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文：请对微博的自我净化多点信心(中国青年报 20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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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观点
请对微博的自我净化多点信心
李鸿文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2-10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金庸在微博“被去世”，引发舆论对微博传播方式的思考，同时也给当事人及更多的媒体人一个反省契机。“青年话题”8日发表《金庸“被去世”谁对微博负责》一文，提出“微博的道德和事实审核机制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正是时候，微博改变了传播，也改变了生活，当它成为一个庞大群体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时，对它的检视及省思就很有必要。但是，我不同意这篇文章中的悲观论调，更不同意作者所说，对微博传播谣言除了审核外，就几乎无解的结论。    微博的问题几乎与生俱来，它的快捷传播方式，必然导致信息流量的增大；同时，因其“碎片化”特征而带来的割裂性，也必然存在片面或信源断裂。但是，与生俱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要训练和提高如何把碎片整合为整体的思维能力。如果缺少这个能力，即使把整个宇宙放在面前，即使面对的不是微博而是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你看到的依然还是碎片。这也意味着，微博的问题其实也是传统媒体当初问世时的问题，它之所以让人感到严重，只是与其传播速度有关。    这就好比汽车与自行车的关系，都有刹车，但这种装置只在面对危险时使用，这是共性。如果非要让汽车另加一个减速装置而与自行车处于同样的速度，相信没人会再买汽车。微博比传统媒体传播要快捷，它的缺点明显，比如快捷地产生和传播谣言；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它的辟谣速度同样快捷。就以金庸在微博“被去世”事件而论，从开始传播到闾丘露薇辟谣，微博屏幕上铺天盖地都是辟谣、道歉、内疚和自责，先生很快就“复活”了。这反过来说明，信息流通越快，辟谣功能更健全，信息越容易去伪存真。    也许有人说因为金庸先生是名人，迅速辟谣是特例。其实不然，在信息流通无碍的网络江湖，无论是事实发布者还是观点发布者，都必须具备“市场竞争”的信誉。如果发布者传播虚假信息，必然会被网友所唾弃，其影响力和传播能力自然相应减小。这是网络传播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还有人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辟谣比传谣艰难。是的，因为猎奇等诸多因素，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谣言，但是，同样因为猎奇心理及成就感，还有人更愿意主动甄别谣言，更愿意在辟谣中体现成功的快感。如果说谣言止于智者，也只有网络时代才能真正实现。    该文认为，微博使用者的道德素养良莠不齐，运营者应该建立应有的道德和事实审核机制。但道德素养良莠不齐的不只是微博使用者，传统媒体及其他载体的使用者如手机用户一样有这个问题。如果违法犯罪，所有载体都要踩刹车，否则就会出事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给微博另外建立一个审核机制的减速装置。以微博而论，刹车一直存在，国家法律法规不说，谣言曝光平台、屏蔽、删帖及禁言都是刹车，如果加上事前审核机制，无疑是置刹车不用而安装减速装置，这是自废武功。    说到这，还有一点要提醒作者，评论采用了某报的错误新闻由头。发出这条微博信息的根本就不是赵楚，这一点，如果作者自己开通了微博，对微博这种载体有所体验，如果能做到“道德与事实的自我审查”，不至于采用这个错误信源。这起错误信源的事实同时也力证，传统媒体既不比微博更清洁，也不比微博更具有“道德与事实的审查机制”，同时，它辟谣的速度还要慢很多，给当事人的伤害大很多。在赵楚作过严正申明之后，那家报纸的反应令人失望。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10/content_34604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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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是微博的阿喀琉斯之踵
曹林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2-09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误造误传“金庸先生逝世”的假新闻，让方兴未艾的微博很窘很尴尬。这条消息滋生于微博，疯传于微博，最后被证明是一则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这不仅让微博尴尬，让那些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假消息、为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的人也很尴尬，尤其是一些所谓名人和意见领袖，就更尴尬了——这些被网站加了V（身份认证）的名人名博，还有某“新闻周刊”的微博，未加核实的消息发布和毫无怀疑的转发，让假消息看起来更像真的。
那些加了V、经认证的名人还有一星半点儿反思精神的，当然这声“对不起”说得很勉强、很不情愿。轻描淡写地道歉后，话锋一转，轻易原谅了自己，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妙的台阶，将话题转向了“纠错”：微博虽然传了假新闻，但也展现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假消息并不可怕，只要信息足够多元和透明，真相总会浮现，微博空间能自我实现纠错。
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诡辩逻辑。微博上假消息泛滥，意见领袖们不反思造谣责任和防范造谣，反而如获至宝地谈起纠错。这种“转换话题”和“粉饰错误”的转换逻辑，与这些人平常习惯批评的政府逻辑是一样的：将坏事变好事，将丧事当喜事办，缺乏基本的反思和问责，就轻飘飘地将包裹着人祸的灾难说成“多难兴邦”。回避了谣言之错而抽象地大谈“纠错”，难道这是“多谣兴微博”、“多谣启民智”？某些评论家，批评起政府部门“将坏事变好事”起来亢奋无比，批评起公权“不注重减灾防灾，却大谈我们的灾难救援能力如何如何”之类头头是道，可牵涉自己的面子利益时，一路狂奔地陷入了同样的逻辑。
这个谣言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伤害了微博公信力，还浪费了公共资源——造谣传谣在先，纠错在后，从批判的价值次序看，首要的问题应是反思如何防范谣言和避免信谣，尤其是在传谣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当事人。可避谈防谣而大谈纠错，与他们平常所批评的“不谈防灾，却炫耀救灾能力”是同样的逻辑谬误，是以“纠错”来遮羞。
正如有传播学专家所言，“金庸逝世”的假新闻，并不是一个可以表现微博自我纠错的典型案例。我也同意开放的微博空间具有纠错功能，不过，这个事件并不具有代表性。金庸先生健在，你传人家逝世了，这个谣是很好辟的，而且，金庸也与多数人的利益和公众情绪无关，传播这则谣言并不带来什么期待和情绪，故很好澄清和纠错。
可微博上的多数传言和谣言很难纠错，比如盛传某个官员有多套别墅，盛传某个警察有七八十个情人，传说某个高官收了多少贿赂，某个名人有多少家产。这些当事人不太好站出来自证清白，一般人也无法了解实情，关键是在某种夹杂着官民对立、阶层撕裂的情绪中，许多人本能地相信这些消息肯定是真的，他们带着愤怒的情绪和刻板的偏见制造和转发这些消息。谁敢弱弱地站出来问句“消息可有权威信源”，就会被愤怒的网众贴上“五毛”的标签。很多时候，围观并不能围出真相，反而只能强化某种情绪。大家只会起哄般地说“骂得好”、“转得好”，少有“谨慎求证”的理性之声。
围观效应，既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凝聚起足以与强大的公权力博弈的强大民意，也可能像勒庞笔下描述的“乌合之众”那样，盲信盲从，空有一腔廉价的道德义愤，被利用，被操纵。
微博是互联网创新赋予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件礼物，去年是微博元年，进入第二年的微博在中国日常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围观效应和凝聚效应在宜黄强拆事件中达到顶点。可微博也暴露出了它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诸多假新闻都是始于微博并盛传于微博，微博似乎已成为假新闻的最大滋生地。其一，140字的低信息容量很难全面客观地传递信息，容易滋生假消息，这是物理基础；其二，字数简短，阅读和传播方便，加上多数是匿名，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就喜欢发布一些耸人听闻和刺激的信息，这是造假的心理基础；其三，微博传播极易变成情绪传染，这是社会基础。
金庸逝世的假新闻很容易被纠错，可微博中还有多少假消息在传播，那些消息在以讹传讹中都传成真的了。纠错，何其之难。即使是开放的空间，也不能想当然地迷信迷恋这种“自我纠错”。
加了V、被身份认证的名人名博，本该在纠错中承担责任，可很多时候，他们不去对传闻证实证伪，而是为了迎合某种情绪而不负责任地转发。其实，对很多传闻，这些名人名博所掌握的采访资源和人脉网络，是可以对信息进行判断的，可他们没有做这种简单的工作。当假新闻被证实后，这些转发者欢呼微博纠错的胜利，可是，不是他纠错的，他是一个假消息的转发者，他本可以纠错，可他把这种纠错的荣耀推给了抽象的微博。大家都在情绪化地转发，而把证实证伪的纠错责任转嫁给了别人，这正是微博谣言盛行的重要原因。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09/content_34597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