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拿张爱玲怎么办？ 绍铭

在《印刻》读了蔡登山《从一篇佚文看姜贵与苏青的一段情》后，才知道《我与苏青》一文的作者谢九原是姜贵的化名。《我与苏青》（1957）原在香港《上海日报》以“奇文共赏”的标目连载。如果我们不知“谢九原”的底蕴，很容易把此文看作上海“八卦”。但事实正如蔡先生所说，《我与苏青》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献，不应等闲视之”。苏青在汪政权时期的上海跟张爱玲时有往还。只要把这两个当年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身世比对一下，就可看出《我与苏青》一文的历史价值。

姜贵（1908-1980）的长篇小说《旋风》1952年脱稿，先后得到胡适和高阳的赞赏。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予这样的评价：姜贵“正视现实的丑恶面和悲惨面，兼顾讽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温情主义的俗套，可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

姜贵行伍出身，是汤恩伯（1898-1954）将军部下的一名上校，大陆撤退时随国民政府迁台，经商失败后卖文为活。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跟台湾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一道到台南去看他。沈先生事先告诉我，姜贵的生活相当清苦，吃也吃不好。我们决定要好好地招呼老先生吃一顿。事隔多年，当天吃了些什么，不复记忆，只记得老先生善饮，啤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可是话不多，满怀心事似的。看来作家的作品即使“负时誉”，如无经济基础，还要为衣食忧的话，一点也不“风光”。

《我与苏青》是这么开头的：“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我带着整整八年的大后方的泥土气，到了上海。我在虹口一座大楼里担任一个片刻不能离开的内勤工作。我的‘部下’有六个打字员，恰好三男三女。”姜贵当时的身份，想是国民政府的一位“接收大员”。有一次上校跟他的“部下”闲聊，谈到沦陷期间上海的文艺出品物，问有什么作品值得看的。一位女打字员推荐了苏青的《结婚十年》，认为人生在世，不读此书，“真是天大的冤枉”。姜贵看后，印象深刻，觉得她“文笔犀利，而精于组织，把夫妇间许多琐事，写得那般生动，引人入胜，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他不时在小报上看到对她的攻击，一说她“有狐臭”，一说她“缠过脚”。

张爱玲的《我看苏青》（1945）一文，谈自己的篇幅远比苏青的多。但有些话出人意表：“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价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

如果苏青不是跟陈公博等“问题人物”混上，她“狐臭”和“缠足”的隐私不一定够得上成为八卦新闻。依《我与苏青》所记，陈公博枪毙暴尸的照片在报上刊出来后，苏青看到吓破了胆。这时她跟姜贵已经同居了一段日子。她告诉姜贵，陈公博前后亲笔给她写了三十多封信，她都珍藏在银行保险柜里。现在这些“证物”当然得烧毁。陈公博掌权期间，她曾是“上海市府的专员”。“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

读姜贵的《我与苏青》，自然联想到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姜贵看了《结婚十年》后，虽然知道作者受到小报的攻击，出于“怜才”之念，最后还是写信安慰她，告诉她李清照生前死后，也曾受过不少的诋毁。姜贵在这阶段显然不知道苏青与陈公博的内情。如果知道，这位代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军官跟“附奸”女子的往来会不会发展到同居关系？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好了。一天晚上，姜贵和苏青暂住的寓所来了一个日本人，是他们的邻居。他抱着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来访：

他正襟危坐，老僧入定般一张一张唱给我们听。那局面也颇奇特。苏青注视那日本人，她恐怕我不喜欢他，便说：“不管他们从前怎样，现在他们失败，他们内心痛苦，我们应当同情他们。”这句话，使我很受感动。可能因为她是有这般的伟大精神和丰富的情感，所以她才能写文章，她的文章才能动人。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蒋介石宣布对日本人“以德报怨”。大概因为陈公博不是日本人，所以血溅法场。周作人在敌伪时期的北京任过职，可能因为官位不像陈公博那么“显赫”，免了一死，判刑十年。虽然苏青的名气在敌伪时期的上海跟张爱玲平起平坐，今天大概只有“学者”才看《结婚十年》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名气却不断冒升。张氏的身世和著作近年已成“显学”。如果不是盛名之累，她跟胡兰成相处那段日子不会一再被抖出来算账。何满子不原谅她在国难当头时投入大汉奸的怀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张爱玲遇人不淑，如果guilty by association的罪名可以成立，她绝无可能拿着到香港大学“复学”的证件离开上海到香港来。这样说，张爱玲既没“狐臭”，也没缠过脚。

南方朔在《从张爱玲谈到汉奸论》中说，“而一讲到‘忠’、‘奸’，只要是中国人，就难免多多少少会有点手足无措的尴尬。……战争的野蛮会让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颂，抗日时的杀汉奸、后来的惩治汉奸，以及到了后来在文化上的刨除汉奸，这不是中国多汉奸……”苏青有一次问张爱玲将来会不会有一个理想国家出现，张爱玲回答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