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我拥有的一切我都随身带着 -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for 上海壹周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周四下午，都会有个来自瑞典的电话为某位作家将带来一个好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和一笔巨额奖金（一千万瑞典克朗）。2003年，库切在芝加哥告诉瑞典人等会儿再打来，那时是凌晨五点，他需要先洗一个澡。而2001年，当奈保尔家的电话响起时，接电话的是他妻子。“维迪亚德哈尔先生这时间正在写作。他不能被打扰。”而更经常地，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惊喜声音：“我很惊讶，我还是无法相信，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些。”——2009年10月8日，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如是说。得奖时她人在斯图加特，这令蜂拥而至她柏林寓所的记者们扑了一个空。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赫塔·米勒“以诗歌体的凝练和散文体的率直，描绘了一幅被放逐者的图景。”（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dispossessed.）

新上任的瑞典学院秘书彼得·恩隆德在接受瑞典大报《每日新闻报》采访时，对赫塔·米勒不吝赞美之词：“她的语言一流，她的用词极其精准——而她也有东西要说。她讲述了无家可归和疏离，属于少数派语种是怎样的感觉，以及人们如何在独裁统治下苟活。”他推荐那些张口就问“赫塔·谁？”的读者，不妨先读其1997年的小说《约会》，并指出她刚刚入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的最新作品《我拥有的一切我都随身带着》也绝对精彩：“她的写作既是对统治权力的疏离，也是对自身家庭的疏离。她有个残暴的、酗酒的父亲，母亲则从未从她在苏维埃劳动营的苦难中恢复过来。她的祖父母辈也都遭受了可怕的伤害。但赫塔·米勒最厉害之处，在于她能同时从自己身上看见了这些力量和距离感。”

生为少数族群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和平条约后，当时奥匈帝国的巴纳特省被分割为几部分，分属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那里大大小小的村庄彼此相似，只有门和庭院的样子及教堂尖塔的风格有所差异，以此区分村庄里住的究竟是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那儿下雨时土地泥泞，漫长的酷暑里又尘埃飞扬；农场里的房子都由粘土所建，当再无人居住时，可以复归尘土。

赫塔·米勒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她的父母均是德裔，从小她只懂得方言和德语。在这个罗马尼亚小镇，她生而为少数族群，似乎天生就被放逐一般。在一首散文诗中，她曾这样写道：“正是下午/四点/而我五岁。/即使作为一个孩子，我也已经三十多岁了。”青春期的她自然要反抗乡村生活的限制，但在1950年代，一个像尼茨基多夫村那样的地方却是因为沉默而变得更加压抑的——村庄里的不少人都曾在二战时为德国党卫军服务，如赫塔·米勒的父亲；而战后，不少身在罗马尼亚的德国人被放逐到苏联的劳动营，如赫塔·米勒的母亲。

因此对于赫塔·米勒而言，这童年的压抑是双重的，就好像这平淡无奇的小镇和那段并不算久远的过去互相成为了彼此的隐喻。对于这些童年记忆，赫塔·米勒在1982年将之写成了短篇小说集、处女作《低地》。（Niederungen）赫塔·米勒将现实和幻想、恶梦与黑色幽默并置一处，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压抑在孩子内心世界的投射，并回应着独裁统治下同样压抑的社会氛围。该书出版后遭罗共审查而删节，两年后才在德国出版未删节版。

移居德国

赫塔·米勒于1973年至1976年间在蒂米什大学修习德国研究与罗马尼亚文学后，进入一家汽车工厂当翻译员，但因不愿与罗共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此后，来自秘密警察的骚扰愈演愈烈，令米勒决心离开这个国家。1987年，米勒与她的小说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一同移居德国，定居柏林，并于2005年起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

赫塔·米勒最著名的几本小说都是在移居德国后写成的，且具有相当大的自传成分。1989年出版的《单腿旅行记》（Reisende auf einemBein）通过新近移民西德的女孩艾琳与三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描述了一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均处于孤立的移民女子的内心世界，并探讨了放逐、故乡及身份等诸多主题。《纽约时报》书评称，“小说精彩地描绘了艾琳的内心意识——政治实际上变得私人化了。”极权政治统治下的生活是赫塔·米勒小说的核心主题，1992年的《狐狸当时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Jäger）、1994年的《风中绿李》（Herztier）及1997年的《约会》（Heute wär ich mir lieber nichtbegegnet）均以此为主题，其中尤以赢得1998年都柏林文学奖的《风中绿李》最为著名。小说讲述了在齐奥塞斯库政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离开贫困的村庄，去大学寻求教育和理想，但很快他们便发现愿望落空了：城市与乡村一样，被独裁所腐蚀。当这些年轻人背叛彼此、并背叛自己之时，我们看见了极权主义是如何深入人类灵魂的。而在瑞典学院秘书彼得·恩隆德推荐的《约会》一书中，一名工厂女工在出口意大利的男装衣领里，缝入诸如“嫁给我”之类的纸条，于是不得不接受秘密警察的问讯。然而有一天，她却在前往接受问讯的路上乘过了站，她来到一条不熟悉的街上，由此小说变作了一则寓言，写出了生活在“由一只五十瓦灯泡照明”的社会里有多恐怖。

赫塔·米勒的回归线

在赫塔·米勒的故乡巴纳特，没有人说罗马尼亚语。她直到15岁才学会了这门语言。在接受罗马尼亚电台采访时，她谈及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罗马尼亚语里，隐喻更加感官化，更加直截了当。而那种直接的图景比我的母语德语更适合我。这便是我愿意学习罗马尼亚语的主要原因。我对罗马尼亚语非常敏感，但我的词汇量不很大。”

有趣的是，赫塔·米勒第一本被翻译成罗马尼亚语的书并非小说，而是一本拼贴诗集，其2000年的作品《住在发髻里的女人》。米勒从罗马尼亚的杂志上把一个个词语、甚至音节剪下来，以各种各样的方法组合。她甚至还画了一些插图。

米勒认为，用拼贴的方法来写诗“与生活非常相像”：“你要找一个词，但却偶然碰见了另一个，突然之间那个词显得更合适，更吸引人。随后你把它粘在纸板上，而诗歌一旦写成，你不能再改动任何东西。这便是拼贴最有意思的地方：一旦完成，你不能修改，这与生活很相似。”

其实，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米勒着意书写的，都是生活本身、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生活给予她的种种经验。虽然身处德国20余年，但她仍时刻对罗马尼亚进行反思，她曾对一位罗马尼亚记者这样说道：“对我而言，压倒一切的经历便是在罗马尼亚独裁政权下的生活。即使我住在德国，几百公里之外，仍然无法抹去我往日的经历。我离开时打包带走了我的过去，独裁政治依旧是我的回归线。”而这，或许正是赫塔·米勒所有写作的出发点，亦暗合了她最新小说的英译标题——我拥有的一切我都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