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小农经济和王权专政：造成中华文明的失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23:04
小农经济和王权专政：造成中华文明的失败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在辛亥革命摧毁了清王朝100年以后，一部告诉中国人 “为何王权统治延续了2000多年”的著作。
以家法排斥个人权利，阻挡了法治文化的传播。
以科举照耀官本位，导致知识不能转化为“富民强国”的原料！
以祈求鬼神消除灾难，导致中国人不能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以血缘关系联结，导致资本阶层不能越过小农经济、迎接工业文明。
以王权至上，导致中华民族不能由维护王权，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谁维护了王权统治
张华侨 著
前 言
是什么力量支撑了王权统治
为什么一个王朝灭亡后，没有瓦解封建专政，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强大的王朝？为什么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灾荒、战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不能迎来民主、法治？又为何不能越过小农经济，跨进工业文明？是什么力量支撑了王权统治？
回顾1911年10月10日，划过武昌城头的炮声，为清王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摧毁王朝的炮火已经消散了100年，却没有人揭示王权专政延续2000多年的原因。
在辛亥革命迎来100周年之际，我不是从王朝的兴衰、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它们只是记录了帝王将相的荣耀，却不能告诉人们，中华文明演变的真实情况。
因此，从2005年至2010年，我不间断地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山西、河南等地调查，以具有代表性的宗族为背景，揭示他们在乡土社会形成的宗法等级、忠孝精神、血缘关系、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如何与王权联结，维持专政的真相。
调查后我们发现：宗族得到王权支持，以祠堂、牌坊、族谱、家法等，形成了一套统治族人、支撑小农经济、维护封建王朝的严密体系。其中通过庄严、神圣、具有程序的集体祭祖仪式，家族权威、等级意识、王权至上等渗透到每个成员的心中。
在这里不容许个人表现自己的独立意志，或挑战宗族制订的家法，无形的宗法力量像一根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以血缘关系，互相依赖的家族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以祭祖确定了等级秩序后，修宗谱就是凝聚血缘关系、分清长幼、尊贵、高低，唤起族人患难与共的认同感。有些家族修谱的历史可以追寻到南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民国时期，能清晰地看到1000多年以来，他们在乡土社会生存的现状。
为何家法能够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当族人被宗谱记载后，他犹如得到了一张是这个宗族成员的一张证明，同时，意味着他要遵守宗族制订的家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会从宗谱上删除他的名字，丧失共享宗族的住房、食品、教育、治病等资源。
从南宋开始，浦江县郑宅镇的郑家规定：财产不属于个人所有，发现子弟私自积累钱财，由家长带领大家到祠堂，叫人击鼓声讨他隐藏财产的罪行。只有这样家法才能显示，维护宗族统治的强大生命力。
从一些宗族制订的家法来看：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彼此了解对方家庭的真实情况，以比较的低成本达成合作，分享宗族的公共资源。这是他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权利，遵守家法的重要原因。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皇帝的权力只传递到县衙，不能给乡村提供法治资源。朱元璋执政时，提倡“治国之道、以教化为先”。他把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交给乡村有威望、贤德、知礼仪的老人裁决。
由于家法没有违背皇帝的意志，遵守家法也是服从王法，忠于宗族也可以转化为忠于帝王，有利于维护王权专政，历代王朝几乎没有投入人力，财力，为乡村输送法治资源。
又因家法帮助皇帝节省大量的执法成本，他当然没有动力制订体现公民权利平等的法律，也不会投入财力培养法官、警察、律师等，更不会取代家法并打破宗族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宗族以家法维持自治，并与王权形成联结，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王朝崩溃后，中华民族能够迅速结束混乱，又回到王权专政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不能由人治转向法治，反而强化了宗族权威，巩固了王权的原因。
坚守了2000多年的忠孝，却不能制约王权
由于皇帝不想动用国库储存的银子，将法治的光芒照射到老百姓头上，他希望每个宗族，把“忠孝”作为一种工具，既统治族人、延续小农经济，又为王权专政输送养分。
那么宗族如何为维护王朝稳定输送资源呢？浦江县郑宅镇的郑家凭借忠孝支撑，从南宋至明朝中期，在一起同住生活了300多年。如果发现有不孝的子孙，要给予处罚、甚至将他赶出村子。
明清两代，徽州歙县棠樾村鲍家，以经商、读书、做官，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作为专政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必然要维护王权。因而他们不是投资开发技术，而是消耗白银修建7座牌坊。
其中有表彰妇女守节不改嫁的节孝牌坊。一方面，以牌坊呈现她们放弃婚姻选择权的光彩；另一方面，这种奖励，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
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地主、王侯，极力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教条。可见扎根于小农经济、维护宗法权威、王权专政，剥夺个人权利的封建礼教，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中国人坚守了2000多年的忠孝，积累了深厚的仁、义、礼、智、信资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不能制约充满暴力的王权，迎来民主、法治。
依赖精英阶层提供资源保障生存
宗族与王权不突破小农经济，反而结合起来维持王朝专政的一个因素是：历代皇帝是一个消费阶层，没有动力为老百姓提供教育、卫生、治安、交通、消防、金融等公共服务，县级以下的社会秩序完全要靠宗族维持。
此时，一个乡村的老百姓，是否有机会接受教育，有多少人敲开举人、进士大门，谋求官职；能否获得救济，脱贫致富；遇到强盗、土匪袭击，能否保障人身安全，取决于宗族的精英分子是否援助。
调查发现，明清两代，晋商、徽商及江南的富商，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不是听从资本主义的召唤，扩大产业规模，而秉承振兴家族的责任，把银子送回家乡，修建宅院、祠堂、寺庙、学堂、道路等公共设施。
由于他们依赖宗族提供的公共资源，应对外部挑战获得安全感，强烈的依赖，又导致他们不能超越宗法统治，反而要维护宗法等级。否则，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一个家族的人力、财力等资源非常有限，只能让极少数人接受教育，不可能保障大多数人获得成才的机会；而且他们不可能超越宗族，为他人提供教育等资源。
如果一个宗族陷入困境，得不到外界输送的教育资源，那么很可能都会变成文盲。如此类推，还有很多家族面临相似的遭遇，扩散到社会，又导致中华民族人口素质低下，无力告别刀耕火种！
科举造就了一批麻木不仁的庸才
支撑王权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科举，突出了以读书做官为荣耀，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资源，一直没有变成科技创新的原料，更没有为社会变革指明方向，相反充当了维护宗法等级、王权专政的先锋。
当皇帝将私学抬上宫殿变为官学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视为科举的最高准则，知识分子一切创新、想象、分析、思考都是多余，甚至有害、危险。
交易达成后，皇帝把官位变成一件商品，通过考试的人，从他手中获得官位；帝王以授予官职，从人身和思想上获得了对学者的控制，学者除了为帝王服务以外，别无选择。
于是，知识分子以科举谋求到官职后，变成了毫无独立人格的僵化群体，不是批评、挑战权威，而是绝对忠于帝王；不是优化配置行政资源，为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变成了被王权任意摆布的工具。
将科举为官连成一体的制度安排，造成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又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渗透到中国各个角落。除了培养一群背诵孔孟之道的秀才、迂腐无能的官员以外，对构建一个法治中国，不起任何推动作用。
由于没有制约、没有批判、没有监督，又助长了皇帝的专制、野蛮、霸道、残酷，一切以他的意志、愿望转移，一切以他的是非、喜好，判断事物的价值，导致社会停滞、毫无生气。
所以科举浪费了人力、财力，留下了一批麻木不仁的庸才，排斥了有创新力的天才；所以科举没有把知识变成技术、商品，托起中华民族的富民强国梦，反而变成了维护王权的原料；所以最初发明了青铜器、马车的中华民族，被创造汽车、火车的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迷信鬼神的民族：怎能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与维护族权、王权相对应的是神权。
当皇帝只浪费纳税人的钱粮，不为乡村输送科学资源时，生活在山沟的老百姓，为消除干旱、洪灾、疾病等灾害，凭借自己的想象建造关帝、龙王、文昌神、土地神、真武大帝、观音等寺庙，幻想借助神的超凡力量，缓和内心的紧张、不安。
在小农社会，老百姓为传承家业，需要宣扬关公的忠义精神；以耕种为生的人，离不开牛马等牲畜；撒下种子后，盼望土地神保佑自己获得丰收，对土地的强烈依赖，必然对土地神产生崇拜。所以他们愿意向不同的神，打开信仰的大门。
一方面，老百姓以迷信鬼神，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树立了千古不变的等级制、帮助皇帝巩固了政权；另一方面，中国人为消除灾害，不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与鬼神拥抱了2000多年。
资本为何不能越过小农经济、打破王权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停滞不前还是创造伟大的文明，要看它能否指引人们，从糊口的小农经济转向工业文明，能否与王权专政决裂，迎来民主、法治！
当知识阶层不能将知识变为生产力，只为王权专政服务时，那么商人为何不与王权决裂，反而让子弟安于小农经济？为何不投资开发新技术，而是支持后人向官本位攀登？
其中徽商以经营盐业造就了一批富豪，为何花费银子购买一顶官帽？他们清楚地知道，靠皇帝的赏赐，垄断了盐业经营权，成就了家族的富贵梦，这种特权随时会被皇帝剥夺。
由于皇帝没有建立适用于全体国民的信用体系，商人的资本无法跳过血缘关系，只能靠家族形成的信用，从事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营，不可能跨进资本主义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皇帝几乎垄断了社会一切资源，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时，所以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不可能扩大再产生，更不可能与王权决裂，而是将银子带回家乡建宅院、修祠堂、买田地以光宗耀祖。
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追求法治、民主的中产阶层作贡献，反而变强化了宗法权威和王权统治，并继续把后代封闭在，限制个人自由的礼教中。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失败之一！
从维护王权，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一个宗族可以为创造文明提供养分，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依赖宗族，创造伟大的文明，这个任务必须由国家完成。
15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功能、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源不再属于国王所有，国家不是为了体现王权的意志存在，由公民选举总统治理国家。他要为公众提供教育、就业、医疗、交通、治安、救济等公共服务。
然而，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自战国至清朝灭亡，扎根于黄土地的王朝，没有从“消费型”的王朝，向“公共服务型”的国家转变，反而朝着维护小农经济与王权的方向演变。
不能完成转变在于：历代皇帝的执政目标非常单一：保护农耕文明就保护了帝国的安全，一切人力、财力等资源，以服务于王权为主。
为了延续小农经济，进一步强化王权，皇帝不是投资修学校，让老百姓吸收知识，而是让他们变得愚昧无知；不让他们以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而是让他们走进寺庙迷信鬼神；不让他们优化配置资源走向富裕，而是让他们守着几亩薄田过穷日子。
仿佛老百姓越弱小、分散、贫穷、愚昧、无知，越有利于维护王权专政。这种极其扭曲的执政心态，造成千百万农民一直在小农经济中挣扎，却无法摆脱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命运。
不能完成转变还体现在：无论是道家、法家，还是儒家，像一个得不到合理营养、发育不健全的人，不仅虚弱无力，而且丑陋不堪，没有为中华民族创造伟大的文明输送养分，而是维护王权专政、制造等级、权威，愚弄、麻木老百姓。
当农耕文明的机能已经退化，不能帮助中华民族，完成由王权专政，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时，以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明，给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能量。
至此，我们发现了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宗族以祠堂、牌坊、族谱、家法、忠孝为工具，统治族人并延伸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支撑王权、王权从小农经济吸收专政养分，反过来赋予宗族统治权，与王权联结，共同维护封建王朝。
由于双方形成内向循环，不具有更新、裂变的能力，导致文明能量供给不足：不能由宗族供给资源，转向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从维护王权专政，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对于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文明起源于宗族聚居的乡村，他们将宗法等级、融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建筑等，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质。
所以理解了宗族与王权专政形成的联结，就知道中国2000多年的改朝换代，为什么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而不能比欧洲率先跨进工业文明；为什么历代皇帝只释放出暴力、罪恶、专政、独裁，却不接受民主和法治！
电子信箱：huaqiao2001@21cn.com
在辛亥革命摧毁了清王朝100年以后，一部告诉中国人 “为何王权统治延续了2000多年”的著作。
以家法排斥个人权利，阻挡了法治文化的传播。
以科举照耀官本位，导致知识不能转化为“富民强国”的原料！
以祈求鬼神消除灾难，导致中国人不能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以血缘关系联结，导致资本阶层不能越过小农经济、迎接工业文明。
以王权至上，导致中华民族不能由维护王权，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谁维护了王权统治
张华侨 著
前 言
是什么力量支撑了王权统治
为什么一个王朝灭亡后，没有瓦解封建专政，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强大的王朝？为什么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灾荒、战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不能迎来民主、法治？又为何不能越过小农经济，跨进工业文明？是什么力量支撑了王权统治？
回顾1911年10月10日，划过武昌城头的炮声，为清王朝敲响了灭亡的丧钟。摧毁王朝的炮火已经消散了100年，却没有人揭示王权专政延续2000多年的原因。
在辛亥革命迎来100周年之际，我不是从王朝的兴衰、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它们只是记录了帝王将相的荣耀，却不能告诉人们，中华文明演变的真实情况。
因此，从2005年至2010年，我不间断地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山西、河南等地调查，以具有代表性的宗族为背景，揭示他们在乡土社会形成的宗法等级、忠孝精神、血缘关系、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如何与王权联结，维持专政的真相。
调查后我们发现：宗族得到王权支持，以祠堂、牌坊、族谱、家法等，形成了一套统治族人、支撑小农经济、维护封建王朝的严密体系。其中通过庄严、神圣、具有程序的集体祭祖仪式，家族权威、等级意识、王权至上等渗透到每个成员的心中。
在这里不容许个人表现自己的独立意志，或挑战宗族制订的家法，无形的宗法力量像一根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以血缘关系，互相依赖的家族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以祭祖确定了等级秩序后，修宗谱就是凝聚血缘关系、分清长幼、尊贵、高低，唤起族人患难与共的认同感。有些家族修谱的历史可以追寻到南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民国时期，能清晰地看到1000多年以来，他们在乡土社会生存的现状。
为何家法能够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当族人被宗谱记载后，他犹如得到了一张是这个宗族成员的一张证明，同时，意味着他要遵守宗族制订的家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会从宗谱上删除他的名字，丧失共享宗族的住房、食品、教育、治病等资源。
从南宋开始，浦江县郑宅镇的郑家规定：财产不属于个人所有，发现子弟私自积累钱财，由家长带领大家到祠堂，叫人击鼓声讨他隐藏财产的罪行。只有这样家法才能显示，维护宗族统治的强大生命力。
从一些宗族制订的家法来看：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彼此了解对方家庭的真实情况，以比较的低成本达成合作，分享宗族的公共资源。这是他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权利，遵守家法的重要原因。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皇帝的权力只传递到县衙，不能给乡村提供法治资源。朱元璋执政时，提倡“治国之道、以教化为先”。他把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交给乡村有威望、贤德、知礼仪的老人裁决。
由于家法没有违背皇帝的意志，遵守家法也是服从王法，忠于宗族也可以转化为忠于帝王，有利于维护王权专政，历代王朝几乎没有投入人力，财力，为乡村输送法治资源。
又因家法帮助皇帝节省大量的执法成本，他当然没有动力制订体现公民权利平等的法律，也不会投入财力培养法官、警察、律师等，更不会取代家法并打破宗族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宗族以家法维持自治，并与王权形成联结，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王朝崩溃后，中华民族能够迅速结束混乱，又回到王权专政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不能由人治转向法治，反而强化了宗族权威，巩固了王权的原因。
坚守了2000多年的忠孝，却不能制约王权
由于皇帝不想动用国库储存的银子，将法治的光芒照射到老百姓头上，他希望每个宗族，把“忠孝”作为一种工具，既统治族人、延续小农经济，又为王权专政输送养分。
那么宗族如何为维护王朝稳定输送资源呢？浦江县郑宅镇的郑家凭借忠孝支撑，从南宋至明朝中期，在一起同住生活了300多年。如果发现有不孝的子孙，要给予处罚、甚至将他赶出村子。
明清两代，徽州歙县棠樾村鲍家，以经商、读书、做官，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作为专政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必然要维护王权。因而他们不是投资开发技术，而是消耗白银修建7座牌坊。
其中有表彰妇女守节不改嫁的节孝牌坊。一方面，以牌坊呈现她们放弃婚姻选择权的光彩；另一方面，这种奖励，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
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地主、王侯，极力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教条。可见扎根于小农经济、维护宗法权威、王权专政，剥夺个人权利的封建礼教，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中国人坚守了2000多年的忠孝，积累了深厚的仁、义、礼、智、信资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不能制约充满暴力的王权，迎来民主、法治。
依赖精英阶层提供资源保障生存
宗族与王权不突破小农经济，反而结合起来维持王朝专政的一个因素是：历代皇帝是一个消费阶层，没有动力为老百姓提供教育、卫生、治安、交通、消防、金融等公共服务，县级以下的社会秩序完全要靠宗族维持。
此时，一个乡村的老百姓，是否有机会接受教育，有多少人敲开举人、进士大门，谋求官职；能否获得救济，脱贫致富；遇到强盗、土匪袭击，能否保障人身安全，取决于宗族的精英分子是否援助。
调查发现，明清两代，晋商、徽商及江南的富商，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不是听从资本主义的召唤，扩大产业规模，而秉承振兴家族的责任，把银子送回家乡，修建宅院、祠堂、寺庙、学堂、道路等公共设施。
由于他们依赖宗族提供的公共资源，应对外部挑战获得安全感，强烈的依赖，又导致他们不能超越宗法统治，反而要维护宗法等级。否则，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一个家族的人力、财力等资源非常有限，只能让极少数人接受教育，不可能保障大多数人获得成才的机会；而且他们不可能超越宗族，为他人提供教育等资源。
如果一个宗族陷入困境，得不到外界输送的教育资源，那么很可能都会变成文盲。如此类推，还有很多家族面临相似的遭遇，扩散到社会，又导致中华民族人口素质低下，无力告别刀耕火种！
科举造就了一批麻木不仁的庸才
支撑王权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科举，突出了以读书做官为荣耀，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资源，一直没有变成科技创新的原料，更没有为社会变革指明方向，相反充当了维护宗法等级、王权专政的先锋。
当皇帝将私学抬上宫殿变为官学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视为科举的最高准则，知识分子一切创新、想象、分析、思考都是多余，甚至有害、危险。
交易达成后，皇帝把官位变成一件商品，通过考试的人，从他手中获得官位；帝王以授予官职，从人身和思想上获得了对学者的控制，学者除了为帝王服务以外，别无选择。
于是，知识分子以科举谋求到官职后，变成了毫无独立人格的僵化群体，不是批评、挑战权威，而是绝对忠于帝王；不是优化配置行政资源，为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变成了被王权任意摆布的工具。
将科举为官连成一体的制度安排，造成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又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渗透到中国各个角落。除了培养一群背诵孔孟之道的秀才、迂腐无能的官员以外，对构建一个法治中国，不起任何推动作用。
由于没有制约、没有批判、没有监督，又助长了皇帝的专制、野蛮、霸道、残酷，一切以他的意志、愿望转移，一切以他的是非、喜好，判断事物的价值，导致社会停滞、毫无生气。
所以科举浪费了人力、财力，留下了一批麻木不仁的庸才，排斥了有创新力的天才；所以科举没有把知识变成技术、商品，托起中华民族的富民强国梦，反而变成了维护王权的原料；所以最初发明了青铜器、马车的中华民族，被创造汽车、火车的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迷信鬼神的民族：怎能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
与维护族权、王权相对应的是神权。
当皇帝只浪费纳税人的钱粮，不为乡村输送科学资源时，生活在山沟的老百姓，为消除干旱、洪灾、疾病等灾害，凭借自己的想象建造关帝、龙王、文昌神、土地神、真武大帝、观音等寺庙，幻想借助神的超凡力量，缓和内心的紧张、不安。
在小农社会，老百姓为传承家业，需要宣扬关公的忠义精神；以耕种为生的人，离不开牛马等牲畜；撒下种子后，盼望土地神保佑自己获得丰收，对土地的强烈依赖，必然对土地神产生崇拜。所以他们愿意向不同的神，打开信仰的大门。
一方面，老百姓以迷信鬼神，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树立了千古不变的等级制、帮助皇帝巩固了政权；另一方面，中国人为消除灾害，不踏上探索科学的道路，与鬼神拥抱了2000多年。
资本为何不能越过小农经济、打破王权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停滞不前还是创造伟大的文明，要看它能否指引人们，从糊口的小农经济转向工业文明，能否与王权专政决裂，迎来民主、法治！
当知识阶层不能将知识变为生产力，只为王权专政服务时，那么商人为何不与王权决裂，反而让子弟安于小农经济？为何不投资开发新技术，而是支持后人向官本位攀登？
其中徽商以经营盐业造就了一批富豪，为何花费银子购买一顶官帽？他们清楚地知道，靠皇帝的赏赐，垄断了盐业经营权，成就了家族的富贵梦，这种特权随时会被皇帝剥夺。
由于皇帝没有建立适用于全体国民的信用体系，商人的资本无法跳过血缘关系，只能靠家族形成的信用，从事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营，不可能跨进资本主义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皇帝几乎垄断了社会一切资源，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时，所以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不可能扩大再产生，更不可能与王权决裂，而是将银子带回家乡建宅院、修祠堂、买田地以光宗耀祖。
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追求法治、民主的中产阶层作贡献，反而变强化了宗法权威和王权统治，并继续把后代封闭在，限制个人自由的礼教中。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失败之一！
从维护王权，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一个宗族可以为创造文明提供养分，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依赖宗族，创造伟大的文明，这个任务必须由国家完成。
15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功能、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源不再属于国王所有，国家不是为了体现王权的意志存在，由公民选举总统治理国家。他要为公众提供教育、就业、医疗、交通、治安、救济等公共服务。
然而，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自战国至清朝灭亡，扎根于黄土地的王朝，没有从“消费型”的王朝，向“公共服务型”的国家转变，反而朝着维护小农经济与王权的方向演变。
不能完成转变在于：历代皇帝的执政目标非常单一：保护农耕文明就保护了帝国的安全，一切人力、财力等资源，以服务于王权为主。
为了延续小农经济，进一步强化王权，皇帝不是投资修学校，让老百姓吸收知识，而是让他们变得愚昧无知；不让他们以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而是让他们走进寺庙迷信鬼神；不让他们优化配置资源走向富裕，而是让他们守着几亩薄田过穷日子。
仿佛老百姓越弱小、分散、贫穷、愚昧、无知，越有利于维护王权专政。这种极其扭曲的执政心态，造成千百万农民一直在小农经济中挣扎，却无法摆脱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命运。
不能完成转变还体现在：无论是道家、法家，还是儒家，像一个得不到合理营养、发育不健全的人，不仅虚弱无力，而且丑陋不堪，没有为中华民族创造伟大的文明输送养分，而是维护王权专政、制造等级、权威，愚弄、麻木老百姓。
当农耕文明的机能已经退化，不能帮助中华民族，完成由王权专政，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时，以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明，给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能量。
至此，我们发现了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宗族以祠堂、牌坊、族谱、家法、忠孝为工具，统治族人并延伸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支撑王权、王权从小农经济吸收专政养分，反过来赋予宗族统治权，与王权联结，共同维护封建王朝。
由于双方形成内向循环，不具有更新、裂变的能力，导致文明能量供给不足：不能由宗族供给资源，转向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从维护王权专政，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
对于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文明起源于宗族聚居的乡村，他们将宗法等级、融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建筑等，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质。
所以理解了宗族与王权专政形成的联结，就知道中国2000多年的改朝换代，为什么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而不能比欧洲率先跨进工业文明；为什么历代皇帝只释放出暴力、罪恶、专政、独裁，却不接受民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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