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治水的哲学观与现实意义——周魁一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编者按：有人说一部中国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治水史。治国先治水，有土才有邦。大禹、李冰、王景等治水英雄的背后闪耀的是中国人治水理念的光辉。然而，人世代谢、逝者如斯。当我们步入号称以科技领先的二十一世纪，却仍然无法根治水患，无法彻底避免水灾带来的巨大损失。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是成功治水？什么是人水相亲的终极？日前，我院水利史学专家、著名学者周魁一教授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纵论中国千年治水。特将他的演讲稿编辑刊登，以飨读者。

中国水科院党委宣传部

周魁一教授，1938年生，1966年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水利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是中国第一位水利史专业的研究生。周魁一教授治学，意在打通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畛域，擅长文献论证与实地考证相结合。他在水利史研究上，堪称大家，并著有《中国水利史稿》、《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等。

周魁一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所演讲的主题是：治水历史对当前治水政策的借鉴。该主题并不是纯粹的灾害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水利问题，而是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来探讨中国治水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灾害历史观：水灾是不可消弭的自然灾害

1994年5月，联合国在日本横滨召开了“减少自然灾害世界会议”。会议秘书处提供了一份关于世界各地灾害的研究报告。报告对1963至1992年三十年间179个国家发生的5000多起自然灾害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表明：水灾、热带风暴、干旱是世界上涉及人数最多、经济损失最大的三种自然灾害。其中，重大水灾和干旱的发生次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旱灾害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大，防御水旱灾害是全人类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根据国家防办提供的资料, 1950年到1990年间，与1991年到2002年间发生灾害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1.8。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位面积的物质财富是增长的，而在同样的灾害强度条件下，灾害损失的增长则是必然的。成灾面积和受灾面积不仅能够说明灾害的范围，而且能够更加客观的说明灾害的程度。

气象学界的一个研究成果表明，近五百年来的降水大概在一个均值上下浮动，没有很大的变化（如图1）。因此，如果近年来灾害损失急剧扩大，那么增长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降水的不断增长。近几十年工程防洪能力在增强，但是灾害仍然在扩大。针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希望能从中国千年的治水历史中发掘一些对当今治水思想的启迪。

古代中国的防洪措施与减灾思想

古代中国的防洪分为两派：一是主流派，主张用工程措施来制止灾害的发生，即用工程来控制洪水；二是在工程治水之外，还要合理地规范国土开发，适当地避让洪水，从而减少灾害的损失。

图2是明朝的黄河工程布局。中间是黄河，黄河两边靠近主河床的堤防被称为缕堤。在外边跟河道平行的粗一点的堤被称为遥堤，遥堤距离缕堤大约是两到三里地。在遥堤跟缕堤之间，垂直于遥堤的被称为隔堤，如果某个堤防出险后，隔堤用于防止洪水直冲遥堤。由缕堤、遥堤、隔堤构成的防洪系统是工程治水的做法。

图3是黄河堵口的一个照片。用于堵口的被称为“埽枕”，它是用柳树枝做成的河工构件。这也是用工程的办法来挡住决口的洪水，减少灾害的损失。

但是当工程治水无法完全制止水灾的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另一派，即通过采取措施来减少水灾带来的损失。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列举以下五个事例，希望能对现今的治水有所借鉴。

一是公元前六年，西汉官员贾让提出的两千余字的治水三策。在正史中用两千多字来记载一篇关于治水思想的文章，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贾让三策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其意思是指，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要留给河流和湖泊足够的空间；人们生活、生产的地方，应建立在水淹不到的区域，这样洪水就不会冲破堤防，造成灾害。对于贾让三策，后人曾有不同的评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说，“古今治河，无出贾让三策”；还有人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三策也”，即贾让三策是空论，实际上不可行。

二是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该句是指：治河，既要了解水，针对水的规律去进行减灾、防灾工作，又要考虑到社会对治水的看法。苏轼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他在北宋担任徐州、杭州、惠州的太守时，其水利成就也很显著。比如，他在杭州修建的苏堤，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而且是对环境的改造。然而现今的水利工程对环境问题往往缺乏考量，因此这一观点对现今的治水思路仍有启发作用。

三是元代一位水官提出的一个说法：“黄河涸露旧水泊淤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其意思是指，由于黄河滩地多被有权有势的人瓜分了，所以一旦涨水，则没有地方行洪，河滩上的村庄也会因此被冲毁。从这个方面看，并不是洪水淹村庄，而是人住在了原本河水流经地方，自找苦吃。这个说法对现今是有警醒作用的。如今，黄河滩地已发展到大约370万亩耕地，150多万居民，造成了黄河防洪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尽管近60年黄河未曾发过大水，但是潜在的威胁不可忽视。

四是乾隆37年的一个上谕：“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小水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匪清，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垦，违者治罪。”

清代防洪问题并不限于黄河，乾隆上谕中指的是海河，“淀泊”是海河特有的一个临时治洪的湖泊。上谕中指出：淀泊应该宽深，它旁边的淤地只是小水来时偶然形成的，所以当大水到来时，应该将其让于河水。但是如今的淤地都已开垦，而且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蓄水的地方越来越少，因此一遇涨水，水无处可去，则会引发灾难。这对老百姓而言弊大于利，因此命令不许再次复垦，违者治罪。

乾隆对于湖泊滩地能有这样的认识值得称赞。但是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所以这在具体实践中还有很多难处。现今淀泊的围垦更加严重。1963年海河大水时，东淀蓄水量较大，是保卫天津的一个关键，而现在它完全被开垦成工地，甚至设有输油供气的设施。一旦将来海河有防洪需要，启用东淀的压力将非常大。

五是长江的例子。清代赵仁基曾提出“治江十二策”，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治江之计有二：曰广湖潴以清其源；防横决以遏其流。治灾之计有二：移民以避水之来；豁田粮以核地之实。”“治江之计”实际上是指工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决口；“治灾之计”是指减灾措施。“移民以避水之来”，则是指1998年大水后国务院治水32字方针中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水退之后，“豁田粮以核地之实”，即免除税收，以保证政策能够贯彻执行。

清代防洪问题不仅限于黄河，海河、长江、淮河、珠江，其问题层出不穷。赵仁基的治水思想就是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以尽量减少灾害损失为最终目的。在工程措施之外，还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合理规范，不要把城市建到易发水灾的地方，不要把农田开辟到河滩地或湖里。只有这样，才能把应对洪水的政策与应对人类社会不合理垦殖、不合理国土开发的政策结合起来。

这个治水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清代江汉平原经济区形成，“湖广熟，天下足”，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同时也频发洪涝灾害。此时，人口的迁徙及园田的处置带来了很多的被动。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平原和现今的淮河中游平原。

再以洞庭湖为例，其原有面积是6000多平方公里，到道光年间变成4000多平方公里。现今，洞庭湖已缩减为2000多平方公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洞庭湖的面积已减少38％，蓄水容积已减少35％。鄱阳湖的情况也类似。所以，由于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没能给我们足够的警示，所以造成了现今的被动局面。

古代治水思想对当代中国治水的启示

20世纪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滋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等等。此后，各种问题变得越发地尖锐。历史经验表明，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作为外在的、稳定的一个客观存在，认为自然不会反抗的态度最终会导致灾害的持续增长。

将以上五种对灾害的认识归纳起来，所得出的结论是：灾害是具有双重属性的，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缺一则不称其为灾害。如果该观点能成立，那么对于防洪减灾，就要既注意到自然属性的方面，即控制洪水的方面，又要注意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相协调，合理规范国土开发。如果能双管齐下，减灾工作将会取得更明显的进步。如今，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接受并赞同这一观点。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并一直贯彻至今。1993年，美国发生了200年一遇的大洪水，总结经验教训主要包括：防洪减灾的高度专业集权管理与社会化，即减轻灾害损失，分担灾害风险，改善生态环境，利用洪水。

中国的治水和防洪减灾，从政府观念层面已发生了转变，但是要变为社会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灾害的认知，是减灾行动的切入点，这正是谈论灾害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防洪的目的，不仅要控制洪水，而且要减少灾害的损失。而减少灾害的损失，才是防洪的最终目标。这在古人阐述的意见当中，都有所体现。

二是现代人往往轻视古代人的想法，认为其简单、浅显。其实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超出古代，而古代人的简单，往往是剥离了复杂的，他们反而能把问题看得更加透彻。所以如果把历史上一些记载中合理的内核剥离出来，对现今的防洪治水具有启迪作用。

三是治水既牵扯自然，又牵扯社会，能够回答治水难题的，除了治水的科学外，还需要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智慧，并且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融通中，生发出新的大智慧。

后记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中国南部就进入了旱水期，此后各种各样关于灾害的报道频繁不断，有专家甚至预计，在今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都会面临水旱失调的局面。其实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治水的历史非常地悠久，从大禹治水，李冰修建都江堰，王景治理黄河，到新中国之后，轰轰烈烈的修建水库的运动，但是直至今日，如何对抗肆虐的洪水依然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借古以鉴今，先人所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是否能为今所用，指导现今的治水事业呢？周魁一教授的演讲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治水历史对当前治水政策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治水并不是纯粹的治理灾害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水利问题。在历史观和哲学观的指导下，从自然与社会两个角度来探讨治水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是中国历史上古人采用的治水之道，也是现今我们应该坚持的治水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