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故事—教师在浩劫中的冤魂（江花）

一个真实的故事——教师在浩劫中的冤魂
文/江花
往事残雲浑似梦，都随风雨埋心头。小平拨乱雲开日，冤魂真面载千秋。
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后，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使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无厂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浩劫终于结束，“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一九八四年长沙市明德中学（原湘江中学已并入明德中学）校党委书记陈寿民找我谈话说，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对于文革浩劫中非正常死亡要进行调查，要我提供线索。我当即写出报告交校党委。执行调查任务的是当时的语文教研组长王复里老师。他后来告诉我说：“你父亲在‘四人帮’的*下，由于受‘士可杀，不可侮’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思想支配而自杀的。”
我不去评价文革的历史功过，因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只是在如实的回忆过去。
一九六六年始，一场曠迟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使多少中国*人的开国元勋，多少从国民党白色恐怖劫后余生的爱国人士，多少无辜的正直善良的普通百姓，在“四人帮”的“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下，或被投进监狱， 或被断送了性命。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是现代人不敢相信的事实，然而，这的确是不可抹杀的历史。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和父亲同在长沙市西区民办湘江中学附设财贸学校工作（校址在三兴街一十九号现李富春故居对面），正遇上这场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
在号称长沙市民办一中的湘江中学里面，附设财贸学校只有我们父子两人，势单力薄，形同少数民族。
从政治上来说，父亲在国民党时代不过是一位私立会计学校（即长沙私立厚生会计学校）的校长，是国共合作时期参加的没有参加任何党务工作的一般国民党员。
在国民党马日事变时期，长沙国民党干将何键大肆剿共，在“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中，父亲因与地下*员王屋合办过进步刊物《枫叶文艺社》，而被捕入獄。若非在《上海水火永宁保险公司长沙办事处》当老板的亲戚安佩麟为首与街邻一起团保，险丧性命。
而在同校的湘江中学教员中，有湖南省的国民党高官薛岳的机要上校秘书易祖洛老师，有国民党时代的省长谢大烈老师、有国民党时代的国大代表万衡老师，有国民党部队的旅长何光澧老师、有国民党部队的团长李瑞农老师……
可是，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践踏别人的父亲；不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父亲却被当成“牛鬼蛇神”的重点斗争对象。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本校“红卫兵”的一种被迫排外行为。在文革中，毛泽东为了惩罚那些反对他的官僚机构，用他在全国老百姓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威望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单纯幼稚的青少年学生，出自于对领袖的热爱，被“四人帮”狡猾的利用，将平时的不满发泄在与自己没有感情瓜葛的外来教师身上，还认为这是对领袖表示忠诚和热爱的行为。不知道现在那些曾经折磨过他的人，内心深处是否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父亲每天胸前必须挂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子拖两板车垃圾送到十里外的新河，回来后还必须做体操。父亲因身体瘦弱，回到“牛棚”便躺在地上出粗气。
一起受*的王昌迈老师多年后告诉我：“我常劝你父亲，要坚持一些，要挺住。”。
一个“红卫兵”学生出主意要他们自编自唱“牛鬼蛇神”之歌，由语文老师易祖洛编词，校长冯世奇作曲。父亲因自幼缺乏音乐细胞，唱不好，被认定是对文革的抵触。
父亲被罚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口挂着大牌子，两手举着鞋子，赤足在被盛夏的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上走着；
把脸涂黑，脖子上挂着棞绑的几口红砖站在学校的操坪里晒太阳，还用皮带抽打；
各种形式的斗争大会接连不断，大字报铺天盖地…
据我回忆，大字报有这样的内容：
“…一次在西长街小学内集中政治学习，父亲用手提袋（装学习文件和香烟、火柴等物品用）装着米到食堂去蒸饭，米里发现火柴杆，这是投毒行为，是现行反革命…”；
“一次父亲在课堂上引用《增广贤文》上的两句诗文：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以激励学生不要贪图享受，要刻苦学习。但大字报却说他把朱门比作无产阶级，把白屋比作资产阶级，公开进行反动宣传。”…
像这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意曲解的大字报不胜枚举。
凡是经过文革浩劫的人，不论是什么身份，只要有一点点文化和良知，都不会否认这些事实。
因为那时候，“良知”、“诬陷”、“莫须有”…这些词已经被四人帮重新定义，谁要是不写批判的大字报，谁就得遭殃。
一场人性扭曲的、让人丧失理智的大浩劫在进行中……
心理承受能力和身体体质都较差的父亲，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折磨？！
一天傍晚，受完白天折磨的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灵官渡河边，向水中走去，时值秋天，冷冷的河水慢慢地吞噬着他那瘦弱的身躯，他心中默默的想着：母亲呀，恕不孝孩儿不能到您坟前拜祭，我实在受不了啊！……
此时，一位过路人发现，喊人将他救起，送往学校。
翌日，在学校“土围子”（专门进行政治学习的地方，文革中教师们的戏称）里立即召开斗争大会，认定父亲这种行为是公开对抗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当时我在会场，所以，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把他在准备临终前想去祖母坟上拜祭的想法说了出来。这就是我多年后一直努力寻找祖坟的真正原因，我要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
我和其他文革中的“狗崽子”一样，处处小心谨慎，就连家中珍藏的父母亲的解放前的照片都付之一炬。生怕留下半点蛛丝马迹作为我与父亲画不清阶级立场的证据。
可是，发生了上述这种他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的事情，我无法再保持沉默。为了让父亲挺过来，作为他的亲生骨肉，我必须给予父亲精神上的支持。
一天深夜，我偷偷来到父亲和继母罗淑英居住的地方——扇子坪（后改为松柏里）×号一幢陈旧的木屋前，轻轻地扣开门，爬上二楼父亲的居室，用笔在纸上写着：“如果您被革了职，我来养活您。”而后悄然离去。
在文革中，大凡是被批斗的对象都被各街道居民委员会中的积极分之监控起来，父亲家中深夜有不明人员来访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学校。
对父亲新一*的批斗又进入高潮。我的名字终于在大字报上出现了。在大字报上，父亲是洞庭湖的“老麻雀”，我是洞庭湖的“嫩麻雀”。
但因我太年轻，且从无劣迹，除将我的家抄了外，尚未将我列入“牛鬼蛇神”之列。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关押在学校里，失去了自由，工资被扣发得只剩下生活费。各种形式的斗争接连不断升级……
是年十月一日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刚到校门口，一高中班叫徐忠浩的学生见到我就低声说：“你爸爸死了。”
父亲死了！？我亲眼目睹他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我愤怒了！在学校二楼书记办公室里，面对在座的社教工作组成员、西区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学校党支部书记崔雲、‘校革筹’的头头罗文正，和二名文革骨干刘鼎初、曾英杰。我指着墙上贴着《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的红头文件质问：
“毛主席在文件里说得清清楚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父亲根本不属于这次运动的挨整的对象，为什么要整他？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我希望你们对此做出解释。”
那位操着北方口音的学校党支部女书记崔云说：“这法律吗，也有阶级性。”
一位工作组负责人说：“罗江，你不要太猖狂，小心革命群众把你揪出来。”
我大声说：“如果我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你们就揪吧！”
……
就这样，一位一生行善积德的佛心之人，一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一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劫后余生的爱国的志士仁人，一位长沙地区有名的会计界的教育家，一位一生勤奋学习的秀才，一位生活简朴的父亲，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致死了。
父亲为人老实本分，有这样一件小事，就足以一叶知秋。
那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老师都被集中学习。中午休息时，大部分老师都争先恐后寻找午睡的地方，有睡课桌的，有带草席睡在地上的……我睡在一条板凳上，而父亲是最后找了一张只有三只脚的椅子坐在靠墙的地方休息。
我看不过意，就问他：“您为什么不找好一点的椅子？”
他说：“这样的椅子没人要，最合适了。”
将方便给别人，将困难给自己。不与人斗，不与世争。可就是这样的老实人被“四人帮”*死了。
父亲死后的当天，他的尸骨被火化后，连骨灰都不准留，被倒在长沙市殡仪馆公共井内(现该井被夷为平地，改为高级陵墓区)。
据我的继母罗淑英后来告知，她与父亲的朋友吴聋子同去长沙市殡仪馆买了一个骨灰坛子，特意刻上我的名字，向殡仪馆要骨灰，殡仪馆的人告诉她，学校里来了负责人，说是“牛鬼蛇神”的骨灰不准留，被倒进井内了。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以长沙市湘江中学校革筹的名义贴出公告：说父亲在文革中自杀，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一个普通的事业单位逼死了人命还要说是这是反革命行为。……
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自发性的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了给父亲平反，我与原“牛棚”的几位老教师成立了“驱虎豹”战斗队，因为我最年轻，无一点历史和现实问题，所以大家推选我任队长时，我拍着胸脯说：没有问题，我来当头头，坐牢算我的。
为了给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所有教师平反，大家共同搜集党的有关政策，要求学校革命筹备委员会给我们平反。
不到一年，该组织被一学生组织（头头叫顾兴绪，高中班学生）所取缔。不久，进入工宣队，后又实行军管，我们这些敢于在文革中造反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关押在学校里。
而我又因为认识一对文革不满的工人朋友叫龚碧承，那朋友被拘捕，牵连到我，我被单独在学校关押起来。
我们在一起确实发泄过对文革不满的言论，为那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央首长、学术权威而打抱不平。但没有任何实际行为。
据后来专案组的成员之一，工宣队的成员葛有利（原长沙市西长街万众袜厂工人）告知，当时在长沙市西区公安局由专案组的成员集体讨论关于我的问题时，大家都说我只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没有构成犯罪。
当时军管会的负责人叫齐来，是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崔雲的丈夫张本科（长沙军分区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的部下。
齐来说：“他的父亲在文革中畏罪自杀，他本人在文革中替他父亲翻案，这样的人对我们党、对我们社会主义肯定有刻骨的仇恨，这样的人不*，那*谁？”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段往事。
那时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刚开始的一天，我一个会计班的同学到学校找我，被学校党委书记崔雲挡在校门口，说文革期间不准会客，我同学和她吵了起来。
事情又是这么凑巧，一九六八年我那同学是一造反派的成员，他们在冲击长沙军分区时，那同学遇见了学校党委书记崔雲和她丈夫，那同学可能不知道崔雲的丈夫是军分区的司令，他记起那次为找我而在学校门口受到崔雲的羞辱，就拿起手枪对着崔雲威胁说：你逼死了罗邦浩老师，老子今天毙了你。
事后我在大字报上看见，说是受我的指使，说我搞阶级报复。
难怪已经军管了的公安局不判我十年徒刑。要真是我指使的，不枪毙我才怪呢。
因为我那叫龚碧承的朋友已经病死，判决书将我与四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龚碧承的朋友）定罪为“反革命纠合集团”，我为主犯，但在字里行间却找不到一字与我有关的罪行。并且连上诉的权力都被取消。不是亲身经历，谁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在一九七零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名为《红色恐怖万岁》，其中有这样一行大标题“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那种年月里，一个单位的领导就有权判一个人的刑。
于是，“四人帮”安排我在涔泹农场度过了艰难的十年……。
十年后，我回到长沙，亲自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到长沙市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多次，要求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位接待人员说：“你们可以重新开庭对我进行公开审理，我究竟触犯了那一条刑法，凭什么判我十年刑！？”
“……”
得到的回答是沉默。
我虽然被十年的囚徒生活毁了我的青春，毁了我的家庭，毁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给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精神损失！
但是，我可以心安理得的、理直气壮的大声的向这些*我的人质问！ 而这些历史的罪人在我面前却无话可答。他们的良心在无情的鞭笞他们，万能的上帝在严厉的惩罚他们。
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老百姓是最公正的法官。上帝是最公正的法官。……
明德中学教师王侠康，这位政策落实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位在解放前打过游击的老布尔什维克，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亲自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我说情。
得到的答复是：“因为龚碧承已死，死无对证，我们只能这样处理。”
文革虽然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虽然被复职回到了明德中学，并且还补发了十年的工资，虽然法院的文书上写着“撤消原判”，但他们始终无法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判我十年刑？
所以，我前面写的原因是唯一能解释的原因。
现在我已经六十岁了，我不后悔，我也不再去向有关部门要求什么，因为现实已经为我做了最好的结论，我过去的思想是正确的。在“文革”中，我只是对自己亲生的父亲惨遭“四人帮”的*致死，一直在努力地要求讨回一个公道。
我今天写给大家看，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普通老百姓在文革中的真实遭遇，丝毫没有渲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