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盛世?通胀+社会黑社会化+遍地烽火+人人为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6:49:30
一篇吹嘘北宋华丽数字的文章:
我国古代的人均GDP峰值无疑是北宋时达到的。
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所以,1贯=5克。现在1克黄金=19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152亿美元。
北宋时的税率约为1/15,且农民不像现在有额外负担。并且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司马光曾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152*15=2280亿美元。当时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亿,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2280美元高得多!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真正的兴盛,应该是民生的兴盛。如汉武般的兴盛,又与天下生灵有何益。不过是满足几个塔顶之人而已。
另外宋代对待文化的态度是唐以来最好的,有争议可以去翻翻唐之前和宋之后的历史看看。
在有宋的军事其实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软弱,他在军事技术上其实是保持了极大的优势的,世界史上有一个观点是被很多学者认同的,成吉思汗实际上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作了恰当的事,如果他遇到是强盛时期的宋或拜占庭,那我们今天读到世界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呵呵。封建社会的制度难免造成积弱,一个王朝必然是由兴到衰,这和宋代的对外政策没有必然联系,不要忘了唐是怎么衰落的,宋又是怎么得到的天下。其实在宋之后朝代里也只有清算是解决一点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晚清实际上还是发生了那样的状况。仔细读读历史吧,你会发现历史其实是惊人的相似。并且你还能发现很多繁荣其实不值一提,那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多数人的噩梦罢了。中国古代的换算方法是1斤等于16两才对,所以一贯钱,应该是3.125克黄金。
我觉得宋朝的发展是真的不错,军事上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至少国民经济有能力支持军事行动,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上,皇帝昏庸无能罢了,整天书琴画不理政治,全能不顾人家的侵略以至后来…后面的皇帝也只是点到为止,根本没有尽力,生怕迎来老皇帝自己官位不保,才暗杀岳飞,暗保秦桧,当然那些只是例子,如此王朝岂会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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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补充:
在宋朝和西夏的盐的斗争中,宋朝比蒋光头还要低能。359旅真能在陕北搞出小江南来吗?不可能,自然条件,土地,雨水,光照这些东西给你限制住了,就是今天tg也没办法在陕北大造江南。359旅主要的工作是从宁夏,甘肃,陕北的盐湖里晒盐,然后卖盐给国统区(西北的盐是高质量食盐,不苦)。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收入大概占了边区财政收入的40%,对支持tg的发展,换取外界的药品物资等起了重大作用。
历史上,西夏能立国和西夏能大量出产食盐也有莫大关系。而北宋的统治者自以为聪明的要求不准购买西夏食盐,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西北地广人稀,边境漫长,人口分散。宋朝为了给边境地区提供食盐,只能从中条山盐池调食盐西运。在那个时代,运输几千公里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好像宋朝进行了补贴,要求低价卖,但宋朝腐败的官僚体制,贪污盛行。而且本身山高皇帝远,运盐官兵高价贩卖贪污差价的动力就很足。而西夏也充分利用地形,不断派小股队伍越境对食盐宋朝运输队伍进行打击,高风险更让宋朝运盐官兵卖高价盐的动力更足。结果西北地区食盐紧缺,价格高企,百姓苦不堪言。西夏又趁势大规模组织食盐走私。结果虽然明明朝廷有禁令,但结果往往是贩卖西夏高品质平价盐的盐贩一到某地,百姓立刻闻风而动疯狂抢购西夏私盐。
最后结局就是宋朝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从紧靠河南的山西运城中条山盐池调大量食盐去西北。而这些运盐队伍被西夏游击队大量伏击,宋朝人力物力损失巨大。而西夏的高品质低价盐照样统治西北市场。
现在不少大牛还是那么推崇宋朝,老泉看,现在倒是米帝现在颇有北宋遗风。矿泉水从美国运到俄罗斯上岸,再空远中亚,然后再车队运到阿富汗10万大军手里。这和当年北宋为了抵制西夏食盐,不得不从河南中条山转运食盐何其相似。而阿富汗的地形和米帝运输队的遭遇和当年宋朝的运盐补给队伍又是何其相似。同样是地广人稀,便于设伏。同样是民族成分复杂(宋朝西北生活在宋境内的党项族部落也很多),王师只能龟缩在一个个城堡(军营)里。米帝的运水(燃料)车队和当年的大宋押盐队伍一样,不定就会在那个山沟遇袭。而矿泉水,燃料等和北宋的食盐,粮食一样,不可能总有大军押送。运输队在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灵活机动的塔利班或者西夏渗透部队面前几乎是不设防的。
于是帝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这样被大量的消耗掉了。而帝国又不能放弃,就像北宋宁愿年年失血,被西北民众骂也不肯允许西夏卖“青盐十万石”一年的要求。这样帝国的面子就没有了。米帝也一个样子,占了阿富汗能干什么?进攻中国?进攻中亚?进攻俄罗斯?还是进攻伊朗?表面看这是战略要地,可以四面出击,但实际上,没有顺畅的补给线,当地形势又无法平定,实际上是自居死地。真的和中,俄,伊作战,他的阿富汗部队不被人家吃掉就不错了。
现在的米帝,从内到外,都颇有大宋遗风。士大夫(华尔街)阶层割走了蛋糕的大块还不满足,还自认为自己的这套忽悠人的东西是完美无瑕的。对外烂战不停,颇像北宋在交趾,西夏碰的钉子。林教头前线杀敌,后方可能老婆就被高衙内(花街大佬子弟)泡了,林教头想打官司还打不赢。人家华尔街律师立马可以准备个白虎堂的套让他钻(卡恩那出戏,演的照当年高衙内差了8条街)。法律条文严整,法官义正词严,证据充分确凿,吃的你林教头死死的。
而百姓也和大宋的百姓一样,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就像河里某些大牛吹捧的那样,宋朝的百姓生活的多好多好。简直好的赛过天上人间。但真的听一下那些老百姓口传的故事里,宋朝起来造反的人是一波又是一波。比如因为某些朝廷大员对花石纲的恶趣味,能造成波及东南的大起义,也算独此一份了。
而米帝的老百姓是不是过的跟宋朝老百姓一样,那就不好说了。反正老泉个人从这99%的倾诉里,看到了梁山的影子。而和宋朝一摸一样的是,宋朝人们只在自己内部看,还沉浸在大辽国(苏联)自行覆灭的兴奋里。没有看到当初海上和议中的新兴的金帝国,已经成了远比老对手大辽更可怕的敌人。金朝灭辽后,燕云十六州的多个州还给了宋朝。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和谐美好。大宋子民完全没有想到,有另一个远比大辽更恐怖的对手,已经快速崛起。这个对手用先进冶金工艺生产的铁甲武装出了铁浮屠,用复杂的机械制造了防守的滑车,而大宋子民还以为这个对手不过是落后无知的蛮夷。以至于后来高宠空有神力,在挑开了12部滑车后终于因马力以竭而被碾为齑粉(参见京剧《挑滑车》)。
公田法实际上也是北宋南宋的一个缩影
北宋时对官户形势户(官僚富豪,王安石所谓的“兼并之家”)在租税杂役上有优惠。这些人本来经济实力就强,还有优惠,自然导致势力扩张,土地兼并普通农民沦为佃农。当时臣下的奏章中有天下的土地半数被官户形势户占据之描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来的财源缩小,北宋朝廷也维护不下去。宋仁宗的乾兴元年(1022)开始实行针对土地兼并的限田法,官户庄田限制在30顷(5.6公顷)等规定,当然被官户(官僚)反对而无法实施。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从官户征收助役钱,金额为普通农户免役钱的一半。神宗死后宣任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基本上被废除,助役钱却保留了下来。元佑六年(1091),发展到50顷以下收取半价的助役钱,以上的部分征收全额的免役钱。宣任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复行免役法,宋徽宗时期增加针对官户的限田免役法,一品100顷九品10顷为界线,以上的部分同民户一样征收科役。虽然官户等“兼并之家”仍然拥有种种特权,至少从表面上看政策越来越不利。
从抑制土地兼并意义上而言,贾似道的公田法原则上算是以上政策的继续。但是宋朝对上层人士出名的“仁政”当然要导致遭到官僚豪强阻碍时事实上无法实施,而且容易被小人钻空子。同为新党王安石不得志,蔡京这个“邪恶的经济天才”(老兵帅客语)腾达就是一例。贾似道的公田法也针对官户,即使不提其宵小之举王安石都办不到的事情他就别指望了。另外北宋中期法律规定地主对佃农犯法罪减一等,反过来罪加一等;南宋初年规定为罪减两等罪加两等,佃农对地主完全没有反抗能力而地主对佃农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打杀而事实上不受制裁,这当然无法阻止针对上层的负担被转嫁到底层。宋朝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缴纳地租规定为每亩多少斗,而法令上的一斗等于100合毫无疑义,还要规定一斗折合多少合,例如苏州地区最常见的就是130合,而最高记载达到180合。
宋朝的种种针对上层人士的“仁政”经常被人称道,实际上就是任何经济政策都实施不下去的根源。有时间也想写写宋朝,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内忧外患的互相转化也是看点之一。
一代忽悠王贾似道传奇 (七)
在搞定了吴潜之后,也就是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贾似道在大宋中央已是一支独大,再也没有其他权势人物能威胁到他了,这是他十七年专权的开端。走到这一步,老贾可以说已经是位极人臣,应该可以松口气了吧?又错了!自古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好不容易获得高位的贾总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怎么解决呢?唯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
为了进一步巩固权位,贾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许多的“改革”。首先,他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当时的太监头子董宋臣、卢允升“窃弄权柄”,经常引荐一些腐败人士占据要职,又常用外戚子弟担当省市(路、州)一级的的长官。朝中的大臣们对他们意见极大,斥之为奸党。对这帮人的整顿,既容易获得大臣们的拥戴,又能够铲除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当时贾似道的姐姐贾妃已经病死了,理宗的新宠妃是阎氏,没有了枕边风,贾似道生怕被新的外戚所取代。)因此,贾似道先利用舆论的压力将董、卢驱逐,而后又明文规定外戚不得出任省市地方长官,(他好像忘了自己就是从地方上升上来的!)在这些举措之后,外戚的子弟、门客有所收敛,不敢公然干预朝政。
其后,老贾又提出了“公田法”,说是为了筹集军粮,把拥有田地二百亩以上的农民的田,抽出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由国家买回来做为公田。这个点子不能说不好,如果执行得力的话可以大大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军粮。但问题是,对于晚期的南宋而言,它并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如此大的变革。中央朝廷一下子要买这么多田地但却没有钱,没办法就只有用官浩(朝廷颁发的虚名分)、度牒(类似免税单)、会子(一种货换卷,又如纸币)来顶替货币,用这样的方法购买的话百姓们等于是失去实产而换了一个纸上的虚名或白条,又怎能不民怨沸腾!再加上贾似道搞公田法的本意是为了以改革为名四处安插亲信,而这些个亲信都是靠擦鞋或贿赂爬上来的,他们能有什么素质?果然,这些经手的官员一上台就大做手脚、大发其财,强迫二百亩以下的小地主卖田,而且随意压低田价,以致民间大扰,“破家者多”。
最后,贾总理还在金融方面有所动作。这个动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上述的“公田法”的补助。当时由于政府不断的使用纸币(会子)低价买田,引起了纸币的不断贬值,因此贾总决定发行新的纸币把损失的部分转嫁给农民。再后来,随着纸币的持续贬值,中央又发行了一种更新的纸币,叫“关子”,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目的是为了使纸币增值,但是发行后不但没有增值,反而使纸币更加不值钱。以现代的眼光看来,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金融盲所为,这同日后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的方式有异曲同风之处。(老蒋手下的人就没读过历史?)新纸币发行后,不仅没有使纸币增值,反而“诸行百市,物货涌贵”,币值更加低落。通货膨胀,市井萧条,广大百姓和士兵的生活更加艰难。
最终,“公田法”与货币改革在景定五年(1264)受到沉重打击。那一年突然有彗星出现,按古代的天人感应说,皇帝不得不“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这时,一位勇敢的年轻人大胆上书,力陈公田法扰民。请大家记住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吧,他叫:文天祥!在小文的带动下,朝臣纷纷上书,一时朝议纷纷。贾总理虽然怀恨在心,却也只能上书力辩,声称要引咎辞职。好在理宗依然昏庸,不仅退回了文天祥的奏折,还安慰贾似道说:“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再次绝倒!)这样,我们老贾又再次平稳过渡了!
老贾的这些改革总的来说,有好有坏!但是要注意的是,贾似道并不是王安石,他的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安排亲信,并最终控制朝局。显然,他的最终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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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过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商鞅变法、胡服骑射、一条鞭法)后,我们可以发现,对一项重大改革而言,最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决策,而是在于执行。因为正如老兄所云,改革的确无可避免地会伤害到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受到的阻力必然相当大。而依中国传统的做法,很多的阻力并不会反映在决策上,受伤害阶层只会在执行上大作文章,通过执行中反映的问题来达到最终否定改革的目的!因此在执行决策的时候必须要充分了解下面的情况,尤其是了解执行者的心理想法,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要使用雷霆手段。王安石与贾似道,一个是文人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流氓纨绔主义者,两个人都不具备准确掌握下面情况的能力,也不具备行使雷霆手段的魄力。因此,被人在执行中钻了空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小弟自身的一些经历也反映出上述问题。早几年我一直在公司的美国总部与墨西哥分厂跟着老外做项目,几个成功的项目下来,自觉老美那套流程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后来回到中国分厂开始领导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发现在国外行得通的那套东东在国内就是搞不定,几乎每一项的follow-up item都严重拖后。当时很生气,对项目小组成员很不满,花了很多时间到组员本部门的领导那里去投诉(对了,忘了说这是一个跨部门的项目小组)。投诉的效果当时看来很好,被投诉的成员都向我表态一定配合工作,但表态完后还是一切如故,执行效果还是差,该慢的还是慢!有一位仁兄甚至还要求调走。后来好在是公司高层插手了,派了副总来协调工作。说一些题外话,这个副总当时是小弟比较不屑的人物,虽然实战经验丰富,但做事缺乏计划性、步骤性,是那种想到什么就干什么的人,不太会作事前计划,也不认为做计划有用。他一插手后,并没有跟我讨论程序或者是决策上的问题,而是跟我的组员们大谈特谈此项目对公司的重要性,特别是提到如果项目完成不了的话,几条生产线可能会被美国召回!这个项目小组成员除了我是空降兵之外,其余都是围绕这几条生产线作日常工作的,听到这话十分紧张,随后项目的执行顺多了。而副总还不时到下面作沟通工作,根据我的观察,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他都用在了沟通上,而且沟通的态度比较谦和,组员们都喜欢跟他聊。后来项目成功,在庆功宴上,副总搞多了几杯,跟我说了几句良心话:搞项目就是要推翻原有的那一套方式,而原有的那套东东都是这帮人搞的,我等于就是在否定他们。这帮人都是老专家了,而我是空降来的,年纪又轻,他们又怎么会服我认同我呢!他们都等着看我的笑话呢!“搞项目其实就是搞人!”他最终用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对话。这句话对我以后的项目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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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地方武装情况:
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有宋一代,关于地方结社武装的记载不绝于书。每当边境或地方不安定,民间便纷纷结社自保,乡社武装遍布全国,农村普遍如此,城市也不例外。至南宋,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之社。
一、宋代军事性会社简述
大体上,宋代军事性会社可分为防卫乡里的地方自保之社和保境抗敌之社两类。
(一)地方自保之社。宋自开国以来,阶级矛盾便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地爆发。应该看到的是,各类农民起义在反抗封建统治和压迫的同时,对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也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特别是一些中上户等人家,生命与财产所受到的威胁甚于一般的农民,更是感到有组织起来,“团结民兵,结社以备”的必要。此外,盗匪的活动也很猖獗,这些引起地方不安定的因素,导致宋代出现以地方自保为主要目的的乡社武装遍布全国的现象。
1.福建忠义社。福建忠义社在北宋时称作“福建保伍”。所谓“福建保伍者,乡村自相团结而立,豪户为首领,所以备盗贼也”[1](卷一八,福建保伍)。在神宗熙宁年间,福建诸县共有“福建保伍”所辖枪杖手五千余人,是势力颇为可观的民间武装力量。建炎元年(1127年),宋廷采纳“张伯诚(张悫)言,置诸路忠义巡社” ,将“福建保伍”更名为“福建忠义巡社”。建炎二年四月,宋高宗采纳言者建议,除北方边境地区诸路外,东南地区的各路巡社均被罢废[2](卷一五),福建忠义巡社独留。绍兴初,诸路忠义巡社渐次罢废,福建忠义巡社又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一个。
2.湖南乡社。“湖南乡社者,旧有之,领于乡之豪酋。或曰弹压,或曰缉捕。大者所统数百家,小者二三百。自长沙以及连、道、英、韶,而郴、桂、宜章尤盛。” [1](卷一八,湖南乡社)这类乡社不仅存在于湖南,而且也存在于广东。引文中所提到的韶州、连州、英州均属广南东路管辖,属于湖南的为长沙、道州,以及郴州所辖的郴、桂阳、宜章三县[3](卷九○)[4](卷六二,荆湖南路,卷九,广南东路)。
3.其他地方自保之社。南宋时期,除福建忠义社和湖南乡社这两支较为著名的地方武装力量外,南宋政府统治下的南方各省都有类似的民间武装力量的存在。这种乡社、义社也有称为“团”的,如“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建其长,立其社副、勇头” [3](卷四一○),“广南兵卒寡弱,所恃以御盗者,常藉首领,盖广南之俗,随方隅为团,团有首领,凡遇警,则合诸团以把截界分。所谓首领者,能因俗而激用之,诚除盗之一助也。”[5](兵一三,捕贼)此处的“团”从其作用和组织来看,可视为乡社或义社的一种变体。这种地方自保之社不仅存在于耕种土地的农民之中,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船户、渔民中也存在类似的会社。如:绍兴十年(1140年),福建转运司将“所籍船只团结,立义社,使自推择首领”[6](卷一四,版籍·州县人役);再如:“绍兴五年四月戊午,诏福建、广东帅臣,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为社,擒捕海贼。……愿明下信令,委州县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五百人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为社首,第二为副社首,备坐圣旨,给帖差捕。”[2 ](卷八八)
(二)保境抗敌之社。两宋时期不仅阶级矛盾相当激化,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从宋王朝建立到最后灭亡,其北方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且彼此间的关系常常处于战争、对峙、侵扰的状态。异族的蹂躏、盗贼的烧杀、溃卒的劫掠等等,使北方民众自发倡议组织起来,建立以保卫乡里为目标的民间军事会社,金人入侵中原后,逐渐发展为抗金义军团体。笔者将具有这方面性质的民间武装会社称为保境抗敌之社。
1.弓箭社。弓箭社大约出现在宋景德年间,“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弓箭社的正式成员均为主户,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主户们结为一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自相推举家资丰厚、武艺高强的人担任社的头领,称之为“ 社头、社副、录事”。弓箭社的组织与训练相当严格,规定其成员“带弓而锄,佩剑而樵”;所立赏罚,“严于官府”;同时“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平日里器甲鞍马都是装备停当,随时准备迎击北寇的侵袭,这样方可做到“遇其警急,击鼓,顷刻可致千人。”[7](卷一九○,兵志四)
2.买马社。买马社最初出现于北宋初期的北部边境地区。在受宋政府控制的地方武装力量——河东忠烈、宣勇(注:《宋史》卷一八七《兵》一中所载为“本河州忠烈、宣勇能结社买马者”,此处“河州”应为“河东”之误,其考证参见魏天安《北宋买马社考》一文,《晋阳学刊》1988年4期。故此处笔者将“河州”改为“河东” 。)中,出现了部分自愿结社买马的乡兵。宋政府采取“官助其直”的方式,提倡并支持乡兵们结社买马,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间组建了一支新的禁军——广锐马军。结社买马之制在河东成功后,被宋政府迅速地推广于陕西、河北等地。宋政府利用买马社的形式,在五六年内组建了一万余人的马军,故宋真宗对河东买马社的这一成就赞叹说:“广锐三十指挥各自买马,甚利国家”。
3.忠义巡社。忠义巡社最初起于河朔频遭战乱蹂躏地区,“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2](卷八)。其制度为:每五人为一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各有长。至五社则为都社,有正及副。如两都社及万人以上,择土豪二人为都副总辖。其借补官之制,则万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义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长至总辖,三岁递迁[8](卷二)。建炎元年,宋高宗屡次下诏在全国普遍组建忠义巡社,在宋朝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忠义巡社很快地从河北发展到京东、西、河东、陕西等路。
4.其他保境抗敌之社,见诸于史籍的还有以下多少种: 太行忠义保社。梁兴在北方组织人民抗金,以“太行忠义保社”为名,并于绍兴六年率百余人渡河投奔了岳飞[5](兵二之五九、六○)。 壮丁民社。乾道四年(1168年)南宋政府在楚州组建了“壮丁民社”,也是建炎后地方武装力量的一种[3](卷一九二)。 万马社。南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的崔与之,至扬州后,利用这一地区的山林之阻,创设五个团寨,结忠义民兵为社,当“金人犯淮西,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设伏,自是不敢深入”。同时,崔与之还因“淮民多畜马善射,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募民为之”,后因宰相反对而作罢[4](卷四○六,崔与之)。
二、宋代军事性会社形成背景
(一)宋代军事性会社的出现,与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社”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以前,“社”作为一种土地神崇拜的地域性祭祀组织和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就已出现。《礼记》记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据注,当时25家为一社。此外,孔安国注《尚书·甘誓》言: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9](卷五,莅戮于社)。入汉后,则有社会基层组织性质的里社和互助性质的私社。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应付唐末五代的战乱环境,农村中的地方武装如土团,乡兵士兵等大量涌现。这些地方武装很自然地利用了社邑这样现成的组织形式。到了宋代,乡社武装遍处皆是,结社置办兵器,演习武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乡社的武装,往往在社祭及其他的迎神赛会活动中作为仪仗进行校阅”[10]。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宋代军事性会社的兴起,其实就是古老的祭祀组织——“社”以及地域团体——“社邑”的军事化。
(二)中国民间历代相沿的斗力尚武习俗,为宋代军事性会社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土壤。据《荆楚岁时记》载,南北朝时,每年五月五日,民间有“蹈百草”之俗。至宋时,就发展为“斗百草”之戏。欧阳修有诗云:“共斗今朝盛,盈蟾百草香。”[1 1](卷三,风俗)即指此俗。隋代镇江京口一带,民间大多习战,号称“天下精兵” 。当地之俗,每年五月五日行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7](卷三,风俗)。再如宋代河北诸州军民户,就有一批人惰弃农业,专习击刺之术,诸如“枪剑桃棒”之技,样样都习[12](卷二三七)。如果说宋开国之初,宋政府对地方军民习武尚力,专习击刺之术的活动尚持反对与明令禁止的态度的话,到了北宋中期,通过保甲制的实施,前述的禁令无形中被取消,由此形成基层乡兵军训组织,间接使习武活动得到普及,为有组织的民间习武活动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民间习武风气的兴旺昌盛。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一旦社会动荡,民间便纷纷结社自保,尚力习武之人就成为军事性会社的中坚。
(三)宋代深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宋代军事性会社产生的直接原因。一方面边境以及北方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不断,少数民族政权大肆掳掠,使边境和随着战火的蔓延而扩展的北方地区人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宋朝统治下,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匪盗成灾,也使社会动荡不已,一般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一切都迫使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来,结社自保,以抵御外族入侵和匪盗的掠夺劫杀。北宋时期的弓箭社,南宋时期的忠义巡社、福建忠义社、湖南乡社等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地方军事性会社。
(四)宋朝正规官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民间武装结社力量,促使宋朝统治者承认、利用、扶持这种力量保边卫境和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维持地方治安。在民间结社习武组织日多的情况下,宋政府中一些有见识的官吏认识到他们是抵御外来敌人和镇压内地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故而提出建议,改变了宋廷对民间武装结社的态度,从严加取缔转而给予扶持,将其纳入地方乡兵体系来加以利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间军事性结社有与乡兵组织合一的趋势。如弓箭社,宋神宗熙宁三年,定州知州滕甫奏请:“令募诸色公人及城廓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元yòu@①八年,定州知州苏轼也曾云:“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砦,如入无人之境?”[3](卷一九○)至北宋末年,宋政府在河北东路、京东、西路强迫当地人民组建弓箭社,并将组建弓箭社的数量好多与各地方官吏的考核升迁挂钩,“弓箭社人依保甲法推赏,准政和保甲格比较最优”[5](兵一之一二)。又如忠义巡社,户部尚书张悫大力推荐云:“河北路坊郭、村乡民户自结强壮巡社,可因其情而用之。奖以忠义之名,加之以抚驭之方,用御金人,捕遏盗贼,每有实效”[5] (兵二之五○)。建炎元年,宋高宗屡次下诏在全国普遍组建忠义巡社,在宋朝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忠义巡社很快地从河北发展到京东、西、河东、陕西等路。再如南宋时,叶义问、贺允中从金国出使回来,认为金必毁盟,为此陈康伯建议四策,其中之一就是“分画两淮地,命诸将结民社”[3](卷三八四)。“民社”即指那些民间军事性结社。上述诸例都说明北宋中期以后,军事性结社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普遍建立起来,与宋朝统治者的扶持和推行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三、宋代军事性会社的特点
(一)军事性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当始于宋。在宋以前,历代民间虽有习武之俗,但尚未形成有名有实的军事性会社。入宋后,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13]。“宋代,乡社武装遍处皆是,结社置办兵器,演习武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这是唐代所未曾有过的。”[10]在宋以后的历代中,以会、社为名、具有军事武装职能的团体则频繁地出现,似乎可视为对宋代以会、社命名军事性团体这种做法的一种继承与延续。
(二)宋代的军事性会社,与乡兵体系有交叉、混杂现象。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宋代军事性会社的定性问题。构成宋代军事性会社主要部分的一些社,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属于宋代乡兵的组成部分,其理由是这些社在《宋史》、《宋会要辑稿》中皆列入《兵》类[14]。按这种说法,这类会社是宋朝军队的一部分,属于官方性质。但笔者认为这类会社应归入民间结社的范畴,这一点从前文所引史籍记载可知。但从其存在的全过程来看,又能说其性质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结社在形成、组织初期,具有不折不扣的民间性质,但很快为官府控制、利用、改造,从而成为为宋统治者所用的地方武装力量的一种。如弓箭社最初是定州等西北边境地区的地方民众自发组建的民间武装,随后,宋武将庞籍对弓箭社实行了改造,“立队任将校”[16](卷二二),“增损其约束赏罚”。北宋末年,宋政府在河北东路、京东、西路强迫当地人民组建弓箭社,并将组建弓箭社的数量好多与各地方官吏的考核升迁挂钩,至此,弓箭社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团体完全变为政府强制推行的地方乡兵制度,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两宋的其他军事性会社如福建忠义社、湖南乡社、忠义巡社等的情形,与弓箭社大同小异。不可否认的是,当民间武装力量受到宋统治者的约束和利用,并被纳入宋代兵制的框架时,也就意味着其性质改变的同时,与其成立时的初衷逐渐背离,其活力及战斗力也随着这一过程而逐渐丧失。
(三)宋代军事性会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西北边境地区的如弓箭社、买马社,以及金人南侵后,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忠义巡社、太行保社、两淮山水寨等军事性会社,其主要作用在于保卫乡里,防御外族入侵,抗击金兵的侵略劫掠,他们更多地是作为宋王朝保边卫境的工具,于国于民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对其性质和作用的评价,无论古今,都是比较肯定的。而南方的军事性会社如福建忠义社、湖南乡社等,其主要作用则在于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地方社会治安。总之,宋代军事性会社在宋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局面中,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在对外的民族斗争中,它们是积极反抗外族侵袭掠夺的主要力量;在对内的阶级斗争中,它们又是统治者用以维持封建正统秩序的主要工具。
(四)宋代军事性会社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主要是乡村居民,但大都是中小地主、富农、自耕农;下户贫民和客户一般不能参加。特别是内地军事性会社更是如此,因为其目的既然主要在镇压“盗贼”,如果不是有土地和财产的主户就靠不住。但无论是地方自保之社,还是保境抗敌之社,军事性会社的控制权总是牢牢地掌握在豪门大户、地主土豪手中的,这既符合民情,又能为宋统治者所接受,因而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故有的学者将这类军事性会社视为地主富农武装,也有一定的道理[10]。金人入寇后,为抗金而兴起的种种军事性会社的参加者则主要是贫苦农民,他们不分主户、客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投入抗金斗争中。反映了宋代民众中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如南宋的忠义巡社,除有家有业的主户外,尚有大量有家业并定居当地的客户加入,“虽客户但有家属烟爨,而愿入社者,亦听”[5](兵二之五十)。
(五)宋代军事性会社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也有少数。如弓箭社,知定州滕甫曾建议:“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从之。” [3](卷一九○)但组建于哪些城市,组织情况如何,目前没有史料对此加以说明,因此我们只能推断,定州及附近的北部缘边城市应组织有弓箭社,但因其作用与效果肯定远不如与辽、夏直接接壤的河北农村的弓箭社,因此就数量而言,恐怕就很有限了。城市中还有一种类似军事性会社的结社组织,如南宋临安的“锦标社”、“川弩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射弓踏弩社”、“英略社”等等,据《西湖老年人繁胜录》记载:每社“不下百人”,其中有男有女,入这类社有一定的条件,即具有一定的武艺水平,像“射弓踏弩社”规定,“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这类社实际上是专门的练武组织,可视为军事性会社的特殊形式,但因其组织情况、作用、甚至性质都与本文所探讨的军事性会社相去较远,因此笔者未将其纳入本文来探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职业性的武术表演会社,在以后的文章中来讨论。
(六)宋代军事性会社存在的时间因其不同的作用而有长有短。总的来说,除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会社保留的时间较长外,各个军事性会社的寿命都是较短的,这主要因为封建统治者所固有的对人民力量的恐惧与害怕,即使是在民族存亡的危险时期 ——北宋末,南宋初,宋统治者对人民武装力量的猜忌与防范之心也是明显的。因此,当局势一旦有所缓和,南宋政权相对稳定后,大部分军事性结社即遭取缔。如忠义巡社,建炎元年,宋高宗屡次下诏在全国普遍组建忠义巡社,但很快就因大臣们的反对而于建炎二年下诏:“除京畿东、西、河东、北,陕西路许置巡社外,余路依先降指挥作罢”[2](卷一五)。杭州、温州等地已经筹建就绪的忠义巡社,曾“诏许存留”,至是也宣告作罢。再如南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的崔与之,因“淮民多畜马善射,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募民为之”,也因当时宰相的反对而作罢。
四、宋代军事性会社的社会功能
宋代军事性会社的主要社会功能体现为一种防御作用,“乡社武装……其主要作用乃是巡警守隘,防盗缉贼,维持封建统治”[10]。宋代民间地域性军事结社,构成官方系列防御中乡村防御的主要力量,多在地方遭受兵火之灾,社会动荡不安时出现并兴盛起来,它们的存在,对于保护乡里安全、实施地方自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提到的胡铨,即为一典型例子:“胡忠简公为举子时,值建炎之乱,团结丁壮,以保乡井。隆yòu@①太后幸章贡,虏兵追至,庐陵太守杨渊弃城走。公所居曰芗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领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恶少乘间欲攘乱,斩数人乃定。”[15](卷三,前辈志节)以北方弓箭社为例,他们“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3](卷一九○)。它的兴起及其组织形式及内容,实际上已取代了当地官方的乡村基层组织,除了负责地方防御之外,同时还兼负地方行政管理事务。以社的形式对乡村基层民众采取军事化的组织,使乡村农民、丁壮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对于弭平地方性骚乱,维护封建秩序,其功效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使得地方官府守御地方的职责减轻,而乡村地方武装防御“盗贼”的职权则有所加强。
军事性会社的兴起,于国于民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民无转饷之劳,土免征调之苦,国省军费开支。在过去,每当地方有事,就调遣他处官军,劳民伤财,士兵也疲惫不堪,正规官军战斗力不强,不能快速解决地方之事。地方军事性结社兴起后,这些乡兵社众平时训练有素,一旦地方有事,就能随时调遣弹压。另一方面,军事性会社兴起后,人自为兵,家自为战,有兵之实,而无兵之名。这种“人自为兵”,虽不是全民皆兵,但暗含寓兵于农、寓兵于民之深意,在使乡村体制趋于军事化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就这两方面意义而言,宋代军事性结社的现象极为普遍,遍及全国,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当宋代各种军事性会社为宋政府所承认、改造、利用和加以控制,并成为一种制度进行推广后,也和封建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一样,弊端百出,渐趋败坏。如弓箭社,在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期间,曾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因为兼亢保甲之故,致使弓箭社成员被东召集西追呼,既疲于奔命,又无法从事生产活动,导致当地民众参与弓箭社的积极性及其战斗力都大不如前。到了北宋末年,宋政府在河北东路、京东、西路强迫当地人民组建弓箭社,各级官吏因此而升官发财,得到了极大的优点,而民众们却不堪其扰,老弱转徙道路,强壮起为盗贼。最终导致这一原本于国于民都有利的结社被取缔解散。又如福建忠义社,绍兴十五年以后,福建未发生较大的农民起义,乡社豪酋便利用忠义社鱼肉乡里:“县道不能安xù@②,尉司因而追集骚扰,及有科率置办器甲之属,却致社户不得安处,甚失元置忠义社之意”[5](兵二之六○)。有些乡兵甚至“率众劫夺财物,甚者,指平人为奸细,杀戮良善”[5](刑法二之一○一)。此时的忠义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起了“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其行为与起初组建时的原意相去甚远,因此,福建忠义社也被宋廷严加限制。 再如忠义巡社。建炎元年,宋高宗屡次下诏在全国普遍组建忠义巡社,忠义巡社很快地从河北发展到京东、西、河东、陕西等路。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遭到一些臣僚的反对。建炎二年四月,“言者以为巡社之设,利于西北而不利于东南。……如东南创置,人多不愿,州郡强使入社,亦非乐从。逼于官司驱率,势莫能免。今日驻跸淮甸,恃东南以安民心,末宜骚动。欲望将先降存留指挥,更不施行”[2](卷一五)。在远离宋金战场的东南后方,仿西北边境而设忠义巡社,强迫民众入社,不仅不能发挥抗敌的作用,反而使这种结社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一种新增的徭役,也是远远背离了其纽建的初衷。因此东南地区的忠义巡社,很快也就宣告作罢。
综上所述,宋代军事性会社包括防卫乡里的民间自保之社和防御外族入侵的保境抗敌之社。这类军事性的社团,数量多且性质复杂,既有备边保境、维持乡里治安的一面,也有对抗官府、滋扰百姓、鱼肉乡里的一面,因而均带有临时性的特征,政局一经稳定,乡里危难一旦解除,这些团体也就被解散取缔,或归于农,或归于商。但总的来说,它们均起到了保卫乡里的作用,不但成为正规的国家军事力量的补充,而且与传统的乡里社会相辅相成,成为宋代社会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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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起义资料汇总:
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三月,绵州士兵起义,推全师雄为领袖。邛、蜀等十六州响应。
四月,遂州牙校王可僚结集州民起义。
966年(乾德四年)阆州农民起义,围攻州城。
渝州农民以杜承褒为领袖,发动起义,攻占州城。
973年(开宝六年)渠州农民万人在李仙领导下起义,攻入蓬州。
981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绵州王禧等十人组织农民起义。
993年(淳化四年)二月,永康军青城县农民约一百人在王小波领导下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起义军攻下青城,进而打到彭山,发展到万余人。
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与宋军激战,获胜。王小波负伤牺牲。李顺领导起义农民,胜利攻下蜀州、邛州,调发大地主的财产粮食,分给当地贫民,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
994车(淳化五年)正月,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建国号大蜀,立年号应运。农民军转战南北,发展到数十万人。
农民军攻剑州和梓州,不下。
五月,宋军入成都。李顺在作战中牺牲。农民军三万人战死。
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继续战斗。攻下嘉州,向东川进军。
十一月,吴蕴在眉州战死。九九五年(至道元年)
二月,张余在嘉州被捕牺牲。起义失败。九九六年(至道二年)
五月,王鸬鹚领导起义军攻打邛、蜀二州,失败。
1000年(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益州(成都)士兵在赵延顺等领导下起义,攻占州城。起义军推王均为领袖,建立大蜀国,建年号化顺。彭州等地农民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
九月,成都失守。十月,王均率领起义军据守富顺。起义军战败,王均自杀牺牲。
1005年(景德二年)逃亡兵士王长寿等百余人起义,攻打陈留,发展到五千余人。起义军在胙城遭到宋军镇压。
1007年(景德四年)六月,宜州士兵在陈进领导下起义。起义军攻占柳州,在象州武仙县战败。陈进等起义领袖六十余人被捕牺牲。
1043年(仁宗庆历三年)五月,沂州士兵百余人在王伦领导下发动起义,占据沂州城。起义军不断胜利发展,渡过淮水,攻占楚、真、扬、泰、滁等州,直抵和州。
七月,王伦在和州战败,被杀牺牲。
八月,陕西商州农民千余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领导下起义。京西路各地农民响应。起义军自陕南经豫西,直抵襄、邓、均、郢等州。光化军士兵以邵兴为首,起义响应。九月,金州农民起义,攻入州城,夺取府库兵仗,分散钱帛给贫民。
十一月,邵兴在湑战败被杀。
十二月,张海等战败牺牲。
1044年(庆历四年)八月,保州士兵起义,遭到镇压。
1047年(庆历七年)十一月,王则领导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占领贝州,建国号安阳。
1048年(庆历八年)正月,宋军攻入贝州。王则、张峦、卜吉等英勇牺牲。
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河北保甲起义。
澶州、魏州保甲与农民联合,发动起义。
澶州、滑州一带,以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起义,进入卫州。
1119年(徽宗宣和元年)山东郓州农民起义,以宋江为领袖。
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在帮源峒发动起义。十一月,方腊自号圣公建国,立年号永乐。攻下青溪县。十二月,攻下睦州、歙州,胜利进军,进驻杭州城。起义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和孔孟儒学,发起猛烈冲击。
婺州兰溪县朱言、吴邦,永康县陈十四,湖州归安县陆行儿,处州缙云县霍成富、陈箍桶,苏州石生,越州剡县裘日新,台州仙居县吕师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常州、明州、秀州、温州等地农民纷起响应方腊。农民军攻下杭州后,发展到百万人。
山东起义农民自郓州向濮、单、齐、青等州进军。
1121年(宣和三年)正月,方腊率领农民军主力攻占婺州和衢州。农民军别部由方七佛率领,攻打秀州,不胜,退守杭州。
二月,宋军反攻杭州。起义军退出杭州。睦州被围。裘日新农民军攻下剡县、新昌、上虞。
山东起义农民进入淮南,至海州。宋江向宋知州张叔夜投降。起义被叛卖而失败。三月,吕师囊农民军攻下仙居、天台、黄岩。
四月,方腊农民军占领的歙州、衢州、婺州、睦州相继失守。宋军攻陷青溪县。方腊率农民军二十万退守帮源峒。农民军战败。方腊及妻邵氏、子方亳、起义领袖方肥等三十余人被俘;八月,英勇就义。
五月,义乌、兰溪、剡县等地农民军与宋军激战,失败。起义领袖裘日新等牺牲。
六月,吕师囊部在黄岩奋战,起义领袖三十人牺牲。
七月,仙居起义农民在俞道安率领下进攻温州,不下,转至处州。十月,起义军在永康被围。俞道安牺牲。一一二二年(宣和四年)山东郓州梁山泊农民继续起义反抗。相州农民军在贾进等领导下起义。一一二三年(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起义。洛州农民数十万,以张迪为领袖,发动起义,攻打濬。张迪战败牺牲。太行山农民,以高托天为首起义。转战青、徐、密、沂等州。
1125年(宣和七年)高托天投降宋朝,起义被叛卖。
京东路起义农民十万人以张仙为领袖,在垒鼓山与宋军激战。张仙受“招安”降宋。
济南府农民十万人,由孙列率领,占领铧子山,遭到镇压。
东京起义军十万,由贾进等率领进入海州。贾进受“招安”降宋。
临沂武胡、郓州李太、沂州徐进等分别率领当地农民起义。
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二月,鼎州武陵钟相领导当地农民军起义,建号大楚,钟相称楚王,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起义军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严厉镇压宣扬孔孟之道的儒生以及僧徒、道士。起义发动后,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岳州、辰州等地十九县农民纷起响应。农民军攻下桃源,进驻澧州。三月,钟相兵败被俘,英勇牺牲。农民军在杨太领导下继续战斗。
四月,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领导下起义,攻下贵溪、弋阳二县。农民军利用摩尼教相联络,发展到十几万人。六月,起义军战败。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被俘牺牲。
建州瓯宁县农民起义,以范汝为为领袖。八月,农民军攻下建阳县,发展到几万人。十一月,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号。吉州农民在彭友、李满、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领导下起义,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扩大到几万人。
1131年(绍兴元年)七月,虔州陈颙导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
宋朝命令受“招安”的范汝为军解散归农。建阳农民丁朝佐起义反抗。
1132年(绍兴二年)正月,宋军围攻建州,范汝为自杀。农民军万余人战死。
四月,陈颙义军进攻循州,攻克龙川县。十一月,攻下武平县,进围梅州。
1133年(绍兴三年)正月,陈颙义军回江西。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
三月,衢州开化县农民起义,以摩尼教徒缪罗为领袖。
五月,缪罗等人叛变投降。起义军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四月,陈颙农民领袖在兴国战败,被俘牺牲。
彭友农民军到雩都。彭友等战败被俘。
杨太农民军以洞庭湖为据点,建立水寨,农民军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十月,杨太军在洞庭湖下游大败宋军。
1134年(绍兴四年)二月,杨太拒绝宋朝的“招安”。五月,齐刘豫遣使到农民军联络,杨太斩来使,严正拒绝。
七月,杨太农民军进攻鼎州社木寨,大败宋军。
1135年(绍兴五年)六月,杨太农民军在洞庭湖战败。黄佐、杨钦等叛变降宋。杨太坚持不屈,英勇牺牲。
1140年(绍兴十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起义,攻下桂阳、郴、道、连、贺等州。骆科中途叛变降宋。农民军在邓宁、李定等领导下,继续战斗。欧幼四率领别部攻下蓝山县。
1141年(绍兴十一年)十月,宜章县农民起义失败。
1143年(绍兴十三年)福建各地农民在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农民领袖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攻打漳、泉、汀、建四州及广东梅州、江西虔州的县镇。
1144年(绍兴十四年)宜州泾县农民在摩尼教徒俞一领导下发动起义。
1146年(绍兴十六年)管天下等起义军遭到宋军镇压,失败。
1149年(绍兴十九年)春,建州瓯宁县回源峒杜八子领导农民起义,攻破建阳城。夏季,张大一、李大二等在回源峒领导农民起义。
福建汀、漳、泉等州何白旗起义,进至广东梅、循、潮、惠四州以及江西虔州。
1150年(绍兴二十年)七月,何白旗起义失败,起义领袖黄大老、谢二化等被俘。
1163年(孝宗隆兴元年)
明州象山、秀州华亭等处农民在海上起义。
1165年(乾道元年)郴州宜章县弓手李金组织农民群众,发动起义,迅速形成万人大军,攻占县城后,又攻下郴州、桂阳军。农民军进入广东路英、韶、连、广等九个州府。杀地主、官僚,没收他们的田宅财产。
五月,湘阴县刘花三、李无对领导农民起义,响应李金起义军。
八月,李金战败被俘。
1175年(淳熙二年)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自湖北转入湖南。六月,起义军进入吉州永新县禾山。七月,起义军在江西战败,赖文政牺牲。
1179年(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县农民在陈峒领导下起义,攻下道州、桂阳军和连州所属四县,有众数千人。五月,陈峒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广西路李接(一作李楫)领导农民起义,宣布十年不收赋税,打开官府和地主仓库赈济贫苦农民。起义群众称李接为李王。农民军陆续攻下广西路郁林、化、容、雷、高、贵六州八县,半年后失败。
1184年(淳熙十一年)姜大老领导农民军在汀州一带起义。
1185年(淳熙十二年)平江府玉■郎等起义,海上饥民蔡八等起义。宋军深入大洋镇压,起义领袖蔡八等四十二人被俘。
1188年(淳熙十五年)陈青军等海上饥民起义,在广州沿海活动。陈青军等十六人被捕。
1219年(宁宗嘉定十二年)闰三月,军士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在利州路兴元府起义,参加的士兵有几千人。四月,起义军攻入利州、阆州、果州、遂宁府和普州,先锋曾到达梓、汉二州,直逼成都,四川震动。七月,红巾队战败,莫简自杀,张福被害。
1223年(嘉定十六年)武冈军士兵在蒋宗、杨德率领下起义,几十天后失败,蒋宗等首领被杀。
1228年(理宗绍定元年)赣州农民在陈三枪和张魔王率领下举行起义,以松梓山为根据地,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路边境建寨六十,进行起义活动。三路农民纷纷起来响应。
1229年(绍定二年)十二月,汀州晏梦彪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起义军以潭飞磜根据地,攻下汀州、邵武军、南剑州所属各县,发展到漳州龙岩、长泰和泉州永春、德化等地。汀州城士兵起义响应。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一年以后,起义军遭到镇压而失败。
1234年(端平元年)赣州农民军在松梓山战败,张魔王自杀牺牲,陈三枪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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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传说的看法:
宋朝经济政治有些可以学习,但整体而言,宋朝是个罪恶的制度,华丽的数字忽略了两个最为重要的现实: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和可购买物资并不匹配,底层的生活水平的现实
比如工商税所占比重——70%,表面上看起来这数字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工商业是在江南等本来农业资源富裕的地方发展,结果必然导致弃本逐末,导致农业总产不足以奉养整个社会,同时也大幅度颠倒整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结构,最终作用与上层,形成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最终崩溃。——这方面,宋和明是一样的,只不过宋因为军事懦弱,四周危机重重,军事有出口,所以才导致内部叛乱稍息,而明由于处于当时世界食物链顶端,没了对手,内部崩垮,从而给外部机会,最终在内外合力下,以阶级斗争为里,以民族斗争为表,结束了明。
第一篇文章严重忽略了一个问题,从而制造出了一个繁荣的假象: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还是纸币,都没有绝对的价值,都仅仅是用于衡量社会总产品量,黄金白银和纸币都是有购买力问题的,也是会通胀的。在社会总产品不足的情况下,再多的白银和黄金能买的东西照样不变,如果粮食不足,再多的黄金白银结果还是躺金山上饿死。
简单一点,如果说“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那么这个计价单位的“美元”不是1949年的美元,而是经过了n轮定量宽松之后的20XX年的美元,这样还有人觉得北宋是小康社会么?
文中说: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北宋的公务员工资高?是的,但看书中描述,林教头过着像三言两拍聊斋志异里面描述的中人之产的日子么?这说明宋通胀严重,经济成就的数字是水分很大的。如果以水分数字为准,民国1948年的经济水平,应该可以冠绝人类历史吧?
明清都比宋发达,经济上!!!可能隋唐都比宋好。“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而是包括农业和商业。宋的商品经济繁荣,但整体经济结构却有严重结构性缺陷。
江南之所以商品经济发达,是因为逐利,商业更有利可图,而不是因为江南有生产力剩余,和明晚期一样一样的,舍本逐末,导致农业产量严重不足,农产品通胀严重,最终大部分人吃不起饭。
不可否认,江南确实一开始有生产力剩余,所以统治者放松了警惕,放任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剩余远不足以把商业的比例提高到像当代这样,而一旦让人看到商业的巨大利益,蝴蝶效应产生,最终酿成不可逆的后果。
衡量经济成就,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成就,应该以总产量和产品结构是否合理为衡量标准。小国像新加坡才可以只单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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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下北宋的普通人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由于北宋大体上不抑制兼并,于是“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土地都到了少数人手里了,那其他人在干吗?当兵,当佣工,当佃农。
公田法是宋的一个缩影。
北宋时对官户形势户(官僚富豪,王安石所谓的“兼并之家”)在租税杂役上有优惠。这些人本来经济实力就强,还有优惠,自然导致势力扩张,土地兼并普通农民沦为佃农。当时臣下的奏章中有天下的土地半数被官户形势户占据之描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来的财源缩小,北宋朝廷也维护不下去。宋仁宗的乾兴元年 (1022)开始实行针对土地兼并的限田法,官户庄田限制在30顷(5.6公顷)等规定,当然被官户(官僚)反对而无法实施。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从官 户征收助役钱,金额为普通农户免役钱的一半。神宗死后宣任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基本上被废除,助役钱却保留了下来。元佑六年(1091),发展到50顷以下收取半价的助役钱,以上的部分征收全额的免役钱。宣任太皇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复行免役法,宋徽宗时期增加针对官户的限田免役法,一品100顷九品10顷为 界线,以上的部分同民户一样征收科役。虽然官户等“兼并之家”仍然拥有种种特权,至少从表面上看政策越来越不利。
北宋中期法律规定地主对佃农犯法罪减一等,反过来罪加一等
宋朝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缴纳地租规定为每亩多少斗, 而一般法令上的一斗等于100合是毫无疑义,但宋还要规定一斗折合多少合,例如苏州地区最常见的就是130合,而最高记载达到180合。
普通人在北宋的地位,简直就是美国废奴前的黑奴。北宋,是贵族的天堂,普通人的地狱!!!
另外,还可以看看两宋的民间武装结社情况,看看这个所谓的天堂,在分裂和外部压力面前,是如何武装到牙齿的全民皆兵,到处都有武装会社(农村普遍有,城市也有,所谓武装会社,在现代就是“黑社会”,而且是公开活动,且官府泼水不进),这样老百姓会有好日子过?
如果宋社会清明,还需要这些武装会社么?保镖业还会发达么?还需要王安石实行保甲制度加强基层武装力量么?
有宋以来,起义也是此起彼伏,而且大多跨州连县,宋毕竟军国化程度高,反应快速,迅速地扑灭或者招安,但如此持续不断的起义,正是说明其残酷剥削的程度之列。若非金的入侵,早晚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
如果要找一个现代国家和宋类比,政治上最合适的是朝鲜,同样是维持庞大军队。经济上最合适的类比对象是沙特,单项优势整体畸形。综合起来的最好类比对象是:伊拉克海湾战争前的萨达姆时期。
比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差。
人间地狱莫如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