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中石油为何互掐？

中石化、中石油，本属垄断行业的两大巨头，其市场竞争的角力，本应表现为一出市场乐见的价格争夺。但看似简单的竞争逻辑，却因双方对准入权的竞相寻租，而显得扑朔迷离。

荆楚之地，中国两个石油巨头之争正酣

中石化、中石油，本属垄断行业的两大巨头，其市场竞争的角力，本应表现为一出市场乐见的价格争夺。但看似简单的竞争逻辑，却因双方对准入权的竞相寻租，而显得扑朔迷离。

中石化试图以大项目的优势，垄断湖北的成品油市场；而参与竞争的中石油，则手握保障市场成品油﹑天然气供应的筹码，亦志在翻盘。处在二者之间小心平衡的则是当地政府。

两方争夺，三方博弈，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现阶段各方利益主体市场行为的样本。

当手握巨资的央企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招商的“重中之重”后，深度介入市场交易的地方政府公权力，就有可能为一些不甘恪守既有规则的央企巨头，找到寻租的机会和平台。

超级寻租者以及能够为他们寻租提供“必要条件”的群体行为，会给中国经济的运行带来什么？

极度调查

双雄长江攻防

在这场暂时平衡的格局，是前期“打压与反打压、要挟与反要挟”另类竞争的“战果”，而分析石化双雄与湖北省政府之间三方博弈的轨迹和脉络，则能管窥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某种态势和变化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大明

11月24日上午，已近深冬的武汉东湖宾馆外依然苍翠幽静。中石油集团公司与湖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中石油副总经理周吉平、湖北省政府主要领导等多位重要人士悉数出席。

外界感到，协议签署的双方似乎在刻意保持低调。简单的致辞后，协议即告签订，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

“中石油不想太高调，激怒了中石化，就会引起反弹。”一位熟知两大石油巨头在鄂竞争情况的中石油集团内部人士说，“但实际上，框架协议的签署是非常大的胜利，对中石油开拓湖北市场的意义，可以用里程碑来形容。”

按照协议，中石油与湖北省政府将在成品油油库和销售网络建设、天然气供应、天然气管道和储气库项目建设、城市燃气及压缩天然气项目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力求通过双方的友好合作、优势互补，来有效改善湖北能源结构、提升湖北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湖北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地方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过去半年间，中石油与中石化在荆楚大地上演的攻防战，相当激烈。中石化发展500座加油站的计划，在当地政府“特殊关照”下悄悄推进，中石油的零售业务则一度面临被“挤出”湖北市场的境地。

本次中石油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让两大超级巨头的市场争夺进入暂时平衡的局面——据说，湖北省政府承诺在成品油销售上给予中石油平等的政策待遇。

有观察分析人士说，这场暂时平衡的格局，是前期“打压与反打压、要挟与反要挟”另类竞争的“战果”，而分析石化双雄与湖北省政府之间的三方博弈的轨迹和脉络，则能管窥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某种态势和变化。

“驱逐”中石油

2009年12月4日，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与中石化在北京中石化集团总部签订了“加快推进武汉80万吨/年乙烯项目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这份协议中，中石化最终承诺了建设时间表：2010年一季度进入实质性全面建设阶段，2012年12月31日前建成，2013年6月30日前正式投产。

湖北一直揣着拥有大型石化项目的梦想。早在上世纪70年代，湖北省和武汉市就向国家申请10万吨乙烯项目落地，但经历数次挫折而梦难圆。

2010年3月31日，总投资179.5亿元的武汉8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动工，乙烯裂解、热电联产等6大项目同时开工。按照计划，中石化今年将在当地完成投资76亿元。其中，乙烯主体工程投资32亿元。

乙烯项目的上马，让湖北省方面长舒了一口气，也给了中石化一个不愿错过的好机会。

作为双方协议的内容之一，湖北省承诺“湖北省境内新增的加油站将全部交由中国石化建设。项目建设期内，通过支持中国石化新建、合资和收购，力争新增500座（加油站）。”

武汉乙烯工程全面动工8天之后，一份由中石化起草的文件呈送至湖北省方面。文件的名称是：《关于恳请省人民政府转发<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加快建设湖北省境内加油（气）站的意见>的请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的中石化内部资料显示：中石化提出，将湖北省内高速公路、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等）和新区、新路等重要区域内规划的加油（气）站，统一纳入中石化500座以上新建加油（气）站规划内，统一交由中石化湖北公司建设经营。

中石化在上报湖北方面的文件中还提出：“在500座以上新建计划未落实前，暂缓对其他单位申报计划的审批工作。”

这一带有排他性的条款，意味着期望湖北方面限制对中石油和其他企业加油站的审批。中石化则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加油站的方式，最终垄断湖北省成品油零售市场的绝对份额。

“中石化的布局一完成，中石油自然很难在这个市场上有大的发展。”湖北石油业内人士说：“对销售企业来说，最终是要靠销售网络把产品卖出去的。如果出口被堵死了，那就很难办。”

事实上，受加油站服务半径的限制，即使中石油在中石化已布点的范围内再建新站，意义已不大。500座新建加油站的布局完成之后，加上原有的近2000座加油站，中石化将基本垄断湖北全省可供选择的加油站点，对当地的成品油销售将占据绝对的控制和主导权。

连带的“筹码”

中石化的“500加油站”梦想正逐渐成真。

今年5月，湖北省政府一位高层官员在“中石化在鄂加油（气）站建设协调会”上强调，加油站与中石化的乙烯工程、炼油工程，是“上下游产业链之间连锁反应、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如果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经营网点得不到有效发展，就会阻碍炼油加工规模的大幅提升，从而阻碍乙烯项目顺利投产达效。”旁观者认为，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逻辑道理。

中石化上报的请示，经湖北省多位领导签字后下发，要求各市州明确一位副市（州）长负责协调。一位省领导亦在专门会议上提出明确要求“特事特办、快事快办”，确保计划“落实到位”。

“这个乙烯工程项目是中石化的一个筹码，拖了多年，不断向地方政府‘要价’。如果建设速度快，现在应当建成投产了。”一位参与中石化项目协议签署的业内人士说。

湖北省方面确实很看重这一重大项目。“能够落地到湖北省不容易，其他周边的省份都在抢。”湖北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大乙烯项目为依托，有望形成上千亿元的产业集群，这是湖北省将石化产业定为六大支柱产业的关键支点。”

争夺长江

加油站准入权之争，源于两大石油巨头在湖北的多年纠葛。

1998年的石油行业大变革，大致以长城、黄河为界，将全国陆上油气资产分划给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业内人士分析说，这种划分格局下，成品油资源和市场并不那么平衡：中石油大量炼厂集中在北方，中国主要的成品油消费市场却在南方。“北油南运”的格局，为两大公司的相互渗透与相互竞争埋下了伏笔。

经过多年发展，中石油、中石化的传统势力范围界限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长江一线大致成为双方竞争交锋的前沿，湖北市场实乃双方必争之地。

2000年5月，中石油通过组建控股公司进入原本属于中石化传统势力范围的湖北成品油市场。此时的中石油在湖北的成品油销售网络几乎为零。

“起步时没有加油站，只好做批发。当时湖北省较大的民营油企天发石油就是我们的主要客户。我们从东北、西北调油过来，一车皮一车皮地卖给他们，经常是夜里两三点接到电话就往火车站跑，去接油验油。”中石油湖北销售一位老员工回忆道。

由于没有油库和加油站销售网络，中石油在湖北的发展困难重重。进入湖北第一年，中石油在省内销售成品油0.6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4.34万元。到2002年，中石油在湖北的销量和销售收入分别达到46.51万吨、10.17亿元。

从2003年起，中石油为解决发展瓶颈多次向湖北省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在湖北省境内兴建油库。

中石油兴建油库的申请，遇到了中石化的反对。2006年4月，一份由中石化湖北公司起草的《关于坚决制止油库重复建设的紧急请示》的文件，递交到了湖北省政府。

中石化在文件中说：湖北现有油库138座，总容量166万立方米。按照湖北成品油市场容量测算，全省油库年周转次数仅2.16次，比中石化系统平均周转6次少3.84次，比12次的合理周转次数少9.84次。

中石化据此对湖北省方面提出建议：湖北地区油库已严重过剩，坚决反对重复建设。

中石油的建库请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他们采取的是找一些社会个体的油库先租用下来的办法。

为应对在湖北市场遇到的困境，中石油总部对当地分公司，给予了尽量满足其资金需求的支持。从2006年起，中石油在湖北的加油站网络迅速增长，与中石化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9年，中石油投产兰（州）-郑（州）-长（沙）管道。这条管道是中国最长的成品油管道，途经武汉。这样，来自中石油西北重要炼化基地的大量原油，就可以直接输送至武汉油库供应湖北市场。截至目前，中石油在湖北成品油市场所占份额已升至三成以上。

关键时刻，中石化年产量80万吨的乙烯项目在湖北亮相。

中石油的“反制”

中石化提供了湖北市场大约60%的成品油，剩下的30%左右则依靠中石油提供。“重要的是，中石油供应了湖北地区90%以上的天然气。湖北方面如果太‘过火’，中石油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地业内人士说。

2009年9月，武汉市首发气荒，当时每日缺口达45万立方米；11月中，气荒再现，缺口升至60万立方米，管网压力仅为正常一半。2010年冬季未到，武汉的供气紧张局面就已现苗头。11月23日，全市26座汽车加气站中约有10座已停止供气。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的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石油的忠武线、淮武线两条管道，2009年供气量约为13亿立方米，潜在的缺口在8亿立方米左右。

“湖北地区屡次出现的气荒与中石油多少有些关系。”一位当地业内人士这样分析说，“在全国用气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中石油保谁不保谁、供气量多点还是少点，是一件微妙的事情。”

中石油数位高管在副总经理周吉平的带领下，多次拜会了湖北方面。在会谈中，中石油的高层人士在会谈中重点提出，“希望在今后的油气网络建设中，湖北省能够提供更多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会。”

中石油与湖北省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两大巨头在湖北市场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新的平衡。

而博弈各方的底牌似乎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打出。

一盘未了局

11月26日，中石化武汉乙烯项目现场。望不到边的围墙内，有工人在铺设水管，厂区内有一些细高的管状建筑树立起来。厂区中央的一片草地上，还有一群牛正悠闲地吃草。

武汉化工区管委会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乙烯项目工程复杂，需要铺设大量的地下管道，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所以现在的现场，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进展不大。

此前，当地一名高级官员曾向媒体表示：武汉乙烯项目进度看似停滞，事实上是中石化会同武汉优化、改进武汉乙烯的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

“不管怎么说，武汉乙烯项目总可能会是中石化手中的一张牌。”有分析人士认为，中石化把发展加油站与乙烯项目挂上钩，有自身的逻辑：要保证乙烯原料供应，武汉石化的炼油规模就需要扩建至900万吨/每年，这会新增成品油产量220万吨，实现这部分成品油销售，关键就在于要有足够的、属于自己的成品油销售网点。

在中石油一方，湖北省方面在成品油销售上如何给予平等的准入政策，还需等待披露方能获知。

中石化的500座建站计划则已上报。湖北省商务厅负责加油站审批业务的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中石化的加油站将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办理，在办理完结之前其他建站申请需要暂缓。“中石油、社会上其他单位也可以报批，但是地段上不能跟中石化的相冲突。”

此外，湖北省还做出安排，“省交通运输厅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到期和新增服务区加油站，继续按照联营协议方案，直接交由中石化建设和经营。”

“我们跟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不是说要给我们多大的政策倾斜。市场竞争永远是激烈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石化先建站布点了，我们只有再去寻找，他挑他们的，我挑我们的，难度肯定是比以前更大。”中石油湖北销售人士谈到。

在两大巨头在湖北市场争夺正酣之时，另一巨头中海油也在湖北悄然布局。

去年下半年，中海油已通过下属的中化物产武汉分公司低调进入湖北市场，租用了湖北南顺储油有限公司的油库开展成品油销售，该库容为7.8万立方米。去年底，中海油已运进多船0号柴油在湖北市场销售，主要对象为工矿等终端企业，主营批发业务。

中海油的策略与中石油当年如出一辙，先做批发占据市场份额，再伺机建设油库和发展成品油建零售网络。

招商与俘获

借助央企的强大资本发展本省经济，弥补经济低迷时期民资、外资的投资不足，成为所有地方的“战略选择”。当央企投资成了卖方市场的时候，央企强大的寻租力量，使原本作为市场“守夜者”的地方政府为被管制者所俘获的情况，一下突出起来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廷祯

11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2010年与央企对接合作项目推介会”（下称央企对接会）在京举行，60多家央企代表到场。

对接会后，湖州市高调宣布，已与16家央企对接，签下投资额高达313亿元的“大单”。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昔日的浙江对央企并不太看重。然而，从去年开始，宁波、绍兴、嘉兴、金华等城市纷纷开始举办类似的央企对接会。

“这很正常。”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央企有钱有资源，不找它找谁？”

同一天国资委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0月，122家央企已交税费总额为11167.4亿元，同比增长22.7%；累计净利润7231.1亿元，同比增长53.1%。

不出意外，央企今年将实现税费和利润的“双万亿”。

盯住央企“钱袋”的，绝不仅是精明的浙江人。

“央”者为王

从去年开始，种类诸多的央企对接会在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中连番举行。河北、江西、江苏、甘肃、湖南、河南、安徽、浙江、重庆等省市纷纷组团赴京，专门召开针对央企的项目对接会。宁夏、甘肃等西部省份，甚至出台举措欢迎央企投资或兼并重组本地企业。

有接近国资委的专家透露，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底，地方对接央企的7.3万亿元投资中，“冠军”是安徽，金额2.5万亿元。

“浙江应该是亚军吧。”浙江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招商央企的力度并不落人后，与36家央企的合作项目总投资达4165亿元。

长长的央企项目名单中，投资金额以数百亿计的不是个例：中石化和浙能集团合作的镇海1500万吨/年炼化项目，投资额540亿元；中石油在台州上马的2000万吨/年炼油和120万吨/年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投资则达800亿元；中核公司在浙江省的3个核电项目，总投资超过900亿元……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接近尾声，但新的经济周期正酝酿开始。

借助央企的强大资本发展本省经济，弥补经济低迷时期民资、外资的投资不足，成为所有地方的“战略选择”。地方政府“攀亲”央企，遂成燎原之势。

江苏镇江“央企招商办公室”人士说，“已彻底摒弃‘大呼隆’的招商方式，代之以高密度、多频率、广覆盖、宽层次、不断线的小分队作战，成为全市央企招商工作的常态”。市领导“几乎每月带队奔赴京、沪、川等地拜会央企领导，被不少央企老总呼为挚友”。

监管者与俘获症

面对蜂拥而至的地方官员，央企投资成了卖方市场。央企强大的寻租力量，使得原本作为市场“守夜者”的地方政府，为被管制者所俘获的情况凸显。

“不设条件、不限领域、不拘形式、只讲内容。”华东某省的一名高级官员对与央企的合作表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目前的态度。

作为全国最大的炼油基地之一，石化业在大连GDP中占有绝对权重，还衍生出庞大的港口、仓储等产业。

这样的案例不是个案。

如中石化在湖北的“要求”一样，以投资为筹码的“超额寻租”，在一些央企身上大都有所表现。

山东当地有众多的地炼企业。中石化上马1000万吨/年的青岛炼化项目时，曾向山东省政府提出“关停1000万吨的地炼”的要求，后因涉及多方利益，未能实现。

山东地炼目前已形成每年6500万吨的炼油能力，但由于没有原油进口权，成品油销售渠道受制于人，基本靠进口燃料油维持生产，处境尴尬。

山东省经信委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快我省地方炼油企业成品油销售网络建设的意见》，鼓励地炼企业积极“探索统一标识的终端销售”。目前，统一的“山东石化”标识正在设计之中。

但业内人士指出，此举依然无法解决地炼的原料问题。

河北石油商会会长、张家口联合石化公司董事长齐放就表示悲观。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地炼所依赖的“新36条也不过是‘同义的反复，指导性的再指导’，民资可以进入的那些行业，已被央企牢牢把持”，“这就好比一场盛宴，已经坐满了人，现在要座位没座位，要筷子没筷子，民企没法竞争”。

对此次席卷全国的“柴油荒”，齐放认为“真正的祸首是垄断”，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节能减排和游资炒作：“国内原油、成品油包括地炼资源绝大多数由两大央企统购统销，游资如何进入？如果说炒作，也只有两大石油巨头有资格炒作”。

除了在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基础性产业进一步强化控制地位，央企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表现出大手笔。

9月14日，国内第二次光伏电站招标尘埃落定，总量280兆瓦的13个项目中，国内诸多民企“集体出局”，引发争议。一些民营企业指出，央企巨头“不可能盈利”的过低报价，将导致行业生态急剧恶化。

“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改革30年，亦是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为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招商引资、经营城市，更多地参与企业微观行为，即所谓“政府企业化”。

“当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是民企或者外企时，尽管会产生‘官商勾结’等问题，但因民企和外企有着相对良好的治理结构，后果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现在引进拥有巨量资本和人脉优势的央企，如果放任央企对政府公权力的寻租，难保不会出现不良组合的效应”。

他说，如果央企无限扩张，背后的风险就会很大。“当一个企业大到不能破产的程度，它就‘绑架’了全社会，即企业政府化”。

中国创业天使孵化工程组委会秘书长、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晓峰博士担心的是，此轮央企扩张潮下，对民营资本的挤压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比如，两大石油巨头垄断各个环节，民营企业很难插入，与央企巨头比，他们的声音就微弱了。而海外公司如BP、壳牌也进入中国市场，导致民企的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在央企和地方政府这对颇受争议的组合中，问题还是出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制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光华认为，“评价体系不科学，导致地方政府的职能一直有失位和越位的情况发生。地方政府本应给市场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但现在还是‘惟经济指标’。”

央企无边界扩张

“做大做强”的单一目标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渴求相结合，加剧了央企的无边界扩张，进一步巩固了依靠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的发展模式。央企的定位再次面临拷问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鲁菲

在 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整合中，人们看到了央企群体进军的态势。

山西煤矿整合后，华润、中海油、中电投、大唐、华能、华电、中国建材、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国电、中化等十家央企与山西省签署了战略协议。“十二五”期间，仅已明确投资金额的战略协议就近8000亿元。

从地产到汽车再到电力、机械行业……同样的一幕也在上演。

原本作为确保国家经济运行安全而生的“共和国长子”，“做大做强”的目标追求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渴求汇合，加速了在地方的无边界扩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为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所有权政策要明确，需要法律来规定国企边界。”

“500强不是500大，大是无边界的，多大才是大呢？大的目的是什么？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有经济学家甚至感言，若央企仅仅依赖垄断地位长期获取高额利润，对中国经济而言的弊处会显而易见：“在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几百的巨额利润下，谁还会珍惜靠自主创新获得的百分之十几或者是百分之几十的利润？说得更严重点，央企垄断利润的不断膨胀，虽然看起来是全民资产的提升，但结果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垄断的“追求”

从理论意义上看，央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石油、电力、自来水、电力、通讯、公交等提供公共品的上游行业，现实的情况是，央企所涉足的行业不止这些。

以地产行业为例，一百多家央企中逾七成涉足地产业。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主要城市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高价地块中，六成买家有国资背景。

对央企有怨言的不止房地产行业。

曾是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的赵友山说，他所创办的哈尔滨龙庆石化贸易有限公司在与中石油、中石化“斗争”多年后，不得不和竞争对手商谈收购事宜。

高峰时期，赵友山曾拥有7个加油站、4万多立方米容量的油库以及铁路专线等配套设施，资产1亿多元。与黑龙江省诸多的民营加油站一样，赵友山的公司最初由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停止供油，开始进入半停业状态。到了2009年初，当地的民营加油站彻底断油，有的完全停业。赵友山试图成立“民营石油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民营石油经济的联合体来参与市场竞争。但大部分民营加油站已负债累累，成立联合体的想法因此夭折。目前，黑龙江省内的民营加油站已被中石油尽数收入囊中。

在财经评论家储著胜看来，央企在某个区域形成垄断带来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公平原则。“央企员工通过央企的特殊地位，享受了非同一般的物质待遇，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其他社会公民的利益，是一种分配的不公平；而央企凭借自身的垄断优势和政策资源，与其它经济主体进行不太公平的竞争，是一种竞争的不公平。”

不久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亦表示：“从战略意义讲，市场经济国家不靠民间资本不行。目前很多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相互协调，共同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和进一步思考。”

定位的“遗漏”

在储著胜看来，央企对垄断的目标追求，源于对其自身定位的认识遗漏，而这其中又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央企作为“共和国长子”，一直享受着其它企业所无法享受到的种种政策待遇。久而久之，一种“无所不能”的情绪开始在一些央企当家人中悄然蔓延；另一方面，则是管理部门给央企设定的过于单一的发展目标。

作为央企的出资人代表，国资委的首要任务毫无疑问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在国资委成立之初，曾给所管辖的196家央企定下目标：如果在三年内无法成为所属行业的前三名，国资委将以出资人的身份介入，给企业“找婆家”。

在这道生死符面前，“做大做强”肯定成为央企追求的首要目标，并由此迈开了扩张的步伐。

从2005年到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央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外扩张。同时，央企也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这种“央地同盟”的现象从最初的几个东部省份，蔓延到河北、江西、甘肃、湖南、河南、安徽、重庆等十多个省市，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达到顶峰。

“从出资人的角度讲，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并没有错，但作为央企，还应负有双重责任。”泛太平洋企业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说。

“股东利益最大化，绝不能片面理解为公司利润最大化、股东金钱最多化。它应当是在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除了维护股东利益、企业经营者的利益，还要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大成律师事务所付明德律师说。

国资委的“天平”

国资委在成立之初的定位是国有资产出资人，此后不久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规定，国资委是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

作为出资人，国资委提出的保值增值目标无可厚非。只是，在创造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个矛盾的面前，国资委的天平如何平衡？

此前，国资委曾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一些央企在表面退出后，暗地里通过各种手段，仍然活跃在房地产领域。

“目前，房地产仍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如果我们退出了，根本完不成国资委的考核任务。”一位央企的老总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在2008年1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从八个方面概括明确了央企的社会责任，即：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而央企成立之初确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最大限度地增加人民福利”的目标,并没有明确写进《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