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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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

父亲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剩下砸锅卖铁了。说实话，这个主意不怎么样，非但不怎么样，而且很愚蠢。尽管铁能卖钱，但一口破锅砸烂卖废铁，能卖几个钱呢？够不够吃一顿干饭？所以，只听说过穷人把锅儿掉起当锣敲，没听过把锅儿砸得稀烂去卖废铁。

谁也没阻拦他，砸就砸吧，反正那口锅已补得不成样子了，像一个瘦骨嶙峋百病缠身的老祖宗，早该寿终正寝。何况，是为了什么事砸啊，那可不是件小事，是我考取了大学，人们都说，在古时候，可不就是状元！别说砸一口锅，就是砸十口锅也算不了什么。于是我们就期待着，还有点兴奋，因为如果真的砸了，也还真有意义，可以象征着砸碎农二哥的土饭碗，迎来工人老大哥的铁饭碗。然而迟迟不见他砸，好像他在犯嘀咕，值得吗？把一家人煮饭的家伙砸掉？很久以后，我还想象着，要是真的那次把锅砸了，那才好玩儿呢，一家人只好把东西烧着或烤着吃，顿顿吃烧烤，美死了！

好在帮忙的少但出主意的多，乡里乡亲的担心我们家没有锅煮饭的还不少，就帮着想办法，最终挽救了那口老锅的老命。

我恨农村，我恨农民，我恨我农民的家，我恨父母。农村里到处都是鬼。山窝窝里所谓官山也就是乱坟岗自不必说是鬼出鬼进，就算屋前房后，枇杷树下有枇杷鬼，柳树下有柳树精，就是堂屋里供奉着的考妣们，他们作为老祖先，不是在天堂保佑后代，而是在地下捣鬼，常常怪得我们肚子疼，妈妈又是立筷子又是烧纸钱，低声下气说好多好话，他们才放过当时还是很小的小孩子的我或者哥哥姐姐们，我们又没得罪他们，他们在阴间活得不自在了，就来作怪，真是可笑又可气。大人们借口说我最小，惯我，总是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守屋，白天不敢到官山去，不敢到枇杷树下去，不敢去柳树底下，也不敢去堂屋，有时看到竹林顶上一摇一晃似有似无的鬼影子，就吓得缩成一团，晚上更不得了，趴在豆大的灯光下大气都不敢出，直等听到收工回来的说话声。农民有干不完的活儿，面朝黄土背朝天，背太阳过山背月亮过河，没有一天消停。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有时候家里莫明其妙就吵起架来，还摔盆子砸碗，外面呢？经常是这家人骂一阵，那家人又骂一阵，多半是自留地里的冬瓜丢了一条或辣椒被偷了几枚之类，咒吃了的要屙秋痢拉高价屎，此起彼伏，回荡在山坳，热闹倒是热闹，就是使人心烦。我妈一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教育得我长期以来没想过该不该嫌他们，狗德尚且那么高尚，人总不能不如狗吧？接着母亲又说，人生下来就是为受苦的，叫做累骨头养肠子，这是劫数。不过在阳间受的苦越多，在阴间就越享清福。掌管人生老病死的是菩萨。我就没弄懂菩萨要这么多人来到世上受苦干什么？后来我知道，这都是母亲对我进行的愚儿教育，实际上我来到这个世上是偶然的，菩萨屁事都没做过，要是早点计划生育，我就能逃过来人世这一劫。

我不知道是人自在还是鬼自在，其实有时人也是鬼，比如大举批判“牛鬼蛇神”那阵，“鬼”实际上是人，而“地富反坏右”是人，反而像鬼，所以“阶级斗争为钢（纲），其余都是木（目）”，“木”碰碰无所谓，“钢”一碰可就要老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敌人从来就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梦想着他们失去的天堂。记得邻居是个佝偻小老头，但成份高，是个四类分子，每个月对他改造的情况要进行评议，改造得好，就减一类，改造得不好，就加一类。有一次，我觉得他并没有搞什么破坏，对任何人哪怕是小孩子都陪着小心，满以为那次要评为三类分子了，谁知在昏黄的灯光下，生产队几大巨头一合计，就列举了他许多不是，诸如不把牛牵紧，竟让牛吃了几口社会主义的红苕叶之类，结果那个月被评为五类分子。回到家里，我嘀咕道：“我觉得那算不上什么罪行。”父亲说：“坏分子不斗垮他，他就会骑到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贫穷自在，富贵多忧。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你懂啥？”母亲则紧张兮兮地告诫我道：“千万不要乱说，被外头人听见不得了。”因为随时可能有阶级敌人潜伏和有心怀叵测的人监视，所以我见人总是哑着。

“四人帮”垮台以后，“牛鬼蛇神”跟着淡出历史舞台，“地富反坏右”帽子工厂也申请全面破产，曾经的垃圾股甚至有的成了绩优股，比如臭老九就香得像炸臭豆腐一样，数十里都闻得到，学校里整队的口令把“向左看齐”恢复为“向右看齐”，上大学不再论成份、比死茧，一律凭分数论英雄，我和人接触就像和鬼接触一样少，就和书接触得多，所以考试一路攀升，惊得父老乡亲组团前去调查我家祖坟上是不是长了棵弯弯柏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倒吊三天打不出个屁来的家伙竟然是个文曲星。我老父亲就是在人们恭维声中说了句硬话：“你读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哪怕是砸锅卖铁——”

面对这纸通知书，其喜悦无疑不亚于范进中举，真的要砸锅那是决不会含糊的。但锅终于没砸，不是舍不得，而是没必要。那时候，考大学尚属新生事物，乡上还没出台什么鼓励政策，考大学完全是私人的事，考取大学的最大受益是摆脱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泾渭分明，难以逾越，农村户口是苦难的标志，非农户口是幸福的根基，一旦农转非，就算是脱胎换骨，当时脱胎换骨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读书。作为脱胎换骨要过的奈何桥，还得交半年公粮。太阳大，天气热，两大麻袋谷子压在架子车上，从早上八、九点钟出发，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拖拢区粮站。拿着盖了戳戳的证明，再把农村户口下了，把联产承包的责任田退了，自留地割掉一块给公家，算是彻底了断——彻底告别田地，彻底告别农村，彻底告别农民。拿着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等一应材料，往大学一搁，再怎么折腾都是非农户口的人。虽然不像现在，谁考取大学乡上还奖励几千块钱之类，甚至当成当地的政绩，但是那时国家大包大揽，一学期只交几十块钱，饭菜票足够让一个正常人顿顿饱餐还有剩余，因此从家里拉半条猪去卖掉就足以支付我步入大学校园一年的费用，哪用得着砸锅卖铁？嗨，我那憨厚的老爹，也会说笑话逗你玩儿！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口锅早已不知去向，也许还真是被收废铁的回收再利用了，煮饭都用电饭煲，铁锅也有，只不过稍有裂纹就换新的了。母亲已在乱坟岗下和那些过去老爱怪得我们肚子疼的老祖宗们团聚多年了，大概她下去打过招呼，所以好多年我们肚子都没被怪得疼了，即使疼，也多半是酒喝高了或辣椒吃多了闹的。每年腊月间和清明前，我们都要回到母亲坟前，祭奠祭奠，陪她说说笑话拉拉家常，她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没畅快地笑过几回，好多真话都是悄悄说的，现在好了，阴间不知道有没有言论自由，反正外面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政治开明，社会开放，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你没赶上这个时代，但儿女们赶上了，你也该乐呵呵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