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宽松下的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策略

　　我国为遏制第二轮定量宽松的副作用必然启动新一轮加息周期,此举提高了中国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成本,而且加大了未来的风险。

　　从日本到美国,西方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相继訇然落地:日本央行10月5日金融政策会议决定重新实施业已停止4年多的零利率政策,并创立总额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资产,以便为市场进一步提供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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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议论多时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于近日落地,继第一轮定量宽松政策期间购买1.725万亿美元资产之后,美联储在当地时间11月3日宣布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规模超过此前普遍预期的5000亿美元。至此,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已成事实。

　　货币洪灾

　　尽管美国和美联储因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以至于二十国集团(G20)韩国峰会变得好似“十九国集团加一”,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中国、德国、巴西、南非……多个国家财经高官出面发言,质疑美国此举,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其它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

　　由于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的需要,美国必然诉诸定量宽松政策,这场货币洪灾进一步泛滥将是世界各国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由于国内经济迅猛发展造就了对资源的强烈需求,采矿业成为了异军突起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重点。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457.5亿元,其中采矿业直接投资存量405.8亿元,占16.5%,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位居第三。2009年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其中采矿业133.4亿美元,占23.6%,仅次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名列第二。那么,第二轮定量宽松对中国海外矿产投资影响如何？

　　可以确定,一方面,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国家大量增发的基础货币将显著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第二轮定量宽松助长了投资者投资海外资源的内在冲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政府为遏制第二轮定量宽松的副作用而必然启动新一轮加息周期,此举又提高了中国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成本,而且加大了未来的风险。

　　就短期和中期而言,由于美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美联储大量增发的货币要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渠道涌入其它国家,任何一个奉行开放经济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当下尤其如此。

　　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即使获得充裕现金,他们也不会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会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将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它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

　　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刚刚宣布,全世界大宗商品、黄金和股市等市场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11月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12月合约暴涨了45.5美元,收于1383.1美元的历史高点,8日收盘价便突破1400美元大关,达到1403.2美元。11月11日,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触及每桶89.7美元,达到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

　　持续上行的大宗商品价格对潜在的资源投资者无疑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也迫使下游厂商积极考虑开展上游资源投资,以求稳定货源和成本。

　　实体经济受挫

　　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但弊远远大于利。从短期来看,西方大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有利,包括能够刺激中国出口,因为此举至少在短期内会稳定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西方市场,特别是会稳定美国的经济,从而稳定这部分需求。

　　与此同时,在美国蓄意实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各国货币普遍对美元升值,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与中国竞争的发达经济体货币升值幅度还大于人民币升值幅度,价格竞争力受创更深,从而会丧失一部分市场份额给中国。

　　然而,从更长远时间跨度上看,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出口是不利的。首先是因为泛滥的流动性蕴藏着吹大几乎所有国家资产泡沫、进而导致泡沫剧烈破裂的风险,届时中国本国和大多数贸易伙伴都会陷入困境。

　　不仅如此,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本已糟糕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加大绝大多数普通居民的生活压力,因为高收入、高资产人士更有能力调整资产配置,从而不仅摆脱通货膨胀冲击,而且从资产泡沫中牟利,至于普通居民,大多数就没有这样能力了。

　　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还会把实体经济部门推向难以为继的困境,从而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为遏制这场货币洪灾,中国需要遏制热钱内流,包括收紧资本项目管制,以及对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

　　除此之外,中国还需要在国内收紧货币政策,抵消流动性扩张造成的“基础货币扩张——带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压力。人民银行出乎意料的加息和继之以在美国宣布第二轮定量宽松之后再度提高准备率,就预示了中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而国内货币政策收紧,必然会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成本,资本密集的采矿业所受影响将更加显著。

　　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历史教训已经多次告诫了我们这一点。

　　从1970年代西方“廉价货币”政策到19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奉行强硬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在1970—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只有0.4%,其中还有连续4年是负数,1980年和1981年就相继提高到11.6%和14.3%,正是这一转变将全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危机深渊,启动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我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擦肩而过。

　　当前美日奉行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最终也很有可能以类似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结束,如果是这样,届时大幅度下降并持续相当时期的资源价格和急剧上升的债务成本将把目前过度冒进的资源投资者推向深渊。由于我国国内启动加息周期,人民币资金成本上升,有条件的投资者会更倾向于借用廉价的美元资金开展投资,此举更加放大了上述债务危机风险。所以,中国海外资源投资者们,悠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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