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而造的西洋钟表

为中国而造的西洋钟表 在万历年间的1601年，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出现在中国宫廷之中。他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一位身材高大、蓄著胡须、身穿中国传统黑色丝绸长袍的意大利传教士，他能和皇帝的臣子们用流利的汉语谈笑风生。

利玛窦敬献给皇帝许多礼物：展示欧洲透视技巧的绘画、翼琴、玻璃镜、地图和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读物。不过让主人惊讶万分的礼物是两架华丽的、能报时的机械钟表，这在中国还从未出现过。

赢得赞叹不是利玛窦的唯一愿望；他还希望中国的上流阶层能皈依天主教，并相信老百姓会追随他们的脚步。不过阿拉巴马大学教授、《东方辉煌与欧洲精巧：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钟表》(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 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作者凯瑟琳•帕加尼(Catherine Pagani)认为，利玛窦最大的成功是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机械钟表及怀表矢志不渝的热爱。1725年时，皇帝和臣子们拥有的机械钟表和手表已经数以千计。

帕加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利玛窦来华时正值中国的强盛时期，但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漏刻计时。她说，“不过皇帝们考虑的并不是‘有了西方钟表，我就可以准时召集会议了。’钟表和计时没什么关系，它代表的是地位、权力，以及对一种奇异的、外来的、先进的科技的掌控。”有些皇帝还写诗赞美他们锺爱的“自鸣钟”。从18世纪开始，在中国的绘画和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西方手表和钟表。

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欧洲钟表匠开始制造装饰精美、结构复杂的机械钟表和手表。后来其中许多表又被商人转卖或作为战利品重新带回了欧洲，如今它们成了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由于一些富有的中国人热衷此道，最近的收藏价格一路上扬。虽然为中国市场制表始于利玛窦时期并持续到了20世纪早期，但制造于1750-1850年间，也就是制表业最辉煌时期的表是最有价值的。在欧洲、美国和香港的拍卖会上，许多这个时期的表都价值几十万英镑。（价格也可能低至5千至2万英镑，这些表通常不够华丽或者需要大规模修复。）

那时的制表工匠对“有计划的废止”──也就是有计划的废除现有时尚，创造新的流行风格──这类现代观念一无所知，因此这些必须经受住从欧洲到中国长途跋涉的计时工具大多数依然报时准确或者可以修复。

几十年来，专为中国市场制造的表只是学术专家、博物馆以及一些收藏家的兴趣所在。不过伦敦古董表交易商强尼•瓦克斯曼(Johnny Wachsman)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最早注意到这股潮流是在大约5年前，不过最近3年来我们发现，人们对18-19世纪为中国市场制造的表兴趣增加了，尤其是那些高端的、售价在5万至10万英镑的表。这类交易兴趣主要来自中国。”

为了和收藏家加强来往，交易商和拍卖行代表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虽然在除香港以外的中国地区拍卖会并不常见，但专业手表拍卖行安帝古伦(Antiquorum)去年10月在上海开设了首家办事处，而佳士得(Christie)也已经在上海和北京开设了办事处。

在18世纪深得中国王公大臣们喜爱的手表和钟表主要出自英国。安帝古伦日内瓦办事处主管、钟表专家布朗东•托马斯(Brendon Thomas)说，“当时英国制表业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瑞士：英国人是制表业无庸置疑的佼佼者。”

利玛窦本人也是个颇有造诣的制表工匠，他将制表技术传授给了中国宫廷中的四名宦官。这些人就成为中国宫廷作坊的第一批成员，作坊中也雇佣了西方工匠，由他们制作的许多钟表和手表被宫廷收藏，他们也负责维修西方政府、访客赠送给皇室的礼物。不过帕加尼认为，国内产品并未取代中国上流阶层心目中西方表的地位，这种情况直至19世纪后半期才发生了改变。

在18世纪的欧洲，表也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就怀表而言，中国人欣赏的英国风格是：纯金外壳，镶嵌珍珠、黄金和次等宝石，并绘有精细的瓷釉画。钟表内部拥有复杂的机械系统，可以报时或者模仿鸟儿的叫声。音乐盒和自动装置──这种机械装置能模仿人和动物的动作或者水的运动──也很受欢迎。

对于英国人喜爱将手表置于日常用品中的做法，中国人也十分欣赏。18世纪末期走在时尚最前沿的英国制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在1765年制作出一把扇子，扇面打开后一面展示希腊神话场景，一面则是乡村田园风光。扇骨由金、银和象牙制成，并嵌有红宝石和绿宝石装饰。扇子的轴心镶有一块很小的金表。这把扇子后来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皇室。

在安帝古伦去年于日内瓦举行的拍卖会上，这把扇子以115,000瑞士法郎的价格被一位收藏家买走。而在2001年的拍卖会上这把扇子则因为报价未达底线而流拍，这也许可以反映出市场的变化。

1770年，考克斯的作坊制作出一架小型铜制望远镜，表面以纯金镶嵌并饰有动物图案的瓷釉画，在望远镜远端镶有一块手表，表盘和指针分别以红宝石和钻石装饰。因为稀有，这架望远镜在安帝古伦2000年6月的拍卖会上以658,000港元（合70,659欧元）的价格售出。

考克斯还沉迷于另一种中国趣味：对表。日内瓦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博物馆的中国表藏品在欧洲首屈一指，馆长阿诺•泰利耶(Arnaud Tellier)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www.patekmuseum.com)：“这也许是一种商业考虑；对表可以让表匠赚更多的钱。如果客户把表送到伦敦或者瑞士修理，那么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这样他还有另一块表可以用。”泰利耶还说，中国人将成双成对看作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我们有两只眼睛、两条手臂、男人和女人配成一对，天空和大地也是一对。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对表交易的伦敦交易商乔治•绍姆洛(George Somlo)说，对表对于收藏家来说很有吸引力。“一些收藏家看到了一只专门为中国制造的手表，并且知道可能还有一只同样精美的手表流失在外。知道你可能找到那块遗失的手表，这成了人们继续寻找的动力。”

迎合中国品位的手表一般要比销往欧美的手表华丽得多。佳士得伦敦钟表部门国际业务主管本•赖特(Ben Wright)说，中国人喜欢的钟表样式要比手表更加繁复精美，“钟表匠必须利用许多不同的技术，得到瓷釉画师、金匠、银匠和宝石匠的帮助。”

为中国市场制造的钟表与西方的婚礼蛋糕有些类似：金碧辉煌并饰有华美精致的图案。西方工匠很快认识到中国人喜欢蓝色，还对象征中国烟花的轮转烟火及中国神话人物图案情有独锺。西方人也喜爱有自动装置的钟表，不过他们大多将其视为一种娱乐消遣；而在中国宫廷，能重现瀑布和海浪的钟表可以让深居宫廷内院的主人感受到一丝自然的气息。

2003年6月，一只极为复杂精美的中国市场钟表在佳士得拍卖行以565,250英镑的价格拍出。这只钟表制造于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初的伦敦，瑞士工匠也参与其中。这只分五层、高117厘米的钟表将装饰和运动完美结合，钟表上有喷水的海蛇和海豚（水柱由玻璃柱代表）以及音乐盒。

此前两年，伦敦佳士得以223,750英镑的价格售出了一只具有外交意义的中国市场钟表。18世纪晚期由博雷尔(Borrell)在伦敦制造的这只钟表有70厘米高，表面用黄金和瓷釉描绘出孔雀羽毛、狮子头、鸟类和花朵的图案，顶部还有纺车装饰。钟表内部装有滑动板，打开后可以看到一个精巧的自动装置，一只金属小帆船正在破浪穿行，还有瀑布倾泻入海。浪花和瀑布都以玻璃替代。英国访华的第一个使节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1793年到达中国时将这只钟表敬献给朝廷。他争取对华贸易权利的使命未能达成，不过皇帝留下了这只钟表。

虽然英国人最初控制了市场，但欧洲制表业的新锐力量──瑞士却逐渐占了上风。瑞士的一大优势是：他们的制表匠比技艺高超的、来自城市的英国同行工资要少得多。瑞士工匠大多是农民，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农闲季节需要赚取收入。

为了提高瑞士表的声望，一些瑞士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办事处，并在那里进口并组装瑞士零件，这样制造出的表就可以合法地被称作是伦敦制造。英国制表匠后来开始进口瑞士手表，并打上自己的标志。在大约1820年前后，几乎所有销往中国的钟表和手表，不论标签上的名称如何，实际上都产自瑞士。

瑞士人还运用了另一个武器：市场调查。帕加尼说，“英国人垄断了宫廷贸易，因此瑞士人开始注意中国其他客户──大多是富商的需求，并将手表改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西方船只的船长们很快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尽快卸货回家，那么用一对手表贿赂码头负责人大有帮助。

一些瑞士制表商甚至在中国开设了商店。服务于规模巨大、需求多样、富庶的中国市场为瑞士制表业带来了创新。

1820年，瑞士制表匠Piguet & Meylan制作出一只被称作“吠犬和猫”的18K金怀表。怀表正面描绘的是小狗追逐猫咪的场景，画面中间有一个小表盘。只要按下怀表转柄的柄头，你就会听到报时，不过并不是当当当的钟声，而是从手表内部发出的模仿狗叫的汪汪声。小狗每叫一声还会摆头。这只表去年由安帝古伦拍卖行以63,250法郎拍出。

瓷釉绘画一直是瑞士人的专长，他们对面向中国市场的对表进行了创新：那就是镜像。两只手表背面的瓷釉画图案传统上一模一样，不过在瑞士工匠笔下，手表背面的图案一个面向左，一个面向右。1875年由莱奥•朱韦(Leo Juvet)制作的银制怀表正属此类，这对名为“浪漫女子”的怀表去年在香港以109,250港币的价格售出。

展示瑞士高超制表工艺的是一对镶有珍珠和蓝色瓷釉的镀金火枪，它是1806年前后在日内瓦由Moullnié Bautte & Cie制作的。手表藏在手枪枪托之中。扳动扳机后，枪管末端的金色莲花就会开放，喷雾器也将喷出香水。它们在安帝古伦去年10月在日内瓦的拍卖会上以429,750法郎的价格拍出。

人们无法知道西方为中国市场到底生产了多少钟表和手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中国市场的需求一落千丈时，大多数主要的瑞士制表商也随之破产。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上流阶层不再热衷于西方商品，虽然其他阶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支撑了市场，但随著国内战争和侵略者的到来，中国市场最终不复存在了。

那么这些珍贵的手表和钟表如何回归西方的呢？这同样也是一个有关战争、革命和难民的故事。

泰利耶解释说，“在19-20世纪，来自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者将中国的皇宫和富商住宅洗劫一空。”士兵将这些表带回了家。许多被日本人抢去的表在二战后被美国士兵运走。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许多逃往香港的难民用手表贿赂边界卫兵。泰利耶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政府定期邀请一些特别指定的西方古董交易商到北京。他说，这些秘密交易商的名字至今也不为人知，他们购买了数以千计的18-19世纪的手表和钟表，这些表都是从中国公民手中没收来的。

收藏家常说，“收藏手表或者钟表也就是收藏了一段历史。”这段话用在中国市场的钟表和手表上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