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的“花生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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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的“花生米之旅”
王淼《 人民日报 》( 2010年12月07日   20 版)

《阿瑟·米勒手记》:(美)米勒著 汪小英译;新星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浩劫甫息,百废待兴。198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悄然来京,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从而开始了近两个月的中国之旅。
阿瑟·米勒来中国主要是为演员说戏,进而指导演出。但在工作之余,他却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观察彼时中国社会的日常情境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像曹禺、英若诚等著名文化人固然是他重点访问和观察的对象,就连普通人的衣着和打扮、电视和报纸等各类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川流不息的平板车和自行车、刚刚出现的自由市场等,也统统成为他细心观察的目标。更难得的是,不管工作到什么时候,阿瑟·米勒每天都会记下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归国后,以这些日记为基础,他写出了一部内容详尽、见解独到的中国见闻录。这部曾在西方社会名噪一时的小书,即是《阿瑟·米勒手记》。
单就导演的工作而言,尽管《推销员之死》早已进入美国现代经典名剧之列,但中国观众能否理解这部思想多元、充满歧义的西方现代戏剧?即便理解,理解的程度又将如何?阿瑟·米勒一直心存忧虑。在与中国演员合作的过程中,他既能够真切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之中,感受到那些中国演员“因为冲撞了某种道德而产生的紧张感”,同时也看出他的中国同行其实是想借《推销员之死》的公开上演,“要把真实的世界引入中国的艺术”。《推销员之死》的排练,也许可以这么说,不仅接续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上的连续性,同时也象征着彼时中国人逐渐找回自我、进而一步步融入世界的过程。
在北京期间,除了排戏,阿瑟·米勒也与在京的文化名人有了一些接触。比如,他曾经两次拜访了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而当时的杨氏夫妇不仅均对《推销员之死》的公演不甚乐观,甚至还对阿瑟·米勒提示了一些有关公关和宣传方面的策略和方法。虽然,无论欢迎会,抑或是需要他发言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聚会,气氛总是波澜不惊,一律的温和与顺从,但是通过与这些知识分子私下的接触与交流,阿瑟·米勒却看到了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微妙的变化,诸如个人观念的滋生,独立思考的萌芽。尤其是他所记录下来的曹禺让人当众宣读画家黄永玉写给曹本人的批评书的细节,真实地展示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找回失去的艺术生命的向往与冲动。那种“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悲怆与痛心,令人心悸,让人动容!
正像阿瑟·米勒所感叹的那样:“了解中国像吃花生米,让你越吃越爱吃。”虽然他在中国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他的《阿瑟·米勒手记》毕竟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中国留下了一帧朴素的小照——其中,不管是 “无事生非”也好,“误解和错误的判断”也罢,这份宝贵的记录都无不印证了他在《推销员之死》首演之日所写下的那句话:“一个人的作用正在消失,而他的笔记却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