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克拉玛依》的发言 - laoliubing - 先锋农民 - 和讯博客

    类似于克拉玛依大火一样的灾难在中国已经是无止境，三聚氰胺、汶川地震、以及最近的南平血案等，每一次都能看到天灾背后体制问题所导致的人祸因素，而这样的人祸还会一直上演，如果中国人还继续在专制的牢笼之中，那万恶之源的黑手不斩断，下一个就是你或我，或我们的孩子。

    个人承担而不是推脱，是社会重建的最根本动力。所谓体制乃是由人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就是体制。
　　但是，当我们这么去想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忽略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过于强调了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一面，反而造成了另一种大而无当。也就是说，体制和人，这两方面不是孰轻孰重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应该双向互动的。
　　正所谓“好的体制可以让人变好，坏的体制可以让好人变坏”。每一个人要负起责任，但是怎样才能塑造和完成这样一种合格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呢？这不能单纯依靠传统文化的君子人格期待，也不能单纯指望自五四以来我们在国民性上的批判、启蒙、反思、忏悔等等这一文化方向的努力。
　　我以为，作为个体公民，当承担起个人应该承担的，但又不可苛责每一个人都要去先天下之忧而忧，毕竟，作为人而言趋利避害是本性，世俗的幸福和苟安是我们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要求。所以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更加合理的文明的社会秩序中，这样，人性的积极建设性质素被更好的开掘，而破坏性的消极质素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因此体制问题必然影响、决定着我们是怎样的人。
　　当然，谈论体制问题，并非回到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暴力思路上来，而是可以在具体操作方面一点一滴的去解决，在博弈中讨价还价，在谈判桌上去和阻碍因素较量而不是战场。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才是有目标和方向的，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期待和完成。
　　所以说到体制问题，并非是简单的推卸责任，而恰恰是要迎着责任而上。因为，推卸责任者的思路常常是认定了体制的不可变动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体制是可改善的，需要的只是耐心、智慧和更富有技术含量的一点一滴的努力。

     karamay说，“单位和ZF虽然采取了封锁消息.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忽略.有补偿有安慰有特殊待遇.也许这样是无法弥补他们心中的痛苦的.可是除了让生者坚强让生者更好的生活.还有别的办法吗?难道起死回生么?”
　　　
　　　还有比这更冷漠的说辞么？死了人还要封锁消息，然后用一些利益——所谓补偿、照顾和特殊待遇——去作为封口费，这就是karamay眼里的公平和良知么？那些死去的冤魂何以瞑目，那些父母亲人最内在的痛苦可以平复。正义何在？是简单的一点好处就能够兑换的么？人们总是会说死人不能复活，要以大局为重，这类屁话我们听到的还少么？当然没有人需要起死回生，但连最起码的对生命的尊重应该有吧，比如公开消息、比如郑重其事的悼念和反思，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敷衍塞责，妄图从人们的记忆中挖去这样的事实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我们一天无法面对这样的记忆和伤口，我们就没有尊重、没有忏悔，当然也就不能预防下一次灾难的发生。
　　　
　　　karamay说，“当然.我们很痛恨那些领导.可是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克拉玛依整座城市都会受到不公平的看待.人们会认为他无情无义.腐败.堕落.甚至无耻.我说这是对克拉玛依的侮辱没有错.”
　　　
　　　还有比这更混蛋的逻辑么？永远的家丑不可外扬，永远的抹黑论。按照你的逻辑，《上访》就让整个中国都会受到不公平的看待？可是没见到美国人说《华氏911》会让美国被不公平的对待？只有阿Q才会怕被别人看到头上的癞，我看再也没有比这种自欺欺人更腐败、堕落的了。有谁会去真正尊重一个不敢正视自己的阴暗面的城市、民族亦或国家么？这样的城市、民族和国家会是真正具有自信和希望的么？
　　　
　　　最后恳请karamay，请您不要再以克拉玛依的代言者身份说话，您只能代表您自己，就象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一样。您的发言，与其说是在维护家乡的尊严，还不如说是对您自己内心深处某种不安、恐惧、软弱和自私的掩饰，是对某种罪恶的愚蠢的共谋和对已逝生命的再一次侮辱，而已。不要再那样的义愤填膺和振振有词了，当然我也一样，面对逝去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谦卑的跪下，谦卑的说，我有罪。

     其实，关于美国人究竟有没有人说《华氏911》会让美国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其实我也不能确定，因为毕竟我不了解，但有一点我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我个人不会因为看了《华氏911》而看低美国人，反而是更加佩服他们的开放社会制度以及自我批判和反思的精神。
　　

　　karamay其实可能连自己都代表不了，因为我分明看到了在这个名字后面那一片模糊不清的脸孔，他们口中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往往连他们自己都听不清，弄不懂。有一天，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惊讶自己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看待问题。因为曾经，我也是这样的说话和思考，也许今天依然，这是国人最大的悲哀和耻辱，我们都是吃着“人血馒头”长大的。

    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而每一个人也都有天然合法的软弱的权利，也许这就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吧。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不能成为夏瑜的时候，我们是否就一定要做华老栓等人，就一定要去吃人血馒头？在两个端点之间，人还应该可以有另外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逃避、沉默和遗忘，没有人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来要求你站出来挺身而出，没有人有那个资格，除了神。而耶稣也不会去砍伐愚昧，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义人。
　　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必须也得和你一样逃避、沉默和遗忘，不能象啊Q一样因为自己头上长了癞就要求别人不能提灯或者光这样的字眼，如果这样就不只是软弱和消极自由的问题，而是邪恶和自由的反面，是帮凶和集权，是“平庸的恶”。没有义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良知和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也得允许“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多时候不是高尚容不得卑鄙，而是卑鄙要想法设法把一切都容纳其中，抹平一切然后心安理得。
　　我知道自己手中拿着那张通行证，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加宽广的秩序来召唤自己更加宽广的人性”，而不是变本加厉的沉沦。
    “单位和ZF虽然采取了封锁消息.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忽略.有补偿有安慰有特殊待遇.”
　　　karamay说的这样的话，和说那些钉子户都是敲竹杠的泼皮，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什么区别？
　　　当事者有沉默的权利，面对她，我会尊重，这是最基本的涵养！但是她如果要高调什么抹黑论，我就要找她理论了。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可以代替那些真正的受难者发言，就连那些受难者家人也没有这个权利。持抹黑论者更不能僭越，尽管他们以为自己可以。
　　　所以千万别把我反对的人偷换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从来都甚嚣尘上。
　　　鲁迅批判的矛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自身，所以我的发言从来也没有把自己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