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往往会通往邪恶，它本身就是一种罪

莱妮·瑞芬斯塔尔以她革新的艺术视觉和她对政治的盲目与疯狂的迷恋，代表了20世纪的德国艺术家的命运。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天才，她创新的摄影手法已经成为审美标准之一。她的电影生涯也表明，当一个人为谎言服务时，就不能够拥有诚实的生活，同时艺术也永远不可能是非政治化的。”

‍

转自：理性之光

瑞芬斯塔尔：无良是一种病，无知是一种罪
　　　记者 朱桂英
　　
　　2003年9月8日，一百零一岁的瑞芬斯塔尔离世。她的长寿，并没有带给她足够的从容，尽管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她说过：“对生活的安排要欣然接受”，但她不寻常的人生，在她走之后，仍然缺乏必要的注脚。她一路艰辛奋斗，名满天下与忍辱负重相伴，谎言与真诚对峙，她人生的画卷，笔影重重，太多浓重的线条，不知道哪处是遮蔽，哪处是修正。
　　
　　德国文化部长在她去世之后，发表了一分严谨的声明：“莱妮·瑞芬斯塔尔以她革新的艺术视觉和她对政治的盲目与疯狂的迷恋，代表了20世纪的德国艺术家的命运。没有人能否认她的天才，她创新的摄影手法已经成为审美标准之一。她的电影生涯也表明，当一个人为谎言服务时，就不能够拥有诚实的生活，同时艺术也永远不可能是非政治化的。”
　　
　　自重的德国政府，并没有在瑞芬斯塔尔死后，送去官方的花圈，原因是她一直没有诚恳地为她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公开反思怅悔。瑞芬斯塔尔创作的《意志的胜利》，因其用美化的方式描述纳粹政体，被德国认为是对死于纳粹政体的几百万人的侮辱。
　　
　　曾经，瑞芬斯塔尔面对媒体的镜头，带着无辜质问世人：“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投过原子弹！我归根到底是一位艺术家！”没有人知道她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那种道德上的挣扎，是否有过德性的痛苦，她始终自我迷恋、全副武装、拒绝悔改。
　　
　　现在的人们，看《意志的胜利》，既会看到宏伟堂皇，也会看到那些令人战栗令人憎恶的现象：被屠杀的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无法被轻易抛弃，《意志的胜利》也无法逃逸它的历史背景，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艺术的激情，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变得可笑可恶。
　　
　　瑞芬斯塔尔说，她看到纳粹大会，感觉是看一部宏伟豪壮的歌剧，她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展现这令人窒息的宏伟豪壮。恶贯满盈可以和豪壮兼容吗？所有正义的人都会坚定地说不。但是，始终把瑞芬斯塔尔与纳粹帝国的12年牢牢钉在一起，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否足够正义呢？
　　
　　因她而起的讨论，始终历久弥新：当我们谈论艺术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艺术家的责任时，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人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人质（小标）
　　
　　东莞时报：瑞芬斯塔尔的最新传记《极权制造》今年引入了中国，又一次引起大家对瑞芬斯塔尔的讨论，真相与艺术、艺术家与正义，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而讨论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在于我们讨论问题的过程中。
　　
　　你看了《极权制造》，如题所示，该书作者也是在不断凸显一点：瑞芬斯塔尔的人生，一部分是由她自己负责，一部分是由时代塑成的。瑞芬斯塔尔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始终为自己辩解，一如既往地自我。我们是否能说，她是一个单纯自私并且平庸的人呢？她肤浅顽固，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因为赶上了一个特殊的年代，因此有了她特殊的人生悲剧？
　　
　　思郁（著名书评人）：说她单纯自我自私，我同意。但是，要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不太同意。当然了，看我们对雄心壮志怎么定义吧。单纯从一个女性的事业的角度，她这样的女性一向有着清晰的目标，而且一旦定下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或者说无所不用其极，也算得心志雄壮了吧。
　　
　　相对纳粹帝国的政治事业而言，她算不上雄心壮志。人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人质，没有办法选择生活的时代。瑞芬斯塔尔的人生悲剧与时代的悲剧是紧密相连的。坦白地说，对这样的女人，男人最容易受到吸引，因为她身上的魅力显而易见。我对这样的女性同样怀有矛盾心理，又爱又怕。
　　
　　但是撇开单纯的时代因素，假如她没有生活在纳粹德国，没有认识希特勒，她是不是能够成就她的电影事业呢，我觉得很难。因为那个时代中的女性，她们的最为成功的事业能是什么呢，最多是个电影明星吧，残酷点说，就算她有这样的雄心，但是最终不过是男性观看的对象或者说玩物，这个词很残酷，但是确实是那个时代中女性普遍的生存状况。
　　
　　所以说她的成功和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对她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想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可能不是恰当的比方，就如同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如果没有国家的提供的一切，张艺谋也不可能成功。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素。
　　
　　瑞芬斯塔尔可是辩解说她并没有助长纳粹德国，她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谁让她选择了这样的合作者呢。换句话说，我选择，我承担，仅此而已。我们只能说，没有正义感与良心，是一种病。除了时代的因素，我承认，这个女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啊，她对事业的那种投入和追求令人赞叹不已，可以令任何一个男性都感到汗颜。
　　
　　呵呵，我对她的评价可以这样形容，在与纳粹合作的事实之上，她还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哪怕她半个多世纪以来捏造了数不清的谎言，我们还能原谅她，因为她不过是用美丽的谎言为自己的生存挣得一个继续追求梦想的机会而已。
　　
　　　无知不能作为理由（小标）
　　
　　东莞时报：西方对瑞芬斯塔尔的理解角度，是比较多元化的，可能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她，把她放在当时代女性的普通命运图景中，去理解她，是最为善意的。我们不能否认，她是一个拥有勇气与激情的人，当同时代的女性在碌碌无为中默默度过自己的一生时，她显得那么超拔不俗。但是，对社会的理解，对政治的理解，她又是“很傻很天真”，我们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去理解她自己说的，“我不懂政治，我只知道去表现美”？
　　
　　王晓渔（同济大学学者）：我觉得，多元化地理解一个人，是无可厚非的。当我们谈论瑞芬斯塔尔的时候，我们需要厘清的是，她在美学上，或者说，在电影史上，不可否认地，是非常杰出的，绝对是不平庸的。不同的语境，会对她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的，因为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存在。
　　
　　一个艺术家，是无法把时代的背景完全去除的。瑞芬斯塔尔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她不愿意去反思政治与美学的关系，而那种纯美学的东西，其实是最危险的政治的表达。在美学上，所谓的“法西斯美学”就是如此，纳粹极权是符合美学原则的，纳粹当时的动机，就是要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里，越是纯美学，就越带有纳粹的极权气质。
　　
　东莞时报：瑞芬斯塔尔在美学上取得的成就，是偶然的，她在当时拥有的那种巨大的影响力，也是偶然地获得的。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她站在那个位置上，本身是肩负不起我们现在对她的要求，她说自己不懂政治，对社会的理解能力非常弱，这些对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说的道德感，责任感，是否不能加诸她身上？
　　
　　王晓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对瑞芬斯塔尔本人，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带着恶意去评价、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的是带着理性，去分析这样的美学的产生。瑞芬斯塔尔在美学上的贡献，是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这种美学上的理解，并不能作为她最终的辩护。
　　
　　涉及到一个艺术家与道德之间的种种联系。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无知永远不能作为借口。说自己是一个作家，因此不关心社会，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以自己是一个作家为理由，理直气壮地不关心这个时代，那就更有问题。当然，在作品中是没有必要直接表达观点。
　　
　　我们把一个具体的人，还原到具体历史处境里，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我们也会发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非常脆弱的，都是肩负不起那些重大责任的。偶然与脆弱，都不能成为一个人不负责的理由。但是，如有一个人拥有那样的影响力，他就必然要负起责任来，这与他是否负担得起没有必然的联系。说自己“不懂政治”，以无知为借口，是不可原谅的。“无知”往往会通往邪恶，它本身就是一种罪。
　　
　　（《东莞时报》，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