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开放分类： 中国古代文体文学科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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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 1 简介
• 2 起源演变
• 3 产生的基础
• 4 源流和历史
• 5 存废争议
• 6 八股与私塾教育
• 7 利弊
• 8 结构

八股文 - 简介

八股文又叫“制艺”、“经义”、“制义”，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的文体形式，八股文写得好坏，直接决定应考举子的命运。

所谓“八股”，是因为文中有四个段落，两两相对构成排比句，就像人的两股（腿）相对一样，四个段落共有八对，所以称为“八股”，这样的文章就叫做“八股文”。

八股文的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些字句为题。大约十字之内的称“小题”；十字之外的称“大题”。如民间广泛流传的清代官吏查嗣庭在科举时以“维民所止”命题，被理解为将“雍正”二字的头颅割去而最终罹祸，可见题目只有四字。

八股文步骤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然后“起讲”；接着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也叫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章的最后是“收合”。破题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而且只能用两句话，如以《子曰》为题，破题的话就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承题是对主题作进一步补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三句为标准。起讲是较为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四比可以说就是正文，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如何，反面如何如何等等。这是文章中最难的部分，既考了分析理解能力，也考词语对仗、音韵转换能力，四比如同四副对联。上下要词性相对，平仄相对。一篇文章中要对出这么多对联的确不是很容易的。最后收合，文章的结束语，一般约在八句之内。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规定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这种八股文形式主义严重，内容脱离现实，毫无用处，而且用孔孟之语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很难发挥应考者的创造力。但是，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它有点类似今天的标准化考试，易于阅卷者掌握标准，有利于避免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其次，它的写作技巧和言简意赅也还值得我们借鉴。

八股文 - 起源演变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 - 产生的基础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八股文 - 源流和历史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广义地说：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

“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

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

八股文 - 存废争议

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八股文 - 八股与私塾教育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八股文 - 利弊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八股文 - 结构

1905年，自清朝政府一声令下，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便很顺理成章地退出了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兴起，八股作为封建旧文化象征之一，受到猛烈打击，此后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

时值今日，我们这一代，恍惚中还有“八股”这样一个名称，在脑中晃了晃，大致知道“八股”是贬义的东西，很坏的东西。但确切地要说出“八股”是什么东西，恐怕我们十有八九不知。只因五四后，很少有人，甚至几乎没人再谈八股，这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自清废科举后以后，八股文再也不曾出现，并且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所有八股文选本以及八股文参考书忽然间都销声匿迹（ 《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朝的八股文一集作为标本），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见过八股文的确实屈指可数。

在此，谨以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张中行先生的《说八股补微》、金克木先生的《八股新论》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的一书为大体，摘录其要整理一下。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滥调子”的代称。启功先生说曾遇到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我很久前在网上寻师访友时，便曾遇到一位误认为文言文就是八股的朋友。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了这种文体的不适，以致为时人、后人所不耻，不但它本身不必负责任，还可以说八股实在冤了。

八股文的异称——因该文中有四联，两两相对，好比人有两股，所以叫八股；又因为相对它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所以又叫“时文”；可能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了，名实不符；明代出第的题目也有出自《五经》中，但主要还是出自《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清代，所以八股又叫“四书文”；那时皇帝的命令称为“制”，八股是皇帝命作的文艺，所以又叫“制艺”、“经义”、“制义”。

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庭的意旨，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这就是前面所说“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的意思，更不准发挥自己思想，所以有人称八股只是“敲门砖”（指只是求官的途径），诚然，那时的文人多不屑写八股。

八股文的起源——八股文确立于明代，是明、清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文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王安石，但此事还不能确定。

八股文的题目——主要题目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字某句为题。少数字的题（大约十字之内），称“小题”；多数字的题（大约十字外），称“大题”。也许是怕重复以前考过的句子，也许是为了增加难度，后来出的题多是东一词，西一句，比如取《大学》一句“日日新”，又加一句《孟子》中一句“君命召”，就以这六字为题了。这在我们来看，有些不可思议。

八股文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是八股文步骤，还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是起讲；最后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末是收合。

“破题”——从破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解开”、“分析”的意思，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也就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但有规定，第一是只能用两句话；第二是这两句要概括题义、解释题义，只是绝不能直说题义。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方法，和作谜语极为相似。进一步来讲，整篇八股文就是谜面，题目便是谜底。而且破题是作八股文最重要的一关，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到整篇。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很有名，其破题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真是才华横溢。这也是最标准的破题。再有一列笑话，题目是《三十而立》，其破题是--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前句破“三十”，后句破“而立”。

承题——便是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具有承上启下的使命，以三句为标准。

起讲——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

四比——四比就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比分为八股，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等等，可以说就是正文。较难的恐怕就是这四比了，因为每两股必须成为一副对联，共四联。按对子一样，词性相对，平仄相对。试想，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毕竟不是很难，若是长篇大论的句子，句句都对上联，就不太容易了。

收合——收场结束语，一般约八句之内。

以上略谈八股，言有未尽之处。个人以为八股很有趣，原本生活中还存在着八股，不说文章，便是口头也有八股，只是没有那么严谨而已，最后以一段生活中的八股结束。

如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 “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历史”（承） “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很方便”（讲） A景，B景 （提比） “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 C景，D景 （中比） “卢沟加了新桥，旌门换了碑址”（后比） “进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

试问，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名词

注释与参考：

[1]^中国选举也治理

[2]^中国网

[3]^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