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客的精神分析

贱客起源及精神分析
前不久某周刊在其黄色的封面上宣称“贱客来了”。
最初见到“贱客”这个词是在几年前一个盗版牒《南方四贱客》上，其英文直译是《南方公园》，当时觉得贱客这个词有很浓的港澳味，这部电影中的四个主角以破口大骂脏话、放屁为乐，专干正常人侧目的下贱无聊之事，和正统的文明的矜持的成人世界对抗，这种秉性似乎成了贱客的专利。被大众公认的著名贱客有蜡笔小新、咖菲猫、憨豆、黑加尔、安迪.开普等，现在这些原仅限于卡通和电影公众贱客形象已通过电视和网络成了最热门的社会现象，正向社会、集体、家庭、个人心理的最深处漫延。
马克思似乎早就意识到贱客时代的来临，早在17世纪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也就是物质世界越发达，人的世界就越下贱，我们发现最著名的贱客无不是产生于世界上物质生活最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创立者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源于压抑，所谓正常是压抑的结果、自我欺骗后的麻木，其创伤真正的核心是幼年的幻想，休闲娱乐不过是被迫放弃权利和行为后的消极反抗样式，中国古代智者对此早就阐明：“小人闲居为不善”。我们不难看到文明越发达就越富侵略性和扩张性，我们都知道一个富翁劝一个渔夫更多工作的故事，人性在这样的文明面前越来越压抑、疏离和冷漠。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在下班后的动物式欲望中才能感觉到自由，因此肉欲在现在越来越被放大，人之间的排斥感越来越严重，慢慢入侵每个家庭和个人内心深处，以文明和时尚的面具表现在每个细节：客人来了要脱鞋，不能踩脏我家地板。客人只能用不值钱的纸杯，客人一走马上扔掉。要吃饭最时髦是分餐制，我决不容许对方肮脏可疑的筷子伸进我的餐盘。亲热前要洗澡喷香水，尽可能掩盖人的气息不让对方讨厌，当然同时决不容许对方有个人气息。政治经济学研究表明，劳动效率越高，人的劳动就越机械，越来无意识化，劳动和商品的对立性越来越尖锐，商品的知名度凸现使人越来越靠它来彼此篾视，娱乐的报复本性也显现了出来。
反抗由此而生，然而这一切大都在无意识层面上表现出来，一方面，工作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事，干净、勤劳、富裕的人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沾沾自喜自己的品味，蔑视懒惰、贫穷和肮脏。另一方面，因为其异化劳动已全面剥夺了人的生命律动和自然天性，反其道而行之，因此而引起的无意识的愤恨使安迪.开普、咖菲猫们应运而生。无意识的渴望从貌似无害的休闲一举变成了自以为是的娱乐取向和没有意识的公然反抗的行动。
我们理想和现实中的名人是在自己的工作上的突出表现而出名，著名贱客最大特点却是以恶搞、整蛊而出名。娱乐已从工作后的憩息演变成和工作的对立。反工作倾向并非文明发达后的产物，实际上在东西方古老智慧中就相当直接和突出，耶稣当年宣道时就置疑一个正在劳动的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东方老子就干脆教导人要做一个无用之人。如果说东方这一切还仅限于文人骚客的喋喋不休的附庸风雅中和人民的惰性性格中，那么西方在这一点上却远甚于讲究无为之道的东方而鲜明凸现出来，星期天的不工作成了大多数西方人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首的工薪阶层不断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成了西方统治者头痛顽症，古典世袭的贵族莫不以工作为耻。反工作的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正如马克思早就预期的一样成就了越来越多的不工作的食利者，上班族成了耻辱的象征。
圣经里说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尖还要难，西方文化中一直就充满着对财富和工作的反讽，从被老婆泼脏水赤脚大仙苏格拉底到提倡像狗一样生活的犬儒派哲学，从与风车作战的堂吉柯德到像叫化子一样生活的拉莫的侄儿，然而对本真人性的复归在现实中一张扬开来就成了贱客的样式，西方文化中这种反清教工作教义的贱客样式到了20世纪形成了极为广泛的文化思潮和五花八门的边缘文化现象，各种时髦的矫揉造作的个性文化到摇滚这样的群体性迷狂，破烂的牛仔裤和营养不良的黄头发，自我摧残式的娱乐方式成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现象。
据说安迪.开普的英文原义有头脑受到伤害有缺限的低能儿意思，他只能生活在四格漫画中，没有人会真正喜欢做这种人或容许身边有这种人，在生活中憨豆这样人会让我们避之不及，谁也不愿有象大雄这样的孩子：厌烦学习、单恋女生、常受同学欺负、耽于万能机器猫的想象中，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一个长年不洗澡的赫加尔，也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象安迪.开普一样靠老婆生活还得意洋洋，虽然我们对流氓兔打屁乐不可支，但我们任然羞于在电梯里放屁，但也就他们成了集体娱乐世界的名星，我们对耳提面命的反抗引起的罪恶感通过憨豆们得到了消解。集体性对下贱无德低能生活的无意识向往一旦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了神经症倾向：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经症是对个体性的企图，古代圣人们对现实的看法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尖锐批判，神经症的不正常和分裂症的狂暴实际是对不正常社会的个体性反抗。精神分析发现当一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很突出时就会产生心理异常，从某种角度讲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实际就是变质的类似佛道无为思想的表现方式，这对受了社会公认价值观教育的神经症患者来说不蒂是个冲突，所以神经症患者渴望融入社会，象他人一样对集体家人负责，如果说神经症是一种消极反抗的话，分裂症就成狂暴的对抗，而正常人因为内心的禁制却追求自由而与众不同。
福科研究了颠狂文明史，认为较之古代和原始社会现代人对神经症和分裂症患者越来越严酷，这种结果导致了神经症和分裂症的分流，比较显著表现在症状在个体中的广泛漫延和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厌食症成了减肥风、恐街症演变成了街头人弹爆炸、对幻象的痴迷成了对电视和电脑的迷狂、十九世纪对手淫的禁制变成了今天像杂货铺一样多的成人商店、露体癖成了对政府政策的裸体抗议……。
有人认为“贱，没有颠覆任何东西”，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漫画《赫加尔》读者给作者和编辑部来信说画家就象偷看自己家来着。中国有句古话，“无情最是帝王家”，著名的家庭故事总是充满冲突，文学名著中的家庭故事几乎都是家庭冲突和分裂史，人们总向背叛家庭的佛祖下跪，圣经公然宣称：你的仇人在家里面，而最著名的漫画中的家庭里总是在互相折磨，这方面的例子最近的就是朱德庸，《双响炮》无疑是现代家庭的写照，家庭的温馨合谐的神话被漫画以及众多的电视剧潜移默化地解构，家庭里生活细节和人个自身的行为细节一旦被言说，无一例外总是令人难以面对。矛盾对象化的欣赏当然也无法避免冲突的发生，于是家庭的危机就难以避免了，你不能想象木子美或芙蓉姐姐这样的贱客会有我们想象的幸福的家庭，当然你也不能容忍家里面真有象咖菲猫这样自恋和犯贱的人。当犯贱成为时尚时，你不可能总是一个冷眼旁观的欣赏者，特别是当你听到你的孩子在谈E话通时。
西方有句谚语：“恶魔潜藏在快乐中”，当集体在娱乐中狂欢时罪恶感的幽灵也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天空，西方社会遍布街头的监控摄像头和警察便衣并不仅仅是对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当你在满足自己的贱人心理需求时，你也就成了被监控的被娱乐的。
于是娱乐成了更紧急的欲求，犯贱也就成了唯一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