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

作者：李文熹
在研究殷海光先生的著作中，可能是囿于资料，很少提到他故家的情况。我们家与殷家是四代世交，特别是海光先生的父亲子平公与我家三代——伯祖父、二伯母、家父和我——都交好，本文就我所亲见、亲知、亲闻的一些往事，分成几个小段胪列如下。
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基督徒
殷海光先生的父亲殷子平老先生，号绿野农、绿野轩农，1885年1月21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六）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殷家楼一个教师（私塾）家庭。子平公一生负诗名，精通音律，笃信基督。1918年毕业于湖北荆州神学院，即被基督教圣公会分配至黄冈县上巴河镇福音堂任牧师，全家遂迁居上巴河。海光先生的母亲殷老夫人本名吴如意，是子平公的表姐，即子平公的母亲是她的姑母，1884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十）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雅淡洲吴家岭一个很有名望的教师（私塾）家庭，其叔父吴贡三，影响和带领子平公的长兄子衡公加入早期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对殷氏家族思想影响很大，此事我将在后面谈到。殷老夫人亦信仰基督，相夫教子，聪慧朴悫。
子平公诗宗老杜，留存于世的十余首诗词，是我凭记忆保存下来的。下面从几首诗的背景切入，谈谈一些往事和子平公的晚年生活状况。
“小院夜兰开，先生步月来。行吟无尽兴，临去又徘徊。”这首送给我二伯母张信贞的五言绝句，是现存诗词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时间约在1930年前后。在上巴河西街，我们家开了一个线铺，兼营百货，由二伯父掌管经营。二伯母娘家与二伯父家都信奉基督，二伯母小时在家塾读书，后又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师范，禀其家教，温厚有礼，通大义。到上巴河后，时子平公是上巴河福音堂的牧师，与我家通好，二伯母便义务承担了福音堂的一些宗教事务。福音堂大门临街，屋后有两间学屋，围着一个院子，种满了各色花卉，侧边就是明净清澈的四方塘，晨濯暮浣，景致很美，这首诗就是记述一次在福音堂院内步月赏花吟诗之事。这里提一件诗词之外但我们家极为珍视的往事。
二伯父性好丝弦，与一班声气相投的人吹拉弹唱，常常没有日夜，于生意上则不甚在意。请的先生伙计见状，偷的偷，骗的骗，支宽入窄，生意日蹙。二伯母苦口规劝，要二伯父少玩一点，为生计着想，分出时间管一下生意。二伯父充耳不闻，玩乐如故，家境每况愈下。二伯母对家庭前途日益忧虑，常闭户饮泣。时间一长，二伯母为子女今后的教育着想，攒起了私房钱。但这些钱又不能放在家里，于是，她想到了子平公。子平公学贯中西，为人正直、宽厚、谦和，至诚至公，且富同情心，在乡里极有口碑。二伯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子平公，子平公非常同情二伯母的境况，答应通过他的手把钱借贷出去。自此，二伯母手上只要有点钱，一块两块，十块八块（银元），都交给子平公，因怕二伯父知道，她自己没有留账。子平公倒是写了一本账，时间钱数记得清清楚楚，借贷出去也有字据，几年下来，竟有几百块大洋，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且这事除他们二人外，任何人都不知道。1933年，二伯母分娩大出血，骤然去世。丧事后，子平公把二伯父、家父和叔父等几兄弟请到福音堂，告诉他们这件事及其原委。子平公强调，为完成二伯母的嘱托，这笔钱不能交给二伯父，今后孩子们上学所需就从这笔钱中开支。二伯父他们都无异议（后来果如二伯母所料，生意严重亏空，幸好几兄弟支持才没有倒闭，但已顾及不上其他的事了）。后来，我的两个堂姐、一个堂兄读书及在校生活所需就是用的这笔钱。而且，这件事在我们家族中几代相传，成为教育子女的一个典型事例。
“贫居陋室掩蓬蒿，颓废无为感寂寥。架上残书堪宝贵，树头好鸟当知交。潜心今古千秋恨，满眼风尘万众劳。惆怅终朝思故旧，夜深魂梦荡江涛。”这首七言律诗是子平公1962年元月下旬写在信笺内送给家父的。1962年元月初，家父得脱缧绁回家，家兄即函告子平公。此前三年，子平公曾专程到我家里来看望慰问，他握着家母的手说：“吉人自有天相，莫着急。”这对当时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大的慰藉。我们很快收到子平公的回信，说得知我父亲回来，喜而泣下，恨不得马上相见，望中何限，苍凉寂寞，惆怅终朝，写下了这首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思致绵邈而郁勃跌宕的好诗。子平公还在信中把这几年来的家庭变故一一告知：子平公的三儿子浩生先生被打成极右派，押在湖北沙洋强制劳动改造；最痛心的是子平公的二儿子顺生先生已因病于1961年元月去世。可想而知，子平公过的是什么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巴河福音堂被当地政府没收，子平公失去了职业，经济没有了来源，只得靠儿女赡养。现在三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在劳改，一个在海外；唯一的一个女儿在丈夫因历史反革命问题劳改后，拖着两个孩子自顾不暇；一个寡媳先是给人当佣人，后在街道做临时工；一个半大的孙子在饭店挑水，七十多岁的两位老人靠着教中学的长孙女（殷永秀）每月寄回十元钱生活，这风烛残年好不凄凉！
家父在得知子平公的这些情况后，好不难过！1962年秋，家父命我专程到上巴河去看望子平公。那时我太年青，体会不到老人的难处，一听说去上巴河，心里很高兴，因为那段时间我读词兴趣正浓，早就听说子平公精通音律，琴箫臻于化境，正好向他老人家讨教词的唱法。家父叮嘱，如子平公身体尚可，就接来我们家里住些时。
我在上巴河子平公家里住了五六天，对子平公的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子平公一家住在原福音堂后的两小间学屋内，屋前有一个小院子，种了两小块菜地；室内简陋而整洁，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约两尺见方，放满了照片，印象最深的有两张：一张是子平公与其长兄子衡公的全身合影，他们都穿着棉袍，白髯拂胸，慈祥而轩昂；一张是海光先生夫妇的合影，可能是结婚时照的。
夜里静下来，一灯如豆，我与子平公抵膝而坐。子平公给我详细讲解词的唱法、他的师承，并拿出宋、明、清等几种版本的词谱讲给我听。子平公还把他的诗词集拿给我看，我记得是两本小学生用的作文抄本，直行写得满满的，约二百余首诗词。子平公告诉我，这是从几十年写的诗词稿中选出来的。我说：“三爹，就用这出版一本《绿野农诗集》吧！”子平公捋着胡须微笑着说：“如果能够出，可叫《绿野农诗稿》或《绿野农诗抄》，谦逊一些。”子平公这句平平淡淡的话使我肃然，至今未忘。可惜的是，这两本诗词手稿在“文革”初期的抄家暴行中被焚毁。
子平公晚年的生活既拮据又凄凉。他亲口告诉我，新加坡的张清和先生和上海的熊十力先生经常接济他，或钱，或营养品。我在子平公处就看到好多封张清和女士的来信和熊十力先生寄来的明信片。熊十力先生在一张明信片上提到张清和先生专函劝他皈依基督，熊先生告知子平公，说自己献身儒学，不宜再入基督教，并已将此意函告张先生。此前不久，熊先生的《体用论》影印了二百本，他送给子平公一本，子平公转赠与我并保存至今。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压倒子平公昂扬的精神追求，他的辛酸，他的愤懑，他的鞭笞，他燃烧的感情，都在他的笔下倾泻：
一轮红日又平西，唱晚渔舟泛碧溪。
天际高飞横塞雁，巷头群集入笼鸡。
苍茫云外千山合，摇曳门前五柳低。
何处箫声连野哭，幽人默默听悲啼。
在一首《拾薪》的诗里，我们看到子平公在艰难困苦中的挣扎：
拾薪因为度残生，山径崎岖恨不平。
每日必遭愚妇侮，多时怕听病儿声。
粗茶淡饭何曾饱，敝履鹑衣久未更。
深夜开窗天际望，一轮孤月点疏星。
在《秋兴》这首七言绝句里，我们不是看到子平公对“美”的热爱、对“真”的追求和对“善”的希望吗？
一年容易又秋风，扁豆花开屋角红。
探得自然天趣足，性灵常与太和通。
离开上巴河的那天上午，子平公送我到车站，路上，他吟诵了一首七言绝句送给我：
白发何堪远别情，送君肠断向西行。
沿途霜叶红于杏，面列松山叠叠青。
四十多年来，这首诗时常于不经意间从我嘴里蹦出来，“面列松山叠叠青”，子平公送给我一个多么深邃淡雅、超尘拔俗的意境啊！
子平公答允来年春天到我家里来住些时，他在给家父的信中有这样的诗句：“故人有约游江汉，可待花开富贵春。”第二年初春花朝日，子平公特意写了一首《浪淘沙》词送给我：
吟咏宋诗抄，忽动思潮。衷心耿耿忆知交。时势可趁休草草，造就文豪。别恨待全消，其乐滔滔。恢宏德慧尚情操。人意天机无限好，鼓畅花朝。
老人的鼓励和期望让我至今都感到愧疚！不久，我们寄去路费，并做好接待子平公的准备。谁知暮春的一个下午突然接到子平公去世的噩耗，呜呼！悲哉斯人！稍能让我们得到安慰的是，子平公是骤然去世的，没有受到疾病的折磨，这也是他老人家修来的福。那天上午，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子平公还上街买来菜肴，午饭时，子平公和客人边吃边谈，很高兴的，突然，他身子一歪，家人赶忙扶住，抬到床上，已不能说话，请来一位中医，说是痰中，不一会，老人就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读书不落第二流的殷浩生
殷浩生先生原名晚生，浩生是他二十岁后改的名字，他是海光先生的三弟，亦即子平公的三儿子，1922年11月出生。1927年大别山闹红军，我们家跑反到上巴河，在子平公家住了一年。1938年秋，子平公为避日寇，携全家逃难住在黄冈县三里畈我们家里（当时三里畈是敌后，黄冈行署及部分省政府机关迁驻于此，国民革命军鄂东总指挥部亦驻此），两家人亲密无间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老有老朋友，少有少朋友，很自然的，年青人聚在了一起，浩生先生和我大哥雷雯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浩生先生仅长雷雯五岁，他戏呼雷雯为“俊先生”（雷雯原名李文俊），而我们兄弟则称浩生先生为“晚爷”（黄冈方言，称祖父辈为爹，称叔叔、姑姑为爷）。每天，不是潇洒倜傥的晚爷来找俊先生，就是眉清目秀的俊先生去找晚爷。满腹诗书的晚爷将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带进闭塞的山区，给俊先生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思想世界。晚爷还告诫俊先生：“读书要具横空眼，莫落人间第二流。”在晚爷的影响下，俊先生走进了新文学领地。聪明绝顶而又孤傲不群的浩生先生在抗战后期参加抗日部队，他能诗善画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为抗日宣传做了许多极受欢迎的工作。
1957年，浩生先生因对土改和农业合作化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被打成极右派，当时他在黄冈县总路咀中学教书。同年底，在黄州召开的全县斗争大会上，命被五花大绑的浩生先生等极右派跪在台上接受群众斗争，浩生先生在台上大声喊；“不跪！”昂然挺立！这时，家庭被划为地主、急于图表现向党表示忠心的上巴河小学女教员胡某某冲上台，大骂浩生先生：“你这个反动透顶的东西！”边骂边几耳光朝浩生先生脸上使劲抽去，顿时，浩生先生的鼻子嘴角流出了鲜血。又有几个打手冲上台，将浩生先生一阵乱打，打得浩生先生在台上乱滚，直到晕死过去。
1958年初，浩生先生被押往湖北省沙洋强制劳动改造。由于性格刚直、峻切，时常受到非人的折磨。一次全身被紧紧捆绑后，横放在粪坑中央搭跳板的小块土台上长达五十多个小时，时值盛夏，别的不说，就连耳朵里都爬满了蛆。
“文革”中期，浩生先生刑满回到上巴河，睹物思人，写下了一首凄凉愤懑的《浪淘沙》词：
千里独归来，百事堪哀！玉楼画阁没蒿莱。山残水尽悲浩劫，对景难排。白骨已沉埋，泪滴尘埃。数行野菊为谁开？剪剪西风催雁翅，魂断南台。
严酷的政治斗争缠住了浩生先生大半生。为了不拖累别人，浩生先生终生独身。在上巴河，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破屋子里，他留下的这首《索居》的七言律诗，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凄凉写照：
破屋一角寄行藏，四壁萧条岁月长。
独坐深宵听雨漏，喜逢故友话沧桑。
青山岂管人间事，绿水依然映夕阳。
索居莫怨凄凉味，聊赋新诗奈自伤。
偌大的世界没有浩生先生的立锥之地，他再也没有牵挂的事了！1973年冬，在心灵和肉体饱受摧残之后，浩生先生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在一个黑沉沉的深夜自缢身亡！
不向邪恶低头是殷氏家族的血统，正直善良是殷氏家族做人的准则，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殷氏家族执着的追求。子平公和浩生先生父子两代可以说是宁折不弯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他们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即使命运坎坷，即使付出生命！子平公在一首《言志》的诗中写道：
江城风雨夜，哀雁破天寒。
自觉前程远，高飞过浦南。
子平公和浩生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严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受到了最严酷的考验，很多人在那个年代退缩了，扭曲了，志节荡然，人心颓丧。但应大书特书的，是如子平公和浩生先生一样风骨峻嶒视信仰为生命的真正知识分子，他们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反抗专制邪恶而慷慨献身！爝火不熄，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尽管罪恶的汹涛淹没了许许多多正直善良的生命，尽管民主自由一再被邪恶蹂躏践踏，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矗立着这些知识分子的丰碑。
海光先生的年龄少了三岁
在有关殷海光先生的著作中，都说他是1919年出生的。实际上，海光先生是1916年出生的。海光先生的亲侄女殷永秀女士多次和我谈到，她祖母、也就是海光先生的母亲，经常向她谈起生养孩子的具体时间。女孩子在这方面是记得很清楚的。特别是永秀姐姐的父亲、海光先生的大弟弟殷顺生先生，是1917年出生的。
海光先生的母亲共生了八个孩子（加上小产共十三个），不幸的是夭折了四个，活下来的四个分别是：长女殷启慧，民国元年正月初二（1912年2月19日）出生；长子殷福生（即殷海光），民国五年十月十五日（1916年11月10日）午时出生；次子殷顺生，民国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917年12月29日）出生；三子殷晚生（即殷浩生），民国十一年十月（1922年11月）出生。
海光先生的年龄为什么少了三岁呢？我和永秀姐姐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可不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猜测：一是他考大学时瞒了年龄。海光先生先是考取武汉大学，1935年他在北京又考取清华大学，报捷的从黄州一路敲锣打鼓到上巴河，轰动一时。再一个可能是，据台湾胡学古先生说，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人，有的要先填一个表，年纪轻的马上走，年纪大的往后排。海光先生是否填了这个表？如果填了，是不是想早点离开，就瞒了三岁？当然，这都是猜测。1998年6月我在武昌见到福婶（海光先生夫人殷夏君璐女士）和他们的独生女儿文丽妹妹时，说起这事，我这人性急口快，没遮拦地说：“福婶，是不是当年福爷追求你时瞒了三岁？”慈祥的福婶微微一笑，轻声说道：“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谈到年龄的事。对你福爷，不是能用年龄认识的。”一直七哥前七哥后对我很亲切的文丽妹妹朝我友善的一笑，我当时感觉自己太浅薄了，好难为情！现在写出这件事也是排除法吧！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中国俗文化中有流年不利的说法，俗称过坎子。有人每到这样的年份，就给自己加上一岁或是减去一岁，表示不会碰到流年不利的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画家齐白石，他前后给自己加了三岁，所以，他晚年画上落款的年龄不是实际的。但我想海光先生不会相信这些名堂。
福 跺
“福跺”是海光先生在上巴河的外号，“跺”，黄冈方言脚有点不方便的意思，但还没有到“跛”的程度。福跺，解释成普通话就是：“福生的脚有点不方便”，或倒过来说：“脚有点不方便的福生”，说的只是一个生理特点、现象，没有什么褒贬意。
海光先生的脚是怎么不方便的呢？原来是他九岁时在四方塘游泳，把脚崴了，很厉害，怕大人责怪，回家后不敢说，等到父母发现时，踝骨严重变形并发炎，送到汉口协和医院动手术，伤是诊好了，终究是延误了治疗，留了点残疾。海光先生在1967年6月14日写给殷乐义、林毓生等亲友的信中说：“我儿时为治脚痛，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指的就是这件事（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说起来还有个巧事，海光先生出生后，算命的说，这孩子命中有三个五——民国五年一个五、十五日一个五、午时（谐音）一个五——不吉利，须带残疾才能养大。殷家是虔诚的基督徒，未在意算命的话，哪知终究是带了点残疾。
少年罗素迷
少年时代的海光先生就迷上了罗素的著作，并尝试着从英文译成中文，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被人称为小罗素迷。他十六岁的那年冬天，子平公让他到距上巴河约八十里路的老家殷家楼去办事，他的二伯父子林公一家人还住在那里。那时候没有公路，出门完全靠两只脚走，有时还得挑担子。
到他二伯父家办完事后，天色已晚，他点起油灯，旁若无人地看起随身带的一本罗素的著作，直到鸡叫两遍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曚曚亮，他心里记着家里的事，翻身起来就往回走。到底是少年人，半下午回到家后，才发现书不在身上，顿时着急起来。回想半天，最后断定是昨晚临睡时塞在枕头底下了，他说了声到殷家楼去拿书，扭头就走。他母亲和姐姐把他一把扯住，说天色已晚，又要下雪了，以后再说。他不听，非走不可。家人拗不过他，只得一再叮嘱注意安全。
哪知雪越下越大，几个小时就白茫茫一片，四野空无一人，少年海光迷了路！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急得他在旷野里大喊：我是殷家楼的殷福生，有没有殷家楼的人，出来帮我引个路啊！边走边喊，也不知道走得对不对。正在他焦急之时，一个老人牵着牛从雪地那边走过来，听他大喊，问明原因，把他送到了殷家楼。
海光先生离开故乡后，家里人特别是父母非常思念他，每当谈起他，都要提到这件事。
表姐弟的婚姻
前文说到，海光先生的父母是嫡亲的姑舅表姐弟，这种婚姻是中国过去的传统，很普遍的，不仅在小说戏曲里多有表现，就是现在年龄稍长的人群中也不少见。
但过去人们认识不到这种婚姻带来的负面问题，就拿殷家来说，海光先生兄弟们的智商虽是超群的，但身体都不好，共同的问题就是胃的毛病，而且遗传到了第四代。另外就是海光先生兄弟中没有高寿的人，海光先生去世时只五十三岁，他的二弟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四岁，三弟是自杀的，他的姐姐也只活了六十二岁。海光先生的父亲子平公是１９６３年５月去世的，享年七十九岁，他母亲是1965年去世的，享年八十一岁。
浩生先生的最后一点牵挂
1970年，家父因是四类分子（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汉口花楼街派出所和红卫兵强行遣送到湖北省罗田县朱元洞大队（原属黄冈县）。朱元洞地处大别山区，老百姓虽然贫困，但淳朴厚道，古风犹存。家父懂一点医道，为远近百姓免费看病施药，加之1949年以前家父三十余年泽被桑梓，所以，不仅社员群众很尊敬照顾家父，就是朱元洞大队小队的干部甚至三里畈公社书记张奎生对家父也一直很客气，没有让年迈的家父出一天工，当地百姓评价家父道：“只有千里路的人情，没有千里路的威风。”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每月将三哥寄回的生活费转寄去，家父说，他到了世外桃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例外吧。1973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家父正在房里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人，斜挂着一顶草帽，朝着家父大声说：“二哥，还认不认得我？”家父抬头一看，惊诧地脱口说道：“是晚生呀！”浩生先生大笑道：“二哥，我们今天谈一天诗，好不好？”家父笑道：“好！”于是，两个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乍一见面，什么家常话都没有说，径直谈起了诗词。
午饭后，两人也没有休息，继续谈诗词。古代的，现代的，朋友的，谈不完。其间浩生先生说道：“二哥，你做的‘冒雨排棉渍，迎风播豆苗’该是多么自然贴切！”家父吃了一惊，道：“你怎么还记得？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浩生先生微微一笑，没有做声。家父叹了口气，说：“我到这里来三年了，也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七十余年起落多，每逢失意读诗歌。’”浩生先生听后默然良久。
第二天早饭后，浩生先生飘然离去。不久，就传来了他自杀的噩耗。
想起这些往事，心里惨然！浩生先生的刚直潇洒，他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在眼前。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该有多少推心置腹的话要说，该有多少辛酸的往事要倾诉！然而，他是那样洒脱！他没有让任何人分担一点他的痛苦和不幸！他无家无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当他决意离开这个世界时，唯一想做的，就是到百里之外视若兄长的朋友那里谈一天诗——那毕竟是几千年的罪恶专制历史中仅存的一点美好的东西——他满足了，也就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受尽屈辱和折磨的世界！
大哥雷雯生前曾写过一首悼念浩生先生的诗《船过赤壁悼晚爷》，录在这里，也算是我对饱受磨难去世的父亲、浩生先生和大哥的悼念：
忆昔髫年山路遥，梅花瘦马过霜桥。
云深月黑惊风吼，带血冤魂化怒涛。
献身基督
海光先生的父亲子平公是基督教的牧师，他献身基督是受他大哥的影响，他大哥殷子衡老先生是基督教武昌圣公会圣三一堂的牧师。但他们兄弟信仰基督正式受洗是民国初年的事，说起来这事还跟反清革命连在一起。
清末，在舅父吴贡三的影响下，子衡公和贡三公以及熊子贞（十力）等加入以著名革命领袖刘静庵为主、陆费逵等为副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并成为日知会主要成员，为反抗专制统治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1907年1月，因叛徒出卖，包括刘静庵、吴贡三、殷子衡在内的九名日知会骨干被捕，史称“丙午之狱”，亦称“日知会案”。在狱中残酷的刑罚面前，九名日知会员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子衡公被打得“背肉横飞，血流湿裤”，血肉都飞溅到旁边被绑的日知会员脸上，在各种酷刑下几次死去活来，仍坚贞不屈！清吏威胁杀头，日知会员朱子龙引颈大叫：“杀！杀！杀！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尤难！不杀不多，杀！杀！杀！”浩气冲天！众多日知会员亦放声大骂大笑，置生死于度外，吓得主审的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当堂拉了一裤子。当局本拟砍头，九人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在武昌的基督教圣公会美国籍主教吴德施（L.H.Roots）的极力营救下，美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干预，这九位英雄才未被杀害（见《武昌革命真史》）。
子平公时至武昌狱中探视，子衡公《狱中日记》载：“三胞弟子平来，是夜同予宿，未解衣带，时呜呜哭，终夜不已，以为予必不能久于人世。”时狱中大疫，日日死人，子衡公受酷刑后复受传染，血痢不止。子平公忧心如焚，冒着过膝的大雪回乡为子衡公求医，手足情深，哀感于兹！（见《武昌革命真史》）
在刘静庵的影响和导引下，子衡公在狱中皈依基督教。武昌首义成功后，子衡公方始出狱。他买舟东下，但沿途所见皆与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出入太大，心缘物感，情随事迁，于政治甚为灰心，遂正式受洗，献身基督，颐养天年。
子平公受乃兄的影响，终生笃信基督，形成他博爱、平等、宽厚、谦和、与人为善的性格特色；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将他塑造成传统文化的“士”，讲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所以，子平公身上融汇着中西文化中最美的思想核心——仁爱、善良和慈悲。从子平公身上，我们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的最根本之处都是相通的、同源的，那就是——悲悯的情怀和深沉的爱。
子平公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但不论怎样艰难，他身上博爱的基督献身精神和仁德的儒家人格力量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尽管影响子平公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尽管他过着穷困的生活，但他不因人事沧桑和生活重压而气馁，而颓丧，他坚定着他的信仰，他拥抱着上帝的爱，他给予的是上帝通过他的手带到人间的一片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