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二）史铁生

　　记忆与印象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 。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6. 老 海 棠 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7. 孙 姨 和 梅 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8.M的故事

　　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9. B 老 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10. 庄 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据粘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粘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粘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①，一世威名就全完了。粘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粘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爬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含糊。粘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粘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粘鱼说大砖真是①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粘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象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描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粘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粘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①全看出来了。粘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粘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粘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粘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粘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粘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粘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一点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粘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粘鱼的事。真的，粘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粘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核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焖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嘛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1976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19岁，或者还差一点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粘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19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11. 比如摇滚与写作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再像六庄那样，渴慕的仅仅是一件军装，一条米黄色的哔叽裤子。如今的年轻人要的是名牌，比如鞋，得是“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大人们多半舍不得。家长们把“耐克”一类颠来倒去地看，说：“啥东西，值得这么贵?”他们不懂，春天是不能这样计算的。

　　我的小外甥没上中学时给什么穿什么，一上中学不行了，在“耐克”专卖店里流连不去。春风初动，我看他快到时候了。那就挑一双吧。他妈说：“捡便宜的啊!”可便宜的都那么暗淡、呆板，小外甥不便表达的意思是：怎么都像死人穿的?他挑了一双色彩最为张扬、造型最奇诡的，这儿一道斜杠，那儿一条曲线，对了，他说“这双我看还行”。大人们说：“这可哪儿好?多闹得慌!”他们又不懂了，春天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张扬。

　　大人们其实忘了，春天莫不如此，各位年轻时也是一样。曾经，军装就是名牌。六十年代没有“耐克”，但是有“回力”。“回力”鞋，忘了吗?商标是一个张弓搭箭的裸汉;买得起和买不起它的人想必都渴慕过它。我还记得我为能有一双“回力”，曾是怎样地费尽心机。有一天母亲给我5块钱，说：“脚上的鞋坏了，买双新的去吧。”我没买，5块钱存起来，把那双破的又穿了好久。好久之后母亲看我脚上的鞋怎么又坏了?“穿鞋呀还是吃鞋呀你?再买一双去吧。”母亲又给我5块钱。两个5块加起来我买回一双“回力”。母亲也觉出这一双与众不同，问：“多少钱?”我不说，只提醒她：“可是上回我没买。”母亲愣一下：“我问的是这回。”我再提醒她：“可这一双能顶两双穿，真的。”母亲瞥我一眼，但比通常的一瞥要延长些。现在我想，当时她心里必也是那句话：这孩子快到时候了。母亲把那双“回力”颠来倒去地看，再不问它的价格。料必母亲是懂得，世上有一种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价格。这儿的价值，并不止于“物化劳动”，还物化着春天整整一个季节的能量。

　　能量要释放，呼喊期待着回应，故而春天的张扬务须选取一种形式。这形式你别担心它会没有;没有“耐克”有“回力”，没有“回力”还会有别的。比如 ，没有“摇滚乐”就会有“语录歌”，没有“追星族”就会有“红卫兵”，没有耕耘就有荒草丛生，没有春风化雨就有了沙尘暴。一个意思。春天按时到来，保证这颗星球不会死去。春风肆意呼啸，鼓动起狂妄的情绪，传扬着甚至是极端的消息，似乎，否则，冬天就不解冻，生命便难以从中苏醒。

　　你听那“摇滚乐”和“语录歌”都唱的什么?没有什么不同，你要忽略那些歌词直接去听春天的骚动，听它的不可压抑，不可一世，听它的雄心勃勃但还盲目。你看那摇滚歌手和语录歌群，同样的声嘶力竭，什么意思?春光迷乱!春光迷乱但决不是胡闹，别用鄙薄的目光和嘴角把春天一笔勾销。想想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的惊讶与好奇吧。想想那条魔魔道道的蛇，它的谗言，它的诱惑，在这繁华人世的应验吧。想想春风若非强劲，夏天的暴雨可怎样来临?想想最初的生命之火若非猛烈，如何能走过未来秋风萧瑟的旷野(譬如一头极地的熊，或一匹荒原的狼)?因而想想吧，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贮备!

　　因而年轻的歌手没日没夜地叫喊，求救般地呼号。灵魂尚在幼年，而春天，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那是幼小的灵魂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节，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躯体所蒙蔽的时节，是喑哑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的时节。

　　万物生长，到处都是一样，大地披上了盛装。一度枯寂的时空，突然间被赋予了一股巨大的能量，灵魂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欲望被刺激得不能安宁。我猜那震耳欲聋的摇滚并不是要你听，而是要你看。灵魂的谛听牵系得深远那要等到秋天，年轻的歌手目不暇接，现在是要你看。看这美丽的有形多么辉煌，看这无形的本能多么不可阻挡，看这天赋的才华是如何表达这一派灿烂春光。年轻的歌手把自己涂抹得标新立异，把自己照耀得光怪陆离，他是在说：看呀--我!

　　我?可我是谁?

　　我怎样了?我还将怎样?

　　我终于又能怎样呢?

　　先别这样问吧，这是春天的忌讳。虽不过是弱小的灵魂在角落里的暗自呢喃，但在春天，这是一种威胁，甚至侵犯。春天不理睬这样的问题，而秋天还远着呢!秋天尚远，这是春天的佳音，春天的鼓舞，是春风中最为受用的恭维。

　　所以你看那年轻的歌手吧，在河边，在路旁，在沸反盈天的广场，在烛光寂暗的酒巴，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歌声由惆怅到高亢，由枯疏到丰盈，由孤单而至张狂(但是得真诚)......终至于捶胸顿足，呼天呛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丰(装出来的不算)，熬红了眼睛，眼睛里是火焰，喊哑了喉咙，喉咙里是风暴，用五彩缤纷的羽毛模仿远古，然后用裸露的肉体标明现代(倘是装出来的，春风一眼就能识别)，用傲慢然后用匍匐，用嚣叫然后用乞求，甚至用污秽和丑陋以示不甘寂寞，与众不同......直让你认出那是无奈，是一匹牢笼里的困兽(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被困在了牢笼?其实春天已有察觉，已经感到：我，和我的孤独。

　　我，将怎样?

　　我将投奔何方?

　　怎样，你才能看见我?我才能走进你?

　　那无奈，让人不忍袖手一旁。但只有袖手一旁。不过慢慢地听吧，你能听懂，其实是那弱小的灵魂正在成长，在渴望，在寻求，年轻的歌手一直都在呼唤着爱情。从夜晚到天明一直呼唤着的都是：爱情。自古而今一切流传的歌都是这样：呼唤爱情。自古而今的春天莫不如此。被有形的躯体，被无形的本能，被天赋的才华困在牢笼里的，正是那呢喃着的灵魂，呢喃着，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于是，年轻的恋人四处流浪。

　　心在流浪。

　　春天，所有的心都在流浪，不管人在何处。

　　都在挣扎。

　　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做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

　　空空洞洞的午后。满怀希望的傍晚。在万家灯火之间脚步匆匆，在星光满天之下翘首四顾。目光洒遍所有的车站，看尽中年人漠然的脸——这帮中年人怎都那样儿?走过一盏盏街灯。数过12个钟点。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伸长然后缩短，伸长然后缩短......一家家店铺相继打烊。到哪儿去了呀你?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冤家--自古的情歌早都这样唱过。)

　　细雨迷蒙的小街。细雨迷蒙的窗口。细雨迷蒙中的琴声。

　　直至深夜。

　　春风从不入睡。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

　　但力量凶猛，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一天24小时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跟警察逗闷子。对父母撒谎。给老师提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街上看人打架，公平地为双方数点算分。或混迹于球场，道具齐备，地地道道的“足球流氓”。

　　也把迷路的儿童送回家，但对那些家长没好气：“我叫什么?哥们儿这事可归你管?”或搀起摔倒在路边的老人，背他回家，但对那些儿女也没好气：“钱?那就一百万吧，哥们儿我也算发回财。”

　　不知道中年人怎都那样儿?

　　不知道中年人是不是都那样儿?

　　剩下的他们都知道。

　　一群鸽子，雪白，悠扬。一群男孩和女孩疯疯癫癫五光十色。

　　鸽子在阳光下的楼群里吟咏，徘徊。男孩和女孩在公路上骑车飞跑。

　　年年如此，天上地下。

　　太阳地里的老人闭目养神，男孩和女孩的事他了如指掌--除了不知道还要在这太阳底下坐多久，剩下的他都知道。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流浪的歌手，抑或流浪的恋人--在瓢泼大雨里依偎伫立，在漫天大雪中相拥无语。

　　大雨和大雪中的春风，抑或大雨和大雪中的火焰。

　　老人躲进屋里。老人坐在窗前。老人看得砰然心动，看得嗒然若失：我们过去多么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呀!

　　曾经的禁区，现在已经没有。

　　但，现在真的没有了吗?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坦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倘禁果已因自由而失--“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互相近在眼前但是：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呀--

　　群山响遍回声。

　　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

　　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那时百花都在交媾，万物都在放纵，蜂飞蝶舞、月移影动也都似浪言浪语。那时候灵魂被置于一旁，就像秋天尚且遥远，思念还未成熟。那时候视觉呈一条直线，无暇旁顾。

　　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

　　设若枝桠折断，春天惟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惟含苞再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我还记得一个伤残的青年，是怎样在习俗的忽略中，摇了轮椅去看望他的所爱之人。

　　也许是勇敢，也许不过是草率，是鲁莽或无暇旁顾，他在一个早春的礼拜日起程。摇着轮椅，走过融雪的残冬，走过翻浆的土路，走过滴水的屋檐，走过一路上正常的眼睛，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感觉到伤残，只感觉到春天。摇着轮椅，走过解冻的河流，走过湿润的木桥，走过满天摇荡的杨花，走过幢幢喜悦的楼房，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有什么卑怯，只有春风中正常的渴望。走过喧嚷的街市，走过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卖，走过灿烂的尘埃，那时，伤残的春天毫无防备，只是越走越怕那即将到来的见面太过俗常......就这样，他摇着轮椅走进一处安静的宅区--安静的绿柳，安静的桃花，安静的阳光下安静的楼房，以及楼房投下的安静的阴影。

　　但是台阶!你应该料到但是你忘了，轮椅上不去。

　　自然就无法敲门。真是莫大的遗憾。

　　屡屡设想过她开门时的惊喜，一路上也还在设想。

　　便只好在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阴影里徘徊，等有人来传话。

　　但是没人。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只有安静的绿柳和安静的桃花。

　　那就喊她吧。喊吧，只好这样。真是大煞风景，亏待了一路的好心情。

　　喊声惊动了好几个安静的楼窗。转动的玻璃搅乱了阳光。你们这些幸运的人哪，竟朝夕与她为邻!

　　她出来了。

　　可是怎么回事?她脸上没有惊喜，倒像似惊慌：“你怎么来了?”

　　“呵老天，你家可真难找。”

　　她明显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没有哇?”

　　她频频四顾：“那你......?”

　　“没想到走了这么久......”

　　她打断你：“跑这么远干嘛，以后还是我去看你。”

　　“咳，这点路算什么?”

　　她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嘘--，今天不行，他们都在家呢。”

　　不行?什么不行?他们?他们怎么了?噢......是了，就像那台阶一样你应该料到他们!但是忘了。春天给忘了。尤其是伤残，给忘了。

　　她身后的那个落地窗，里边，窗帷旁，有个紧张的脸，中年人的脸，身体埋在沉垂的窗帷里半隐半现。你一看他，他就埋进窗帷，你不看他，他又探身出现--目光严肃，或是忧虑，甚至警惕。继而又多了几道同样的目光，在玻璃后面晃动。一会儿，窗帷缓缓地合拢，玻璃上只剩下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桃花。

　　你看出她面有难色。

　　“哦，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

　　你听出她应接得急切：“那好吧，我送送你。”

　　“不用了，我摇起轮椅来，很快。”

　　“你还要去哪儿?”

　　“不。回家。”

　　但他没有回家。他沿着一条大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傍晚，走到了城市的边缘，听见旷野上的春风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候他知道了什么?那个遥远的春天，他懂得了什么?那个伤残的春天，一个伤残的青年终于看见了伤残。

　　看见了伤残，却摆脱不了春天。春风强劲也是一座牢笼，一副枷锁，一处炼狱，一条命定的路途。

　　盼望与祈祷。彷徨与等待。以至漫漫长夏，如火如荼。

　　必要等到秋天。

　　秋风起时，疯狂的摇滚才能聚敛成爱的语言。

　　在《我与地坛》里有这样一段话：“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终于一天，有人听懂了这些话，问我：“这里面像似有个爱情故事，干嘛不写下去?”

　　“这就是那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那座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而今的爱情故事都放到那儿去，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这个爱情故事，好象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

　　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

　　“结尾是什么?”

　　“等待。”

　　“之后呢?”

　　“没有之后。”

　　“或者说，等待的结果呢?”

　　“等待就是结果。”

　　“那，不是悲剧吗?”

　　“不，是秋天。”

　　夏日将尽，阳光悄然走进屋里，所有随它移动的影子都似陷入了回忆。那时在远处，在北方的天边，远得近乎抽象的地方，仔细听，会有些极细微的骚动正仿佛站成一排，拉开一线，嗡嗡嘤嘤跃跃欲试，那就是最初的秋风，是秋风正在起程。

　　近处的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变化。人们都还穿着短衫，摇着蒲扇，暑气未消草木也还是一片葱茏。惟昆虫们似有觉察，迫于秋天的临近，低吟高唱不舍昼夜。

　　在随后的日子里，你继续听，远方的声音逐日地将有所不同：象在跳跃，或是谈笑，舒然坦荡阔步而行，仿佛歧路相遇时的寒暄问候，然后同赴一个约会。秋风，绝非肃杀之气，那是一群成长着的魂灵，成长着，由远而近一路壮大。

　　秋风的行进不可阻挡，逼迫得太阳也收敛了它的宠溺，于是乎草枯叶败落木萧萧，所有的躯体都随之枯弱了，所有的肉身都遇到了麻烦。强大的本能，天赋的才华，旺盛的精力，张狂的欲望和意志，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以往的自负顷刻间都有了疑问。心魂从而被凸显出来。

　　秋天，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冬天。

　　呢喃的絮语代替了疯狂的摇滚，流浪的人从哪儿出发又回到了哪儿。

　　天与地，山和水，以至人的心里，都在秋风凛然的脚步下变得空阔、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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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比如摇滚与写作(4) 　　落叶飘零。

　　或有绵绵秋雨。

　　成熟的恋人抑或年老的歌手，望断天涯。

　　望穿秋水。

　　望穿了那一条肉体的界线。

　　那时心魂在肉体之外相遇，目光漫漶得遥远。

　　万物萧疏，满目凋敝。强悍的肉身落满历史的印迹，天赋的才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因而灵魂脱颖而出，欲望皈依了梦想。

　　本能，锤炼成爱的祭典--性，得禀天意。

　　细雨唏嘘如歌。

　　落叶曼妙如舞。

　　衰老的恋人抑或垂死的歌手，随心所欲。

　　相互摸索，颤抖的双手仿佛核对遗忘的秘语。

　　相互抚慰，枯槁的身形如同清点丢失的凭据。

　　这一向你都在哪儿呀--!

　　群山再度响遍回声，春天的呼喊终于有了应答：

　　我，就是你遗忘的秘语。

　　你，便是我丢失的凭据。

　　今夕何年?

　　生死无忌。

　　秋天，一直到冬天，都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那时有一个老人走来喧嚣的歌厅，走到沸腾的广场，坐进角落，坐在一个老人应该坐的地方，感动于春风又至，又一代人到了时候。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以什么姿态，以怎样的狂妄与极端，老人都已了如指掌。不管是怎样地嘶喊，怎样地奔突和无奈，老人知道那不是错误。你要春天也去谛听秋风吗?你要少男少女也去看望死亡吗?不，他们刚刚从那儿醒来。上帝要他们涉过忘川，为的是重塑一个四季，重申一条旅程。他们如期而至。他们务必要搅动起春天，以其狂热，以其嚣张，风情万种放浪不羁，而后去经历无数夏天中的一个，经历生命的张扬，本能的怂恿，爱情的折磨，以及才华横溢却因那一条肉体的界线而束手无策!以期在漫长夏天的末尾，能够听见秋风。而这老人，走向他必然的墓地。披一身秋风，走向原野，看稻谷金黄，听熟透的果实嘭然落地，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祭拜四季;多少生命已在春天夭折，已在漫漫长夏耗尽才华，或因伤残而熄灭于习见的忽略。祭拜星空;生者和死者都将在那儿汇聚，浩然而成万古消息。写作的季节老人听见：灵魂不死——毫无疑问。

　　12. 想 念 地 坛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坷坷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契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