濡目染“熏”得的一些知识，在“潜伏”40年后奇迹般地发挥了作用，那些不见于日常词汇的中国古建筑术语原来如此明白、真切地停留在他的记忆中。

1987年，梁林已逝，国家科委给他们发了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梁从诫代表家属致谢时却直言：“你们列举的梁思成的贡献都是解放前的。”

抗战结束后，1946年梁家返回北京。一次跟母亲闲聊，梁从诫说起1944年他一个人在重庆读中学，当时日本曾发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从长沙往桂林进发，接着又往重庆进发，蒋介石的陪都差点儿给端了，结果日军转而南下了。那时林徽因就在宜宾。梁从诫问：“如果蒋介石给日本端了，中国亡了，你们怎么办？”母亲笑了笑，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老传统，我们家门口有条扬子江。梁从诫又问“那我呢？”林徽因说：“那也没办法，就顾不上你了。”

上世纪40年代，林徽因曾为小儿子写道：“你的天性---动的人生，艺术。哪一天你负了它，你便负了你自己。”

然而，梁从诫自称从来也不懂母亲的意思，他不认为自己有一个动的人生，更与艺术无缘。

南棒小队

“1949年1月底，守城的傅作义终于接受了北京和平解放的条件，北京解放了。清华校园里锣鼓喧天？？大学生组织起了入城宣传队，我们一帮中学生也要求参加。”

最后，清华大学同意把辅仁附中作为一个独立小队编入法学院中队。当时，各中、小队都以河流及其支流命名。法学院是“怒江中队”，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怒江有一条支流叫南棒河，于是梁从诫小队便被命名为“南棒小队”。尽管这名字古怪，但能参加宣传队，每人还有一个红袖箍，大家仍很兴奋。

队长是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小队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练扭秧歌，梁从诫是鼓手兼讲演员。“我生平第一次背着行李背包走进城；第一次十来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从脸盆里舀白菜炖肉就小米饭吃；也第一次学着棉袄不穿进袖子，偏要半披在肩膀上。”那是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梁从诫从未有过的体验。

宣传队到各个学校和火车站，先是叮叮咣咣扭一通秧歌，然后梁从诫就开讲：“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更不是共产共妻！今天解放了北京城，明天就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共产党在乡下打土豪分田地，在城里分阔人的钱给大家去做小买卖。”讲演被带队的大学生听到，认为严重违反当时的城市政策，从此取消了他的讲演资格。

1949年2月一个周末，梁从诫和他的小伙伴们骑车回家，在今白石桥附近，遇上一批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吆喝着不让他们在路上走，要掮着车到田里去。他们趴在田里张望，看见了长长的一队小卧车，往城里开去。

第二天，当时已经开始出版的《人民日报》头条大标题：“毛泽东主席昨日到京！”毛主席当然不知道，欢迎他入城的，还有三个掮着自行车趴在田里的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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