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9）]起死回生：毛泽东依托抗日的军事崛起

正是“抗日”这个最初是“稻草”而后是“良缘”的外来物的介入，让毛泽东和他的党和军队起死回生、由弱转强。特里尔也说：是日本人间接地帮助了毛泽东^（1）。如果我们把一九三三年前后红色根据地全盛时五十万红军与十数块根据地的面貌与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红军齐聚陕北弹丸之地且总共不过三四万人^（2）的局面相对照，不能不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对红军进行了全方位的挤压并将其从南方根据地基本上驱逐。如果不是因为华北事变和事变后的特定形势——主要是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军政大局，转入到以日本人为主要敌人的战略上来，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纵是在建立了与张扬的三角同盟^（3）之后，这种存亡问题仍然严峻着。在共产国际的促成^（4）下，一项被某些党史工作者称之为“招安”^（5）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才让处境仍然不明朗的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在这种招安是以不解散党而只是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设延安为国民政府边区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在公关上又大大地胜了一筹。

另一个例子则特别生动地反映着“抗日”成就毛泽东的军事孵化器。一位日本领导人来访，并向毛泽东就侵华战争道歉。而毛泽东则笑道：我们应该感谢你。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人民的团结抗战。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是啊。^（6）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没有你们把蒋介石的势力赶走，我们还不可能获得那么大的发展空间呢。如果没有你们在相持阶段用于中国战区的兵力越来越少、越弱，我们还不可能取得那么顺利的发展呢^（7）。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三十年代的民心所向，也是在蒋介石开始把足够的精力用之于围剿红军根据地以后为避免自相惨杀而削弱以后的抗日国防力量的谈判说辞，更是红军期望摆脱革命低潮的堂堂正正的“借口”。在蒋介石借助外国军事力量和军事策略的帮助^（8）对红军进行压倒性威慑的情况下，飞机大炮、堡垒战术和分区助剿等有效战法，先让张国焘所在的四方面军放弃了“苏维埃”的称号而改称“西北联邦政府”^（8），又使长征后的新中央苏区陕甘宁根据地改称了“国民政府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称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种低潮下的策略实际上成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可以说，是抗日促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崛起。

从军事上而言，抗日为中/共军队提供了一个“雪崩式”发展的大好机会，红军所擅长的“游击”和“割据”使之如鱼得水。长征中走出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成为一面旗帜，在抗日战场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不再需要过去机械的“扩红”而得到自然地扩张。这种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到了挡不住的地步，不得不因为供给的短缺而进行大规模的地方化^（9）。一九三七年刚刚编成三师六旅十二团四万五千人，到二年后就再次“打报告”要求解决二十二万人的给养^（10），而这二十二万者明显不是实际已经拥有的兵员数，可见发展之快。是抗日局面的到来，让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起死回生”。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11），中国共产产党无时无刻不投之以密切的关注和积极的策略。检视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损益，是认识毛泽东军事崛起的极好视角。

一、             九·一八后的宣战

朱毛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国表达了他们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2）。共产党人的这一积极行动肯定有助于唤起民众的支持。但在同时，王明们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13）的口号却被证明并不高明。

另一个行动也使得这一口号看上去有些遥远。就是在日本人对中国工作总结采取行动后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他们的临时政府。毛泽东成为这个“马背上的共和国”的主席^（14）。

二、             一·二八后的公开信

1932年，朱毛再次发出给国民党士兵的公开信^（15），提出以停战讲和为标的全力对付日本侵略。当毛泽东从赣南会议的尴尬中走出来又被项英邀请出山后，毛泽东选择了停止攻打对抗日战略本身无关的赣州而率领东路军拿下了临海的漳州，并用在这里缴获的飞机到厦门上空宣传抗日^（16）。

三、             抗日先遣队誓师北上

1934年，为应付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寻淮州、粟裕所领导的第七军团远征闽浙赣来分解敌人的注意力。二人都出自井冈山“正脉”，其部队中也有毛泽东秋收起义部分的部分力量^（17）。这支部队的名称叫作“抗日先遣队”，部队到达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苏区后改编成红十军团^（18）继续北上，虽然付出了方志敏、寻淮州等大部牺牲的代价仍然没有起到缓解中央苏区危机的作用，但确实起到了抗日宣传的效果。

四、             长征归宿

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与湘西。但在“通道转兵”^（19）时变更为贵州并在遵义会议是确定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后来，又变化数次一直到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基本确定为川陕甘。芦花会议后，又发生了是南下成都还是北上陕甘之争^（20）并最终导致了中央率一三军团的单独北上，而北上支队的名称就是抗日先遣陕甘支队^（21）。兵过哈达铺得知了陕北有刘志丹、谢子长的根据地，“北上”便因此成为一件与抗日直接相关的军事政治行动^（22）。陕北既靠近苏联又接近抗日前线，极其符合毛泽东的战争地理学^（23）。

五、             《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和书记处书记的王明，在苏联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表达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抗日决心和相当的抗日策略^（24）。这对开展国共之间的谈判和合作大有帮助，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接纳”^（25）。

六、             东征抗日

1936年初，毛泽东发动了对山西的“东征”。师出有名通过山西到河北抗日，打出的旗号却有些“权宜”：阎锡山要出卖陕西给日本人，所以要讨伐他。

本来希望从穷困的陕西杀向富裕的山西建立靠近抗日战场的根据地，但因为中央军的入晋不得不退回陕北。不过，东征还是获益的：不但扩了军、筹了款，还对以后建立以山西四隅为依托基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火力侦察”^（26）。毕竟，八路军的发展是从山西发端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路军》也主要是以山西为拍摄地的。

七、             书信公关

东征归来毛泽东开始实施他受到八一宣言和与张学良接触影响而生发的公关热情。一封封信发出去，义正辞严而又其情可感^（27）。其中有一封写给了阎锡山并称可以接受他的指挥参与抗日^（28）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大打抗日牌很是全力以赴。

八、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对中国共产党人大有利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从毛泽东到朱德、从周恩来到张国焘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希望张学良处死蒋介石然后发动全民抗日的心愿^（28）。是斯大林的“顾全大局”^（29）和盛气凌人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这一事件显然可以作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元元年^（30）。蒋介石表态不再以红军为主要敌人，共产党人从此摆脱了被再次围剿并赶到外蒙的尴尬^（31）。

九、             统一战线

通过抗日摆脱危机的想法，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是有的^（32）。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的具体落实却是从局部开始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角联盟^（33）在周恩来等人的卓越努力中化为现实，这个以张学良为牵头人的统一战线是全国统一战线的发端。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反蒋抗日”的口号先是变成“联蒋抗日”继而变成“拥蒋抗日”^（34）。

十、             七七之谜

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后，日本人尝试了对中国的局部侵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大陆政策进行着修正。从资料看来，日本人对于使用武力对中国进行全面占领的计划是十分审慎的^（35）。从实际操作而言，逐步渗透策略对于全球企图十分贪婪且对南下和北上并无最后定策的当局而言更加现实^（36）。

而国民党当权方面确实已经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投入大规模的国防计划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日军侵略^（37），华北事变的发生让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

但是必须说，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1937年7月开始正式宣战^（38）。相反，双方上层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39）。当然，作为拼命部的驻军，无论是日军还是西北军都不愿意在奥妙的状态下率先发难而背负挑起全面战争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谁最有可能从中日开战加获益呢？谁最可能渴望着这场战争并借助这场战争而危机呢？

有至少五份关于七七事变的外国研究文献“猜测”最初开枪的是第三方比如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战争。但这种“猜测”缺乏有力的证据。^（40）。

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因为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在华北局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是不是包括进行了这方面的策划不得而知。

但从当时的局面而言，毛泽东当然希望中日战争真得打起来，而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勤王”的策划也就顺理成章。日本人一天不进行全面战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屠刀都可能随时砍下来。

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周恩来与国民党的改编谈判一直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时，毛泽东因为对方的缺乏诚意而做出这样的表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我们已经做出让步的计划，到了时间我们都要进行自行的改编并开赴前线^（41）。因为有了过去的割据经验，这样的开赴肯定不只是去牺牲。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是否改编并不是关键的，通过抗日进入敌后建立当前是抗日以后是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战略基点，才是重要的。

十一、      独立自主

随着毛泽东战胜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42）甚至运动战等不利于发展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都基本上被抛弃。独立自主且放手发动群众的敌后割据策略再次发生威力。蒋介石希望通过抗日削弱共产党人三分之二力量的企图^（43）也不再容易实现。

十二、      敌进我进

日进蒋退的局面给了共产党的力量敌进我进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就是在这逐步扩张的敌后根据地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了最大幅度的甚至是无干扰的扩张。

十三、      国共摩擦

有些地方也是有干扰的。比如在日军进攻后仍然有国军“留”下来的地方，比如河北、比如河南、比如山东，比如江苏等那些存在着三方割据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军队的摩擦不断。大的反共高潮就有三场^（44）。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胜于“有理有力有节”原则下反顽的力度^（45）。从结果上来看，皖南事变中被“摩擦”掉了一个军部和六个团的九千人，但在河北、山东、江苏，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沈鸿烈、韩德勤的势力也遭遇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痛击^（46）。统计资料显示，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军队消灭顽军的人数甚至不亚于消灭日本鬼子的人数^（47）。在一次次的反顽战役中，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们越来越增强了以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信心。

十四、      联合政府

对于中国革命，苏联人曾经认真地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法国模式^（48）。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曾经希望过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甚至计划过在淮安建立共产党的首都以便毛泽东穿梭于南京和淮安之间^（49）。但在同时，毛泽东继续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力才是硬道理，继续下大力气扩张队伍，打造精兵^（49）。

十五、      延安整风

百团大战造成的日军对共产党部队的疯狂扫荡，使得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扩张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而抗日战争相持局面和毛泽东对运动战的反对又使得大规模的抗日行动相对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共产党将领和官员被集中到红色大后方延安进行学习、整风和开会（七大）^（50）。而在思想上被更加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回到前线后将更加如虎添翼。

十六、      力量消长

抗日八年，在抗日初期不足八万人（八路军四万五千人、延安保安部队一万人、新四军一万人）的红军队伍翻了数番而达到一百二十万^（51），而只据于陕甘一隅的局面也变为可能基本上控制华北和华东。加上苏联人默许进入的东北广大地区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毛泽东拥有了与蒋介石一争天下的雄厚资本。大批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率领着各大根据地选送的精兵强将进军东北，获得了依托东北与在抗日战争中被逼到西南的蒋委员长进行对弈的先行之利^（52）。

十七、      重庆谈判

赴重庆谈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激迫，而谈判结果却让毛泽东大为得利。原来做好谈不妥就被“关起来”^（53）的结果没有出现，而把江南八个解放区让出来并充实东北、巩固华北并以华东、中原和陕西做为与蒋介石开战的最前线的布局，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获得了相当好的地利。此后，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上，四处分兵的蒋介石捉襟见肘，而五军协同的毛泽东则如鱼得水^（54）。

十八、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最能印证毛泽东大打抗日牌的效果。受到过抗日锻炼的共产党部队面对的是战斗力并不比日本鬼子强的国民党军。他们放弃了在抗日战争中已经用熟了的游击战争的弱势战法而与国民党兵打起了“对攻”。一次次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成功和一次次“即俘即补”^（55）的“化敌为我”让国民党兵越打越少。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用了四年的时间把日本人化了八年时间也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军大部消灭并驱逐到海岛和国外。基于抗日的韬略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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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抗日战争的适时爆发，就没有毛泽东充分发挥其大局谋略的机会，就没有他的部队从弱到强的历史，就没有他以割据之师战胜“王师”的传奇。他怎么可能不“感谢”日本人呢？

注释：40)[美]费正清、费惟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珍藏版）（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624页。待补

2005年12月13日、14日、20日、2006年1月13日、3月3日不成熟草稿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