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之谜 被指篡改毛著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三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4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海燕社”。

田家英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非常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想到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便让他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毛泽东便把这名26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此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也察觉到了江青的政治野心。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对她的态度不太好，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时，就借机骂田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陈伯达就常常向田家英打探毛泽东的情况，田家英对这种行为也很厌恶。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身边又冒出了一个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十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田家英与戚本禹的分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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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

　　陈伯达急忙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惹恼林彪

　　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有看法，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

　　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走上绝路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

　　1966 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十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5月22日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叶永烈所著的《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说，田家英在听完安子文的话后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安子文说是。戚本禹又问，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是否田家英那里，但田家英回答说没有。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他的夫人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戚本禹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田家英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早晨快7时，董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中午，勤务员陈义国回来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田家英留下了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当时的说法是，田家英是上吊自杀（也有说法是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但后来有说法称，田家英是他杀的。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初，田家英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