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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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四）
张 捷
五、如何看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人物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有所作为。而历来的剥削阶级往往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制造对他们的崇拜，以达到欺骗和蒙蔽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的目的。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应该说，个人崇拜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由于他们个人超群的智慧和品德以及所起的杰出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很自然的。一般说来，人民群众的这种表现不应与某些人有意制造个人崇拜行为等同起来。而杰出的领袖人物总是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反对和阻止对自己的过分赞扬和崇拜。许多事实证明，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在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1947年出版的《传略》中亲笔添上了后面的这句话，并在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再次强调这一点。[2]
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斯大林见到后非常生气，他于
可见，斯大林坚决反对过分颂扬他个人，并把问题提到两种对立的历史观的高度来加以说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在刚才提到过的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批评《传略》中“好话太多，过分赞扬个人的作用”，说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4]
在苏维埃时代，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工厂和农庄成为一种风气。1925年，察里津省当局决定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给省委书记写信表态说，他不要求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如果他们一定要改名的话，就以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米宁的名字命名。他在信中说，他“不追求名望和荣誉”，恳切地请求不要把他“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去”，“以免造成相反的印象”。[5]
不过最后察里津还是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用强迫和威胁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察里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38年，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说他收到了人民群众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苏联首都的信件，便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并组织人起草了准备送交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草案。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通过加里宁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表明自己的态度。[6]
上世纪三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曾经提出，“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建议使用“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赫鲁晓夫表示支持，据说他曾在一次讲话中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两人都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责。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在那次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反对把他的思想观点抬高为学说。他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整整发现了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7]
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斯大林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苏联英雄称号，理由是他个人“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勇敢精神”。他没有接受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到他逝世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嘉奖处处长才把这枚勋章拿出来别在枕头上。[8]
这与“勋章迷”勃列日涅夫形成鲜明的对照。
莫洛托夫还谈到斯大林曾为他接受了大元帅军衔表示后悔。关于授予斯大林大元帅军衔的建议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人提出来的。开头斯大林拒绝接受，后来在这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勉强同意了。事后他愈想愈觉得不应接受，说道：“我要这一切干什么呢？”[9]
可是那位战时只当过方面军军事委员、没有实际指挥过一次战斗的赫鲁晓夫却想得到苏联元帅的军衔。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曾对莫洛托夫说过，他曾收到一张为授予赫鲁晓夫元帅军衔征求意见的表格，因为授予元帅军衔需征得战时成为元帅的高级将领的同意。此事是战时曾与赫鲁晓夫共事过的叶廖缅科策划的，最后因遭到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诺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元帅的反对而未成。[10]
1945年6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议“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11]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人民群众的尊重。
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时，各界人士就如何庆祝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中包括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献给斯大林的胜利纪念碑和设立斯大林生平活动纪念馆、在莫斯科大学的大楼前树立宏伟的斯大林像、规定斯大林的生日为每年的全民节日、设立斯大林勋章、授予斯大林高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称号、在斯大林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战斗的城市建立斯大林纪念碑等等。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通过莫洛托夫告诫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说：“谦虚一点为好。”[12]
类似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说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说明斯大林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和清醒的认识，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对和阻止那些夸大个人作用和过分颂扬他本人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尽管他在理论上对这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但是在一片颂扬声中有时也不免飘飘然起来。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有深刻了解的莫洛托夫这样说过：“斯大林开头曾与对他的崇拜作过斗争，后来有点喜欢了。”[13]
当然，在当时的气氛中，斯大林不需要授意和指使某些人这样做，他只要对某些做法采取默许的态度而不加以坚决制止，就足以使对他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在他的晚年就是如此。上面提到过，夸大个人作用和肯定“英雄创造历史”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而传统观念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不易一时改变，有时它在不知不觉之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连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纠缠。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实行“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的决裂”[14]
是多么的重要。
应该说，斯大林面对人们对他的过分的颂扬心里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像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为自己受到如此尊重感到有些高兴，另一方面，又对无休止的、有时失去分寸的赞扬感到不快。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上世纪在访苏期间曾与斯大林坦率地谈论过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并在《1937年•莫斯科》一书中作了记录。书中说，斯大林不掩饰他对过分的崇拜的厌烦，为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应付各种活动和仪式感到可惜。他责备工人和农民们忙于这些不该忙的事而不设法培养较高的趣味，并且对游行时在他眼前出现的“那个蓄小胡子的人成千上万大得吓人的画像”进行了嘲讽。书中还说，斯大林之所以忍受着，是因为知道这些过节般的活动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并且认为他们颂扬的不是作为个别人的他，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的他。[15]
确实，斯大林有时把他个人与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甚至在谈到他自己时使用第三人称。有这样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在一些朋友的鼓动和所在单位领导的纵容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斯大林得知后训斥儿子说：“你以为你是斯大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指着斯大林的画像大声喊道：“斯大林——这是他！”[16]
由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个人和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他也就把人们对他的颂扬看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颂扬，而且是对他领导的党的方针路线的肯定和拥护。这大概是他没有对那些过分热情的表现采取断然措施加以阻止的又一个原因。当然，树立领导人的威望对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来说能起很大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反而有可能使得领导人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损失。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的特点。俄罗斯人富于感情，容易受情绪的支配。刚才提到过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访苏期间还有一个发现，这就是“俄罗斯人喜欢夸张，他们讲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都用最高级，当他们能有机会发泄他们的强烈情感时，就感到高兴”。[17]
许多俄罗斯人确实有这种表现，能毫不吝啬地使用“英明”、“伟大”等字眼来形容他们拥戴的人，动不动就称之为“天才”；他们喜欢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树碑立传，用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俄罗斯人的这个特点，现在仍然表现出来。许多人由于对普京有好感，在他上台后不久还没有干出什么英雄业绩的情况下，就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因此，如果对俄罗斯的社会历史情况和俄罗斯人的特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看到当年对斯大林的近乎狂热的崇拜也就不会感到突然和奇怪了。
应该说，人民群众出自内心地尊敬和热爱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是真诚的，他们的某些过分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在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当中也有不少人在与斯大林共事的过程中对他的思想和品德有了全面的了解，承认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因而抱敬佩的态度。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说过一些过分颂扬的话，这在当时的气氛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对斯大林评价上仍然持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就是这些人的最突出的代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领导层中有相当多的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斯大林生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蓄意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这些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是有“功劳”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又成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英雄”。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就是如此，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更有他突出的表现。
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就本质来说，是布哈林分子，但是没有跟布哈林走，为了获取信任和得到升迁，把自己打扮成“最忠诚的斯大林分子”。[18]
他在斯大林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各种场合狂热地吹捧和颂扬斯大林，成为制造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之一。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忠心”和“热情”。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代表乌克兰党组织作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发言，其中有三十二次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对斯大林进行了热烈的赞扬，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19]
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发表的文章中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20]
这大概是他首次称斯大林为“父亲”。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时，赫鲁晓夫又发表祝词，这篇祝词以这样的口号结束：“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21]
这时赫鲁晓夫想要表明他在感情上与斯大林更加靠近了，在“父亲”前面加上了“亲生”二字。
刚才提到过，斯大林有时对过分颂扬他个人的做法表示厌烦，甚至认为有人故意这样做是为了破坏他的威信。他曾生气地对福伊希特万格说：“一个阿谀奉承的笨蛋要比一百个敌人有害得多。”[22]
应该说，在他周围这种“阿谀奉承的笨蛋”不止一个，其中包括赫鲁晓夫。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识破，而且信任他们和委以重任。
以上简略地分析了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把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并指责斯大林制造对他自己的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可看到斯大林本人对这一切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起来的。斯大林在1922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尚无足够的威望，在党内地位尚未巩固，而他本人也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列宁规定的党内生活的准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党内民主发扬得较好，因而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不存在对他的个人崇拜问题。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提出的方针路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时他的威望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众多领导人当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党内外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29年他五十岁寿辰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用几个版的篇幅刊登颂扬他的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1930年开始到处挂起他的画像来了，他的画像也出现在当年十月革命节的游行队伍中。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说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了。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充满着对斯大林的一片赞扬声。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真理报》发表社论，其中称斯大林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文章以这样的口号结束：“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大会期间，红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基洛夫在讲话时称斯大林为“光荣的、坚强的列宁主义者”和“光荣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代表大会代表和外国客人们在发言和致贺词时，也对斯大林进行了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洛米纳泽等人在发言中为了表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起劲赞扬斯大林，话说得比一般人都过头。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后开始的大清洗，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自愿地和被迫地唱赞歌的人愈来愈多。到这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大大进了一步。
上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不主张“权威原则看成绝对坏的东西”，[23]
认为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权威，就没有统一意志，也就难以进行胜利的斗争。斯大林的巨大威望，曾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他的颂扬过了头，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这就不能不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它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扬，使得集体领导被削弱，权力集中到了斯大林一个人手中，助长了一系列不良倾向，形成了一整套习惯做法，造成了某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直接间接的损失。因此，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产生，就要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加以保证。要尊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党内有关全局的方针路线问题，应在全党组织讨论；而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广泛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由少数几个人在密室策划后作出决定。这样做才能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和防止个人专权现象的出现。
由于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意志代替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斯大林的信任成为干部获得重用和升迁的最重要的条件。许多人就是因为得到斯大林的信任才走上领导岗位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崇敬斯大林同时又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是他们队伍中也混进了相当多为了个人名利阿谀奉承的小人，赫鲁晓夫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莫洛托夫这样说过，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很多，而且还将更多”。[24]
但是由于这些人只听命于斯大林，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久而久之，他们逐步形成为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篡党夺权，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早在1939年在与柯伦泰谈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将被歪曲和遭到污辱，首先是在国外，我们国内也将会这样做……我也同样会蒙受骂名，受到诽谤。将会把许多坏事加到我头上。”[25]
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战争年代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将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6]
当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斯大林充满着仇恨，在他生前就极尽造谣、诬蔑、攻击之能事。斯大林这样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他未必想到，在他死后带头辱骂和诽谤他，把许多坏事加在他头上，往他的坟上扔垃圾的人，竟是当年一口一声“亲爹”、对他百般恭维、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只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造谣诬蔑和辱骂而已，他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扭转了苏联发展的方向。这个政治痞子型的人物得势后作威作福，居然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折腾达十多年之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极其严重的后果。最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继承他的衣钵，搞垮了苏联，造成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可以说，这是赫鲁晓夫制造个人崇拜、获得斯大林信任而爬上高位后取得的最大“成就”。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应该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保持高度的警惕，制定一切必要的制度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赫鲁晓夫现象的再次出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社会公仆”。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7]
在总结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时，重温巴黎公社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逐步实行这两条，才能对公职人员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才能避免“恶仆欺主”和“主仆易位”的现象的出现，才能阻止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形成，从而有效地防止制度内部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上面提到过，个人崇拜的盛行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树立唯物史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一些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是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防止党变质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应该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贯是很重视的。远的不说，就说他晚年的情况。他不顾年迈体弱仍进行理论问题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重要著作。根据谢皮洛夫的回忆，1952年斯大林对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要求谢皮洛夫牵头编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指出，“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出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劳动者来，不然我们就要灭亡。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8]
这里斯大林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两天对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说：“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29]
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语重心长的告诫，应该时刻牢记。
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场的反斯大林的闹剧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场者和观众愈来愈少，看来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不会甘心悄然离开舞台的。不过他们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几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台词，已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了。当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对斯大林进行了一番糟践后，又在回忆录里用他特有的粗俗语言恶狠狠地说道：“他（指斯大林。——引者）值几个钱？他算什么天才？什么苏联人民的‘亲生父亲’？……他身上的遮盖物将被扯下，他将一丝不挂地展现在苏联人民面前，在历史上占据一个对他合适的位置。”[30]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和后继者们如何攻击他和咒骂他，如何对他进行造谣中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尊敬他和怀念他。他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已为他在历史上树立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丰碑。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而回过头来看看赫鲁晓夫。此人身后除了留下反复无常的政客、巧舌如簧的撒谎者和革命事业的背叛者的名声以及一大堆劣迹和笑料外，还有什么呢？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已剥蚀了他身上的各种遮盖物，倒是他自己已经“一丝不挂地”展现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自然也将在历史上占据一个适合于他的不光彩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1979年，第298页。
[2]见1999年3月19～22日《真理报》。
[3]《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96页。
[4] 《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5] 《史料》杂志2003年第3期第54－55页。
[6]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127页。
[7] 《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8]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1页。
[9]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0页。
[10]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83页。
[11]《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463页。
[12]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6～787页。
[13]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974年，第271～272页。
[15] 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70页。
[16]见
[17] 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页。
[18]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1、434页。
[19]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2～785页。
[20] 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390页。
[21] 《真理报》
[22]《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3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553页。
Ф[24].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8页。
[25]《对话》杂志1998年第8期第94页。
Ф[26].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9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335页。
[28] 《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8年第5期第200页。
[29] 《明天报》1997年第50期。
[30]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186页。
（《环球视野》•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