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与辉煌——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评

黄国柱
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来，正义的人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这场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空前浩劫的反省与思考。在胜利纪念日到来的时刻，这种思考和反省将变得更加集中、真挚和深沉。
毫无疑问，关于二战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早已“汗牛充栋”。近几年来，因为纪念活动的契机，有关史料和历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背景，更促使了作品竞相涌现。这一点，和前苏联几次卫国战争文学的繁荣很相似。另一方面，目前的创作成就也是建国以来革命战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文革”前17年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着眼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表现日寇凶残的同时，更突出的是表现抗日军民的英勇气概、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斗争智慧和乐观、必胜的信念。如《烈火金钢》、《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以及电影作品《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枪声》、《小兵张嘎》等等，产生过极为广泛和巨大的影响，陶冶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文革”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革命史传文学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崭新景观。首先，是对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的揭露，如《南京大屠杀》，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引起强烈的震撼。同时，对抗日战争中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艺术描写，如报告文学《中国大空战》、《大国之魂》、《中日、缅甸大角逐》、《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及电影《血战台儿庄》等等，使人们更完整地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和客观的历史进程。再者，着眼于战争对民族文化精神和生命情感的影响，产生了《黑太阳》、《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军歌》等中短篇小说。
渐次而来的文学嬗变，引发了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出版与创作的繁荣，最终汇成了汪洋恣肆的文学潮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凡50卷，3000余万字，收录3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位作家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堪称“二战文学”的中国之最。此外，多卷本的《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二战全景纪实》、《二次大战风云录》等等也都颇具规模。报告文学充分发挥了“轻骑兵”的突击作用，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艺术表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除了对以往多见的题材进行了新发掘，还对诸如“粤琼抗战”、“抗日时期国共关系”、“卢沟桥事变”、“东北抗联”、“牺盟会”、“武汉会战”、“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华侨抗日”、“湖南会战”、“国际志愿者”、“审判侵华战犯”等等专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再现。
在这个领域，小说创作取得了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全景的“编年体”式的长篇巨制出现了。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尔重八卷本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六卷本的《长城万里图》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系列长篇。这三部皇皇巨制的作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侵略掠夺的屈辱历史有着比寻常人更多的切肤之痛。对战争又有着深切的亲身体验。这使他们的作品具备了较大的自然优势。他们在著作的前言后记以及自白性的文章言论中，都表明过一种记载历史、警示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的读者历来习惯于把小说作为“信史”或“百科全书”来阅读，这些小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这些作品，与一大批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的抗战小说（主要是中、短篇）交相辉映，无论是对战争本质思考还是对战争历史神韵的艺术把握，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对于从事战争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首先必须作出的，是对历史发展主流、战争本质的正确的价值判断。战争历史浩瀚无边、暗云密布，一旦逝去便永远也无法完全复制。每一个试图穷究它的终极底蕴的智者都会体验到一种永恒的“坦泰卢斯式的痛苦”——可望不可即。然而正是在这里，恰恰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无限的创造的空间。《新战争与和平》抒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八·一五”日本投降15年间神州大地上苦难深重而又是如火如荼的历史场景，几乎写到了抗战期间所有（包括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刘本生由一个普通的关外流浪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而另一个贯穿人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则被送上了断头台。历史的巨澜和普通人物命运的双重关心，综合而成了作者既是战争的亲历者，又是战争本质思考者的同一性。进而表明，作者对这场战争的信念和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和个人感知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怎样表现历史画面的波澜壮阔，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人物命运的坎坷曲折，都始终牢牢把握住了战争进程的真正动因和本质所在：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日本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罪魁祸首；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的势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是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侵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中坚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再一方面，战争的最终胜利，固然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战斗的结果，但中国人民同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鲜明的立场和“理念”是从作品的情节、人物、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大量的细枝末节，而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进程，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看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际反共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史为镜”地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课题进行感悟和认识，使爱国主义的题旨和内蕴在具体形象的叙事描绘中显得鲜明而集中，也使“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马恩选集》第4卷第343页）得到了比较好的融合。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风云之气，浩然之气。
作为叙事性文学的集大成的长篇小说，必须包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内涵。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而言，固然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物质力量的格杀搏斗，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抗衡和较量。“落后就要挨打”。在冷峻的现实实力消长对比的背后，实质上更是精神文化的某种必然。因此，长篇小说固然要表现抗战过程中全国人民大义凛然、同仇敌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英勇气概，挖掘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韧”的力量。同时，也必须批判性地揭露民族文化中某种滞重和丑恶的成份（诸如“汉奸现象”）。这样才有可能使作品避免“历史大事”流水帐式的肤浅和苍白，进而具备较大的思想冲击力。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作为作品的主旋律，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抗日占据了主导性的突出的地位，描绘了各敌后根据地的煌煌战绩。在表现部分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张自忠等等）坚决抗日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高层。从庐山会议，淞沪抗战，到武汉陷落，汪精卫出逃，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高层几乎始终笼罩着“主和”、“悲观”、“动摇”的阴影。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恰恰是滋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的温床。《逆流与暗流》这一部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汪精卫一步一步走向卖国求荣的罪恶泥潭的过程，又恰到好处地勾画了蒋介石在高喊抗日口号的同时积极与日“和谈”的两面派丑恶嘴脸。在他们“五十步笑百步”、“狗咬狗”的表面纷争之上，有一条“反共”的共同行为准则，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和日寇有“共同语言”的大前提。汪精卫在筹建伪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另外两个伪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梁鸿志以及周佛海等追随者们为“官位”而争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数次同室操戈，掀起反共高潮；汤恩伯驻河南，人民“水、旱、蝗、汤”四害并行，与日寇烧杀等同视之……如此等等，确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油然而生出“切齿之恨”来。这里，既有认贼作父、奴颜婢膝、贪生怕死的卑劣根性，又有“攘外必先安内”、“宁予外寇、不予家奴”的昏聩自私，更有“挂羊头卖狗肉”、欺骗民众的虚伪权术……这样的腐败政权焉能不败？这样的民族败类和糟粕焉能不尽弃之消灭之？
与此同时，作者还以其独特的笔触勾画了日本侵略者一方的大量人物，对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之谜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我们洞开了另一扇神秘而新鲜的窗口。我们由此得知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发动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的许多荒谬理论，比如“亚洲安定”论，“大东亚共荣圈”论，以及“反对白人的殖民统治”论等等。天皇及其麾下众多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们把日本民族推上了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绝境。而千百万无知的日本士兵正是在种种“虚构的大义”的欺骗驱使下，走上了“神风”“玉碎”的自杀毁灭之途。武士道们在战场上越“英勇”，越“视死如归”，对这个陷入战争泥潭的民族来说，越是一个大的悲剧。他们妄图用武力征服亚洲、与希特勒共同瓜分世界的美梦最终破灭，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自不量力的笑柄。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就战争文学而言，“战争中的人”或是“人在战争中”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而且更具有哲学的意味。因为，残酷而惨烈的战争环境使人性、人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有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披露。其目的，当然不仅限于披露本身，而是为了更有力地净化和警醒后人，深刻地反省战争的本质及生命的崇高意义。王火的《战争和人》系列长篇小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的信念：“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小说按照战争的时间顺序，以战前的南京、广州、香港，敌占区的上海“孤岛”、苏州寒山寺、伪都南京，战火烽烟的中原大地、陪都重庆……为特定的背景，状写了国民党上层官吏、法律专家童霜威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并非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也非国民党阵营中的顽固的反共成员；他无法摆脱与国民党千丝万缕的基本联系，却对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抱有良好的印象；他不得不和汉奸们周旋应酬，却坚定不移地拒绝加入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享受高官厚禄。作为这样一个特定的、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已经殊为难得。在他的周围，聚集着敌伪特务等魑魅魍魉（如李士群、江怀南），思想境界低下的小市民（如夫人方丽清），唯利是图、毫无是非观念的商人（如方立荪），左右逢源、多种面具的国民党政客（如谢元嵩等重庆的官僚们），也有帮助他逃离上海的共产党员（柳忠华），以及晚一辈的童家霆、欧阳素心……可以说，王火为读者描绘了战争时期普通人的众生相，他们各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乃至生死之恋，同时，他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付出相应的代价，导致不同的归宿。小说突出了主人公在动荡不宁的战争纷乱中面临“选择”时的精神痛苦和意义。在战争的飓风中，他们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砂砾，但每颗粒砂砾又有其自身不同的分量：或轻如灰尘，那就是卖国、背叛、怯懦、伪善……或重似千钧，那就是爱国、正义、良知、气节……
上述作品，对历史人物塑造也很有特色。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叶剑英、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张学良、张自忠，日本天皇、近卫文麽、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以及罗斯福、斯大林等等，在作品中都有比较细致的描写。对于某些以前作品中较少出现的“神秘人物”如土肥原、川岛芳子，参与汪日、蒋日秘密谈判的代表等等，展示他们或阴暗或自私的内心世界，进而揭示历史大事件中偶然性机遇的必然性作用，较为深刻。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的二战及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比如，同样是多卷本的、全景式的长篇巨制，李尔重的作品显然与《战争与和平》有着某种内在师承关系，以虚构的人物作为贯穿小说的重要线索，同时浓墨重彩地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多方呼应，以勾画巨大历史进程的宏伟画卷；而周而复的小说则更近于《三国演义》的风范，主要讲兴亡大事中的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阳谋与阴谋同在，格杀与搏斗并进，诠释历史事件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形态；王火的小说则以主人公的家庭遭遇为情节中心，感伤故国沦陷，咏怀人生逆旅；细腻写情，丝丝入扣，重在展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及灵魂的塑造。三者都深深地浸润了作者对半个世纪之前那场战争的思考，其间又处处流露出各自人生体验乃至地域文化风俗的独特性，既豁人耳目，又启人心智。黎汝清的《漠野烟尘》立足于二战辽阔的世界背景，抚今追昔，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意在提醒世人必须高度警惕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也很有特色。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和王慧敏的《战地黄花》，或诗意纵横或细致绵密，都从各自生活经历出发，展示了当年抗日根据地文艺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侧面，作为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侧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在其抗战小说中显露出思想艺术上锐意创新的锋芒。阿成的《鬼子给你戴上一顶纸帽子》，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大捷》等等，都表现了对战争独到的理解和认知。与其说他们关注的是战争大格局的胜败结果，不如说他们更关切战争中人的命运跌宕和灵魂的拷问，在风格上显得客观、冷静和从容。在阿成笔下，通篇以东北伪满史料为据，款款述来，没有一句“愤怒谴责”，但鬼子和“汉奸”们的卑鄙和丑恶跃然纸上，令人发指。《生命通道》对侵华日本军人内心进行某种探索性的刻画和描摹，很见功力。作品中流露出战争淹没良知的无奈，心灵的误解无法沟通解释、事实的真相永远无法澄清的迷惘等等，颇有新意。《国殇》和《大捷》力图艺术地揭示国民党军队中各类型人物真实而又复杂的精神状态及种种矛盾与混乱的伦理价值取向，在爱国与投降的严峻抉择中，夹杂着“保存实力”的私利计算，最终走向名为“为国捐躯”而实为自相残杀的结局，相当厚重和深刻。
这些中青年作家对抗战中的英雄主义以及战争对今天的漫长影响也进行了颇有特色的发掘。《五月乡战》生动地状写了特定历史环境里官、兵、民、匪以及日本侵略者复杂的矛盾纠葛，其主人公选择了“与敌同归于尽”的光荣归宿，和《军歌》的那种压抑和悲壮的毁灭相得益彰，谱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英雄之歌。张廷竹近年发表的“笕桥系列”小说等，除了继续沉湎于父辈昔日的形状事迹之外，又有了抗战锻炼造就普通人，使懦夫变成英雄的新题旨，也都具有一定的新意。
总之，在进行一番只能是匆匆而粗略的回顾和总结之后，我们对今天的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是充满信心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家对这个“永远也写不完”、还有极大创新余地的领域投注关切的目光和创造的激情。 原载：《人民日报》1995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