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1895年侵略台湾的日本军舰

　　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日本在台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又恢复为军人专政，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人民都没有停止反抗。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就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对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造成了沉重打击。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即使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之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件(如1907年的“北埔”事件、1902年的“噍吧年事件”、1913年的“苗栗事件”等)也经常发生。

　　对待台湾人民的反抗，日寇当局在运用“利诱招抚”、“挑拨分化”策略的同时，也采取了残酷的屠杀镇压政策。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许多的台湾农民破产、逃亡。

　　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此外，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以制糖业为例，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由此成为了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而台湾糖业的命运也正是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当时的台湾实际上是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除搜刮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日本殖民当局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轻视中国儿童，日本籍儿童就读的是“小学校”，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中国学生只占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也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配合日军的侵略战争，日本殖民当局还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一项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田家英一家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行动带着几分神秘，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

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是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已调到《红旗》杂志近两年。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道：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宣布后没做什么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据王力的回忆，安子文对田家英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戚本禹回忆说，整个谈话过程，安子文的态度是平和的，只是说田家英有错误，没有说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说他在田家英的家里用红机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记忆中，王妙琼大约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点到五六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清点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时，戚本禹不在现场，是王妙琼打电话告诉他的。但后来田家英亲属向王妙琼询问情况时，她回忆说，她到永福堂清点文件是后来的事，所谓“后来”，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后。

从来人以后到整个晚上，董边都在帮助田家英清点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

据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后，田家英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

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集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保存下来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