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极左的标本--红色高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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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泰裔死了8,000,25,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0.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党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