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为政治而狂的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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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而狂为国家而癫的章太炎 2010-10-19 10:07 百家讲坛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章太炎
现代作家、教育家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评论章氏的学问，甚高而中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然而章太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心惊的事情。章太炎“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族人将他开除出宗祠，他曾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囚，其勇毅精神却至死不挠。他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图求的是那份回肠荡气、酣畅淋漓的痛快劲。 我们细读章太炎的《民国光复》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二文，即可知他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从少年时即已养成。他曾听外祖父朱有虔谈及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所持的华夷之论——“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与之俱亡”——心中大受触动。
稍后，他读到稗史《东华录》，其中载有雍正、乾隆两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吕留良等人惨遭灭族的文字狱，更痛切地感到“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为此他愤然发表石破天惊的言论：“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在当时的语境下，他敢讲这样的“疯话”，不仅需要一股子狂劲，还得有十足的勇气才行。青年时期，章太炎不去应试，不汲汲于功名，决心做个“汉族完人”，此举在当年极为不易极为罕见。后来，他振笔撰作《讨满州檄》，历数满清专制帝王十四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文字冤狱等），即根源于他内心积郁多年的民族情感，既包含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有对那些被虐杀的先辈的哀矜。 说来难以置信，章太炎天不怕，地不怕，单怕一人，这人既非凶神，也非恶煞，而是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 1895年，章太炎加入由康有为、梁启超牵头组织的强学会，交纳了十六块银洋的会费。他还对保国会（1898年由康、梁发起）隐含的宗旨——“保中国不保大清”——表达过激赏之情。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皇党，章太炎即与之分道扬镳。1903年5月，他在《苏报》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径称“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尤为惊世骇俗的是，他戟指着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而自身难保）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然骂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他还骂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只知吸食黎民之膏血，戕残国家之元气，别无能耐。西汉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清末“章癫”语惊天下？ 结果，他因文贾祸，当避风头而不避，说什么“革命流血起，流血自我起”，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上海虹口一所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接到章太炎在狱中相召的书信，即刻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陪师友同作苦囚。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气调壮烈：“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不被斫去，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布阵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瘐死于狱中。章太炎于苦役之余，朝夕研诵《瑜珈师地论》，深悟大乘法谛，虽悲苦万端，精神却能屹然不倒。 另有一事不可不提，慈禧七十大寿时，举国阿谀，章太炎撰写的寿联却充满刻骨的讽刺意味，其词为：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章癫的这副寿联将慈禧的主要“业绩”一一罗列，可谓入骨三分骂亦精，令那位祸国殃民的女独裁者好生没趣，却令天下人拍手称快。
。。。 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老羞成怒，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与孙中山交恶，说来话长，最早的起因是：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预感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一哥”，这样蛮横粗暴地对待他，不甚妥当，于是由外务省赠给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认为对方以礼相待，却之不恭，且革命活动正待吸纳经费，他便悉数笑纳。这件事孙中山自作主张，未曾知会同盟会同仁，难免被人怀疑其中另有猫腻。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私底下收受黑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将孙中山的肖像撕下来，批上一行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远赴南洋的孙中山，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继任。孙中山的态度很奇怪，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始终保持缄默。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章太炎的至交好友，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亲笔起草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由于黄兴不肯接受众人的推戴，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劝解工作，“倒孙风潮”最终得以平息，但章太炎从此对孙中山左看右看都看不顺眼。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观感更差，他指责孙中山妄谈主义，徒擅空言，“任用非人，奸佞在位”，实行一党专制，身边完全被一群阿谀奉承、追名逐利之徒所包围。1912年1月14日清晨，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遭到暗杀，竟然是陈其美指使其手下蒋介石所为，陈是孙中山亲信无逾的心腹爱将，章太炎的愤怒自然而然直指孙中山。其后，广东都督陈炯明下令杀害光复会的三位重要成员许雪秋、陈云生、梁金鳌，更令章太炎震怒无比，陈炯明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将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章太炎看来，必为孙中山所指使。只因政见稍有出入，同盟会的大人物不仅铲除异己，而且对同一阵营的战友不惜痛下杀手，事实俱在。尽管孙中山致电陈炯明，严词痛责，章太炎也难消心头之恨。
南北议和时，章太炎在心中反复权衡，能上他的大秤的，只有一个人，这人不是孙中山，不是黎元洪，不是黄兴，而是袁世凯。乱世造英雄，如果说袁世凯是奸雄的话，那么他最大的本事则是奸雄造乱世。章太炎一时眼花，硬是觉得举国之中只有袁某人具备凝聚民心、集合国力的通天本事。他的推断很简单：若不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民国从何谈起？他认为袁世凯是“一时之雄骏”，以名实归之，既顺应天意，又合乎人心。章太炎改弦易辙，实为狂性又发，他主张建都北京，与孙中山的意见完全相悖，凡是孙中山支持的他就反对，他现在只认这个理，九牛拉不回。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为本省烈士召开追悼会，孙中山出席致词，章太炎偏要选择这样的日子搅局，他寄赠的不是挽联，而是一副骂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此举既出格又犯众，立刻招致革命党人的群起而攻之。 章太炎放下学问不做，却乐颠颠地要北上去做袁世凯的顾问，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
黄宗仰发了一封公开信给章太炎，处处为章大师设想，其中有句“黄海虽浊，尚较专制旧魔窟略可吸收空气”，劝他留在上海，安心治学。另一篇见诸1912年6月2日《民立报》的文章《呜呼，经学大师》则毫不留情，其中一节嘲骂道：“太炎素贱视政党议士，至比之干矢鸟粪，今竟甘为抱粪之蜣螂！……朝曳裾于朱门，夕奔走于豪右，不恤宗国之危亡，而惟党见是争！”章太炎我行我素，傲眼望天，当然不会理睬这些笑骂。 他在北京与袁氏的幕僚周旋，刚开始大家诗酒应酬，还算愉快，可几个回合下来，章太炎渐渐看清楚了他们的道行和德行，就忍不住猛翻白眼，出言不逊，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则将章太炎的嘲骂一律名为疯话，传为笑谈。章太炎敢骂孙中山，敢与黄兴、陈其美割席绝交，袁世凯深知厉害，他固然要借重章太炎的名望，却也深知这位疯疯癫癫的大爷不好侍候，还是让他自个儿到一边去凉快比较明智，于是，他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给他配备十几名随员，拨给三千元开办经费。章太炎居然认了真，他到东北后，请来缪才子等一班专家，测绘地形，整出一份《东三省实业计划书》，呈请北京政府批准。结果可想而知，这份计划书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章太炎在东北官场更是受了不少鸟气。章太炎再也没有好心情，这一切都是拜袁世凯所赐，他不惜与孙中山、黄兴等人闹翻，袁世凯却这样冷落他，怠慢他，他决定从东北返回北京，兴师问罪。 尽管袁世凯一如既往对章太炎客客气气，虚与委蛇，但章太炎已不吃这一套。他清醒地认识到，袁世凯不仅市侩，而且包藏祸心，是彻头彻尾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容不下反对党，容不下民主言论，容不下谔谔敢言的持不同政见之士，他处处以奸滑的手腕和虚伪的言词蒙骗国人。认识到这一点，章太炎痛悔自己反孙助袁的孟浪。及至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观感糟到极点，他亲赴武昌，极力游说“无骨泥人”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而这步棋说得好听点是一步大缓招，说得难听点，则是奇臭无比。“项城不去，中国必亡！”章太终于抛弃成见，再次与孙中山、黄兴携手，在《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宣言，痛斥和鞭挞袁世凯及其党羽，给“二次革命”推波助澜。袁世凯不怕孙文，不怕黄兴，倒是真有点惧怕章太炎，只要章神经戟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笔头和嘴巴都相当了得的孔教会总会长康有为也难逃此劫，袁世凯可不想沾上类似的晦气。若是别种类型的烂笔头烂嘴巴疯子，十个百个千个，早被他下令格杀勿论了。举世都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这人可万万杀不得。袁世凯读过史书，知道身为君王，扑杀国士，会遭致千秋恶名，他有所顾忌。当年，曹操将当众裸着身子援桴击鼓，骂他个狗血淋头的祢衡作为“珍贵礼物”，奉送给荆州牧刘表，打的就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刘表也不是缺心眼的傻蛋，立刻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麾下的大将黄祖，他明知黄祖是一介莽夫，不怕戕害了国士，遭千秋唾骂，刘表此举同样是嫁祸于人。 奸雄袁世凯左想右想，决定压曹操半肩，高刘表一头，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他派陈宦买通依附于他的共和党党部负责人，以“主持党务，共商国民、共和二党联合事”为由，把章太炎（时任共和党的副理事长）诓骗到北京来，加以监视，免得他手挥如椽巨笔，在南方的报纸上大放厥词，专向北京政府发难。章太炎还是那种作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对妻子汤国梨说：“当年无奈，出走日本，今天光复了，再避居国外，岂不为外人讪笑，我当入京面数袁世凯祸国之心！”他到了北京，心血如潮，挥毫作诗数首，其中一首七绝豪气干云：“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袁世凯将章太炎骗到北京，先加以优礼，能软化最为上策，不能软化再软禁不迟。他同意章太炎创设考文苑（国学研究院）。然而章氏提出的四十名研究人员、七十五万元开办经费却受阻于农商部长张謇。章太炎愿意缩小规模，改办弘文馆，招聘专门人才编纂词典，却依然毫无着落。说到底，袁世凯只想用高薪（月薪500大洋）将这位大师羁縻起来，免得他多生事端。然而，章神经之为章神经，又岂是贪财好利之辈？又岂能常日闲得无聊？他喜欢读报，交游，唱反调，骂高官，发表奇谈怪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他处处听来和看到“老猿”桩桩件件龌龊事，心气如何平顺得了，嘴巴哪能关得住风？他泼不熄攻心的怒火，决定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当面理论一番。 大冷的天气，他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谈过了，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厉声骂道：“向瑞琨，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尚且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往里闯，警卫出手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碎骨粉身。章太炎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不依不饶地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势必“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他精神极旺，反反复复咒个不休，看守他的卫兵不堪其虐，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章某的自由呢？”袁世凯的秘书张某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舆论的压力太大，袁世凯不好给章太炎摊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以缓和外界批评，求得大家谅解。但不少旁观者仍拭目以待，看袁世凯会不会杀掉“民国之祢衡”。老狐奸这回偏不杀，要大家慢慢欣赏他的大仁大德。袁世凯琢磨来琢磨去，虽然眼下形格势禁，不宜妄动杀机，可也不能纵虎归山，还是预留一手为妥。他下令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龙泉寺，后迁至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传闻是一所凶宅，翌年（1915年），章太炎的长女寻短见，即在此自缢身亡。在钱粮胡同的居所，身遭软禁的章太炎可以读书写作，警方也不阻拦其亲友和弟子前来探望。但有一点很明确，即不准许他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同样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挑灯夜话，鸡鸣而止。遭软禁而不废学术，此公真好精神。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章太炎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六条规矩：
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十七日），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又是一奇：“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拚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袁世凯派自己的心腹爱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以心狠手辣、滥杀无辜着称）对章太炎严密防范，务必保障章疯子的生命安全。章太炎洞察袁氏及其爪牙的用心，在致汤国梨的家书中，有所揭露：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 其后，章太炎两度绝食，以死相抗，并寄旧衣一袭给夫人汤国梨，表示诀别，信中气调甚为悲苦，颇有点自悲自悼的意思：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他的另一封信更是奄奄一息的告白，信中再次提到了“死”字，不过有点滑稽：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汤国梨收信后，担心疯子老公就此一命归西，当即拍电报给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说是“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这回仍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万万保全章太炎的性命。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减，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痛心不已，可是他们千方百计也无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刻进食。还是学者马叙伦有计谋，他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一振，论及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和国事，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他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据案大嚼，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当即答应与他一同进食。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内心的帝王瘾类似于狂犬病，骤然大发作，筹安会“六君子”抓紧时机，竭力宣传，怂恿各界名流上书劝进。于是全国很快就闹腾得臭烘烘如粪厕。这时，有人想邀功，在袁世凯面前自告奋勇，声称他可以说服章神经，使之放弃故垒，前来投诚。须知，章太炎清望极高，影响深远，他若肯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翌日上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收效竟如此之快，章太炎就教人把信送了过来。袁世凯品着乌龙茶，心情好不舒畅，可是信还没读完，他脸上的喜色蓦然全消，化为一片寒冰。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吧。心平气和了，袁世凯的姿态摆得蛮高，只以澹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之虎须的神勇？鲁迅在其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当年（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即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讲过一段“疯”话：“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将毕，他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了这番话，你就不难明白了，章太炎口口声声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决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专制社会，始终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佯狂的？箕子佯狂为奴，那是为了逃避商纣王的屠刀，保命要紧，不如此不行；楚人接舆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以半规劝半嘲讽的语气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身逢乱世，他也只能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佯狂，个个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寒石散，耍青白眼，袒卧在邻家美女的酒垆旁打鼾，追求姑妈家的丫环，诸如此类，均为玩世不恭。惟一的亮点是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他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摘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够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愈加不可多得。元代的王冕倒骑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不曾饿死已属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好了，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倒是明代思想家李贽仿佛嵇康再世，敢说孔子“无学无术”，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在他眼里简直不值一哂。李贽崇尚“童心”，实为率真。他七十六岁在狱中以剃刀自杀，出于绝望，并非出于疯狂。他在致周思敬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不愿苟活于人世的心情；“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当时的正统人士评判李贽，绝对视他为专持异端的狂徒。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增多，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惟有章太炎和投海自杀的陈天华为政治而狂。 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章太炎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香喷喷的下酒菜。北洋旧官僚孙岳带着厚礼登门拜访，三句话不对谱序，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对方是“北洋派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掼过去。那位孙大人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金刚，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章太炎不怕孙文、黄兴，自然也不会怕远不如孙、黄二人的蒋介石，他在《自定年谱》中言之凿凿地直指蒋介石为杀害陶成章的凶手，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无情无义，专事践踏民主和自由。蒋介石宣布废除五色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大力推行“以党治国”的方针，章太炎对此更是愤然怒骂：“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他自称为“中华民国遗民”，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决不宽贷，或痛斥之，或怒骂之，这自然会惹火烧身。192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签发“通缉学阀章炳麟”令，翌年，再次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想借此强硬手段挫掉章太炎的锋芒，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章太炎首如飞蓬，不衫不履，好留长指甲，最怕沐浴，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遗风，吃菜只及眼前一、二盘；携酒食祭祖，竟莫辨坟茔之所在，惟有望山遥拜而已；最绝的是，出门即找不着归路，还抢白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一次，他误入邻家少妇的卧室，据榻而眠，鼾声大作，被人唤醒，他还生气地说：“我睡得正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阮籍卧于当垆少妇之侧，饱闻酒香，颇为满足，有意为之，引人艳羡；章太炎则是无意间摆了个乌龙，令人发笑。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访问过章太炎，他的印象记颇能传神写照：他的相貌，实在不算堂皇，皮色差不多是黢黑的，髭须稀少得可怜，前额突兀地耸起，也几乎要把它视作瘤子，可是只有那副丝一般的细眼，惟独这双在上品的眼镜背后也总冷然的、总是微笑的眼睛，确是与众不同。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曾将先生囚禁于囹圄之中，同时又因为这双眼睛，虽曾把先生囚禁而终于未能加害。……章太炎接二连三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陈述他燃犀烛怪的见解，而我呢？只是觉得寒冷。 章太炎烟瘾惊人，酒量尤其惊人，曾与兴中会七十余人宴集，每人敬他一杯酒，他来者不拒，居然未醉。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的确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他自称“章神经”，颇有自知之明。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另一位洋傲哥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人是谁？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营葬地，信中说：“故诚意伯刘公（伯温），则乡之令望，而中国之元勋也，平生慕之久矣。虽才非先哲，而事业志行，仿佛二三，见贤思齐，亦我素志。人寿几何，墓木将拱，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明末爱国将领张煌言）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他对明朝那位怀忧而死的大智者刘伯温（刘基）动了惺惺相惜之心，选择如此高明的芳邻，想必做鬼也不会寂寞。他用小篆体自书“章太炎之墓”五字，身后事交待得如此具体，亦非常人能及。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癌逝世，国民政府为他特颁国葬令，适逢抗战军兴，葬事被耽搁下来，后来经费支绌，竟成一纸空文。他的灵柩初置苏州家园中，二十年后（1955年）迁葬至西湖边南屏山麓荔枝峰下，西侧不远处即张苍水的墓地，有此先贤先烈作伴，他的夙愿总算达成了。至于“文革”之初，他的墓地被造反的红卫兵挖开，尸体被拖出楠棺，抛弃荒野，任由腐变，则无论如何都不是他能料想得到的。 谁说章太炎疯癫？他一点也不糊涂，心思可真够绵密的啊！他去世之日，留下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1936年，日寇侵华的狼虎之心尽人皆知，章太炎的民族气节至死不灭，确实令人敬佩。细想来，真正疯狂的并不是章太炎，而是他去世后三十年出现的那些邪恶无知之徒，1966年秋，他们对章太炎的墓地猛挥镐头，掘墓暴尸，并将墓地辟为菜圃。倘若先贤地下有灵，对于这样的不肖子孙，又当如何失望呢？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你肯定以为他又耍骄狂，殊不知，他真还着过《霍乱论》和《猝病新论》，并非街头卖狗皮膏药的那号混混儿。1925年春，孙中山患晚期肝癌，在北京卧床不起，西医束手无策，章太炎仁心大发，开出一张药方，让但焘转致，可是大家听说药方是章疯子开的，反而不敢用。 章太炎三十四岁丧偶，众人劝他续弦，问及他择偶的条件，他依然疯话连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他鳏居十年后，寻思着再营家室，对女方提出三条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具备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老朋友张伯纯知其肚肠，对章太炎说，你不必操心此事，全包在我身上，名士娶妻，非淑女不宜。他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汤国梨女士，务本女校的“皇后”，不仅条件完全符合，是位淑女，还比章太炎年轻了十五岁。汤国梨女士晚年回忆自己当初的选择，对胡觉民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关于章太炎，对于一个女青年来说，是有几点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他太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那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无如婚后的章太炎，渐以夫权凌人。……所以太炎除老丑穷，脾气也很坏。 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脑袋未被儒家“温、良、恭、俭、让”洗成一盘空白磁带，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圣人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具体到章太炎身上，他就走了极端，看着谁恶心了，糟眼了，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也不管自己的死活。但他早算准了，自己的盛名摆在那儿，实力摆在那儿，对方要动刀来切，必然会有相当的踌躇，杀害国士这样的恶名，曹操一千多年前就不背，袁世凯自命为盖世英雄，当然也不会去紧绷着青筋硬扛着；至于章太炎清末骂光绪，对方已是既没娘疼又没爹护的倒霉蛋，慈禧老妖婆绝对不会为他强出头，这步棋似险而不险。 章太炎肯为黎元洪撰墓志，且不吝赞词，却不肯给孙中山撰墓志，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曾有一位纱厂老板愿致送万元润笔费，求章太炎写一篇揄扬其祖上功德的文字，遭到章大师的断然拒绝，毫无通融的余地，可是青帮教父、海上闻人杜月笙提出同样的请求，付出同额的润笔费，却从章太炎那儿拿获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其喜怒莫测，好恶多变，确实让人看不懂。 章太炎一生孤鲠，半世佯狂，对反动统治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胆色仍是一般书生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狠批龙鳞，猛跺虎尾而大难不死，刀锋总在梗硬的脖子上凉丝丝地探来探去，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始终不肯缩回脖子，侧转身子，改变样子，他从未想过要自求多福，规身远避，逃之夭夭。放眼百年世道，似章太炎这样能将政治秀出顶尖水平，骨头又超级硬朗的学问家，岂非凤毛麟角！放眼后世，千人一面，个性泯灭，更是其迹如扫。或许有人会说梁漱溟堪称章太炎的一脉传人，可充其量，不过勉强够格，梁固然也敢与“祖龙”在大会上为“农业政策”猛顶其牛，但只是一味蛮干，言行又怎及章太炎那么诙诡机智，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