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二)

          二、秘密报告讲了些什么

    上面说过，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调查报告只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而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所做的报告内容大大增加了，时限从三十年代延长到五十年代初。它的开头部分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接着就开始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然后讲战争年代斯大林的活动（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数民族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战后年代的镇压行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传略》中和其他场合进行“自我吹嘘”的表现。最后是结论部分。

     秘密报告虽然一开头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但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个人崇拜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更没有讲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和形成过程。赫鲁晓夫袭用上世纪二十年代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宁于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对这封信的补充，摘引了其中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同时赫鲁晓夫又宣读了克鲁普斯卡娅向加米涅夫叙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对待她的信以及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来说明斯大林的为人。应该指出，当年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柯夫等六人逐个进行了评述，指出了他们的长处和弱点，赫鲁晓夫只引用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无疑是为了给代表们造成列宁只对斯大林有意见的印象。至于说到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那么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作了很好的说明，她说，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事情“具有纯粹个人的性质，与政治毫无关系……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央全会根据医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进行监督，不要让人们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间告诉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让他激动，以免使病情恶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诉他此类消息而申斥了他们。伊里奇偶然知道了这一点，——而此类保护制度通常都使人觉得难以忍受，——就对斯大林进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结了。不用说，如果伊里奇当时不像我指出的那样病情很重，他会对这件事作出另一种反应。关于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出示。”[1]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宣读这两封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秘密报告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他说，在1935－1937－1938年这个时期，“形成了在国家部门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做法，开头针对那些早已被党击破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针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针对那些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最艰苦年代肩负重担的忠诚的共产党人，那些曾积极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卫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2]

    赫鲁晓夫虽然称反对派为“列宁主义的敌人”，出于种种考虑没有为他们平反，但是认为他们都是无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为的受害者。[3]

    他向大会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调查报告中的材料，说1934年第十七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70％）被捕和被枪决，出席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有半数以上（一千一百零八名）被捕，以此来说明镇压规模之大。[4]

    他指责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说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违反任何法制任意处置不同意见的人。他严厉谴责国家保安机关粗暴破坏法制的种种行为，并且指出，这种做法是经过斯大林批准的。他还说，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开始的，并且强调这个案件的有关情况至今还有“许多无法说明和无法理解的地方”，[5]

    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内务部人员干的。这里顺便提一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吩咐杀死的，目的在于吓唬人民。[6]

    而二十大后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改革”年代又重新进行调查，仍然如此。关于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关系紧张的断言，早已为事实推翻。可见这是赫鲁晓夫的猜测。报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鲁祖塔克的申诉书以及讲述了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来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从而把这场肃反完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残杀无辜的惨剧，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存在不存在应加以镇压的敌对分子的问题，不讲他所说的错案具体错在哪里，根本不提1938年联共（布）中央采取的纠偏措施和对破坏法制的人的惩治，这就歪曲了历史真相。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

    因此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看待各个阶级、政党和个人的活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赫鲁晓夫恰恰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从国际上说，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西欧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对它采取敌视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及其反共的叫嚣和侵略扩张的野心，使得苏联一直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下，需要从各方面做好反对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的准备。而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敌对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余波未息，反对派的首领们仍在进行活动。而且苏联当局从获取的情报发现，他们正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肃反运动，无论对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说，这也是备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二战开始后，西欧不少国家在法西斯发起进攻后一触即溃，德国“第五纵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苏联在法西斯入侵后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彻底肃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年到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气愤的野蛮行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8]

    当然，肃反犯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在三十年代下半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斯大林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及时调整政策，有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思想问题和党内斗争的问题，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轻易地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杀了不少受到怀疑或罪不当诛的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对这一切斯大林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不能单纯用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来解释，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这里还有别的因素起了作用。首先，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况下那样对各种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其次，有一些异己分子混入了执法机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肆意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当时的气氛下，有人或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取得信任，或为了得到升迁，进行相互揭发，乱攀乱咬，弄得一时真假难辨。在干部队伍中，尤其在高级干部中，有一批对肃反过于热心的人，他们表现得异常积极，采取了许多过头的做法，这些人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理直气壮地指责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高级干部当中的一个。

     根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通过他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谢罗夫和他直接领导的保管各种档案材料的苏共中央总务部的有关人员，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现在担任直属总统的平反委员会秘书长的纳乌莫夫证实，销毁的材料达十一纸袋之多。[9]

    同时，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依说，谢罗夫还帮助赫鲁晓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签名。[10]

    但是尽管赫鲁晓夫及其亲信作了很大努力，仍无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迹。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里说：“克格勃的档案里保存着能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州委领导人的文件”。另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秘书波利亚科夫说，1937年赫鲁晓夫每天都给莫斯科内务局打电话询问逮捕犯人的情况，他说：“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卢加或梁赞。”[11]

    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需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往前走。”截止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书记中有三十五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许多苏维埃机关、工会、经济部门、共青团的领导人以及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鲁晓夫参加的“三人小组”签发的。[12]

    1938年1月他调到乌克兰工作后，那里有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以及州委书记等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和长期的有期徒刑。[13]

    在这期间他还向斯大林写信告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乌克兰每月报送审批逮捕的为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人，而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两千到三千人，请求您采取紧急措施。热爱您的Н.赫鲁晓夫。”[14]

    历史学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档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证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曾请求批准枪决八千五百人，把三万三千人送往劳改营，而调到乌克兰后，请求枪决或关押三万人。[15]

    这些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本人曾对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改革”年代起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说：“赫鲁晓夫并没有少让人流血，而与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16]

     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为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制造理论依据。他说，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就企图这样做，说什么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17]

    他又说，混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别有用心分子和无耻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和这次全会根据叶若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以党的名义来掩饰大规模的恐怖行动。[18]

     斯大林确实曾几次说过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话，这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时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联共（布）十六大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19]

     而到1937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他在上面赫鲁晓夫提到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20]

     斯大林明明说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赫鲁晓夫却硬说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说的是这些残余将“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赫鲁晓夫改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赫鲁晓夫的篡改流传甚广。科索拉波夫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却没有想到去与斯大林的原文核对一下。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时，肃反运动已过去了二十来年，当年的错误正在纠正或已经纠正，它将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人本应采取冷静态度，引导全党在查明事实和全部真相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过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可是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这样做，他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和夸张的语言讲述过去发生的事，并且即兴发挥，加上自己的臆测和推断，同时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诉，来揭露斯大林和其他当权者的“残暴”和“不人道”，这增强了报告的揭露性和煽动性，而没有对造成悲剧的原因和应该汲取的教训作出像样的分析和说明，他这样做，实际上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炮弹。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举世公认的，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夸大他在肃反方面的错误外，还应把他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于是大讲他的失误。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战争年代的所谓错误和失算成为秘密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报告的这一部分的特点是歪曲事情的本来面目，毫无根据地下各种断语，编造事实，达到了信口开河的程度。

    首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战争初期发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说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21]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对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德军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置若罔闻”，他的“这种漫不经心，漠视明显的事实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敌军在战争一开始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我国的大量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众多军事干部，打乱军队的指挥，结果我们无力阻止敌军向我国内地推进”。[22]

而实际情况是，希特勒上台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们实行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就包含着备战的目的。尽管作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去的基础太差，与德国比较，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够。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还说，“斯大林在战前曾认为，只有到1943年我们才能与德国人势均力敌”。[23]

     因此斯大林想尽各种办法以推迟战争的爆发。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进行军队部署和采取具体的备战措施时尽可能不使对方发觉，以免对方以此为借口提前发起进攻。在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确实从各种渠道得到各种情报。那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说，他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看这些情报，什么样的情报都有，所说的德军发动进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当时苏联尚未与英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斯大林对丘吉尔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认为丘吉尔这样做另有所图。根据他的看法，德国在结束西欧的军事行动之前不会东进，并不完全相信德国会在近期入侵苏联，因而也就没有要求边境军区部队立即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直到接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发动进攻的报告后，才下达备战和反击的命令。这就使得苏联红军在战争爆发后一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损失。应该说，这是斯大林判断上的失误，是一位领导人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漠视各种情报和信号”，不作迎战准备。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战争初期的失利还因为1937年到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据诬蔑性的指控杀害了大批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24]

    这里他指的是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案件以及在这之后对部队干部的清洗。应该指出，这是事出有因的。图哈切夫斯基当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握有实权。苏联政府从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他与德国军方联系密切并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于5月中旬亲笔写信，告知他从德国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斯大林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很快在笔供中承认了犯罪事实，于是军事法庭迅速作出判决，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成为在军队里开始清洗的讯号。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采取坚决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万一确有此事而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设想。问题过于匆忙地作出死刑判决，如果发现错误就无法补救。同时，当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及其副手们在清除渗透到部队的外国代理人的过程中搞过了头，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则借口政治不可靠而从部队中清除了约四万名有经验的指挥员，这些做法确实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赫鲁晓夫指摘斯大林时，大概又“忘记”了他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基辅军区也搞了大规模清洗，他和其他领导人在一份报告里说，那里的九名军长被全部被撤换，二十五名师长撤换了二十四名，九名旅长撤换了五名，其他各级干部被撤换的比例也很大。[25]

     不过联共（布）中央于1938年开始纠正这些做法，恢复了一万一千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杰出统帅的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人）的军籍，从而减轻了损失。另一方面，战争爆发后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倒戈行为，这说明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错案一直有不同意见。当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确实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反对为他们平反。一些历史学家也持这样的态度。最近作家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说，开头他曾为图哈切夫斯基辩护，认为他是无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改变了看法。[26]

    赫鲁晓夫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分析当时得到的情报（尤其是贝奈斯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笼统地把错误的产生归结为斯大林的多疑，这就再次歪曲了历史真相。

    在谈到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断定说，“在前线遭到最初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来临了……在这之后他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去见他，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况需要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时，他才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27]

     可是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远在基辅，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斯大林这时的心情和表现。翻一翻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他从他在秘密报告中痛加批判的贝利亚那里听来的。[28]

     事实是：在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不顾身体有病（根据他身边的人说，这时斯大林得了严重的咽喉脓肿，体温高达四十度[29] ）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发表命令，调兵遣将，领导抗击敌军的斗争；他对政府部门进行改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他安排军工生产，以保证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他在做大量的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会见各方面人士，鼓舞他们的斗志。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一本来访者登记簿逐日逐时地记下了这些日子斯大林会见的人。根据登记簿记载，1941年6月22日即战争爆发的一天，他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3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6月24日会见了二十人次，6月25日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6日会见了二十八人次，6月27日会见三十人次，6月28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在他会见的人当中有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人民委员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会见一直持续到深夜。[30]

    在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边，对情况最为了解。诗人丘耶夫在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人这样写道，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了语言能力，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说惊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现出来。斯大林无疑有他的难处。要说心情不沉重是荒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绘成不是他当时的样子——居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当然很荒谬。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连惊慌失措或丧失语言能力的时间都没有。”[31]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又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没有到过任何一条战线和任何一个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线处于稳定状态时闪电式地去过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的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这些命令常常没有考虑到该作战地段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导致重大的人员损失。”[32]

    作为例子，他讲了1942年5月的进攻哈尔科夫的战役。他说，当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时，西南方面军领导作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并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却要求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说明形势。然后他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电话，却让马林科夫转告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结果牺牲了十几万士兵的生命。[33]

    这样就把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首先应该指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到过任何战线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根据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曾两次亲临前线，谢尔戈带着电台陪同前往。[34]

    华西列夫斯基也在回忆录里写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过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视察。而且在华西列夫斯基看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来说，这样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党中央和大本营最合适，因为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各种各样的情报源源不断，他能及时了解军事行动的过程以及各方面军的需求和困难，作出有效的和正确的决定。[35]

     至于说到哈尔科夫战役，那么应该指出，进攻哈尔科夫的计划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和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提出来的。总参谋长认为实施这次战役是冒险的，建议不要进行。但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必获全胜，于是斯大林才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开头进展顺利，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敌军突破了防线，到5月18日，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建议停止进攻。根据朱可夫回忆，5月18日他“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朱可夫特别指出：“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36]

    就连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沃尔科戈诺夫也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朱可夫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如果这是赫鲁晓夫健忘，那倒也好说，但是如果是为了推托历史责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7]

     赫鲁晓夫在叙述他如何与华西列夫斯基通电话时，编造了“斯大林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谎言。麦列茨科夫元帅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话。赫鲁晓夫还指责斯大林在红军阻挡住了敌人并转入进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正面攻击的战术，反对采取侧翼迂回和切入敌人后方的方法，给红军造成无谓的牺牲。[38]

     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懂得及时改变战术、自以为是、歇斯底里地固执己见、贬低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须对许多战役重新评价，做出新的解释”。[39]

    可见在他看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是完全不够格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听一听朱可夫的意见。这位对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统帅和杰出军事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40]

     赫鲁晓夫还谈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数民族居民全部迁往中亚内地的事，说当时战事已出现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这样做“绝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说这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的粗暴践踏”。[41]

     这里赫鲁晓夫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1943年战局确实出现了大的转折，红军开始反攻，但是列宁格勒之围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时土耳其陈兵苏联南部边境等待时机，可见形势还比较复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向西推进，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有意不谈这些民族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的普遍性以及德国占领期间或大军压境时他们严重的背叛行为，当时投靠德国和与德国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极少数上层分子，在这方面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战时的表现作了专门研究后指出，在战争期间许多人逃避服兵役，在当地组织反革命武装团伙一百九十七个，参加者甚至有当地的许多干部，曾两次发起暴动，袭击红军，支持德国人，保护降落该地的德国伞兵等等。[42]

    然而尽管如此，把整个民族强行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会引起不满，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当年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并赢得最后胜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有的俄罗斯论者指出，在二战中美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迁往内地的集中营，可是至今没有人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提出过指责。[43]

    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没有道理的。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采取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德国侵略者的功绩，在他看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报告时也许出于某种考虑，没有把这看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在回忆录里就这样做了。他说，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国家就会把备战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没有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战争将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军队没有斯大林的领导也会取得胜利，甚至会少遭受一些损失。[44]

在谈到战后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用叙述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同样方式，讲了“列宁格勒案件”、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和“医生案件”，同样把造成这些悲剧的责任归之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同时提到了贝利亚所起的作用。

这里着重讲一下“列宁格勒案件”。我们知道，战后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以日丹诺夫为首，称为列宁格勒派，其成员有曾在列宁格勒工作、后来分别担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则由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后来靠拢他们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组成。战后斯大林有意退位，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他比较看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认为他们年轻有为，这就引起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的强烈妒忌，于是展开了一场争权斗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利用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向中央报告统计数字失实一事向斯大林告状，引起了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强烈不满，斯大林从此不再信任他。他们以同样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接着他们捏造事实说两人闹独立性，企图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对立起来，把俄联邦与苏联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宣布列宁格勒为俄联邦首都等等。最后两人和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反对政府和叛国，受到镇压。在制造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马林科夫。而熟悉情况的前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苏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也是“列宁格勒案件”的策划者之一。[45]

     而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当时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负责审理这个案件。[46]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讲“列宁格勒案件”，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任意处理”和“喜怒无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出于同样的目的，抛出了苏南关系问题，在揭露斯大林“丧失了现实感”以及“表现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莫洛托夫。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他说：“这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1948年问世的他的《传略》[47] 是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他认为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校改过的书“表现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是把一个人神化，把他说成永不会犯错误的圣哲，说成最‘伟大的领袖’和‘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的范例”。[48]

    他认为没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写的几段话就可说明这一点。于是他先引用了书中这样一段话：“在列宁不能工作后，在与怀疑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形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们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以实现列宁遗训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49]

    这段话确实是斯大林添加的，不过斯大林原话中具体说明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集体，赫鲁晓夫用删节号把这名单删去了，[50]

    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长长的名单与他关于斯大林突出个人的断言相抵触，也许是由于他见到这个领导核心的名单中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又引了斯大林紧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话：“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担负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一点自负、自满和自我欣赏的表现。”[51]

     引用时删去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方面的伟大作用，宣称：‘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52]

    大概他认为这后半部分与他关于斯大林“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说法不符，就大笔一挥删去了，而且不加删节号。

     更为可笑的是，赫鲁晓夫还把书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词句的话完全当成斯大林添加的话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调子。例如斯大林把书中原来的“斯大林大元帅是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造者”改为“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学说”一句中“学说”二字改为“原理”。[53]此外还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原理”、“命题”或“结论”。赫鲁晓夫那样做，一方面说明他连原件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书记弄不清“创造”与“发展”、“学说”与“原理”、“理论”、“命题”、“结论”孰高孰低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样时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诸如“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头衔，而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见他的选择性是很强的。

    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它缺乏严谨的结构，叙述混乱，不同段落用以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有的段落简直就是报告人个人在讲他编造的故事，而且有时他个人的感情色彩甚浓。这个报告确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种大拼盘式的和低质量的东西，如果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发表，那是他个人的事，也许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风格，但是他却硬要借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那简直是丢中央委员会的脸。

    赫鲁晓夫虽然大讲什么个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个人崇拜是什么问题；虽然说了一些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实际上并不那么做，他压制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一点也为后来他大权独揽后的恶劣表现和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事实所证明。因此赫鲁晓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诚然，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列举了不少事实，尤其是与三十年代大清洗有关的事实。但是他在讲这些事实时，如上所说，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同时进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编造各种谎言，这样就使得事实与谎言搅和在一起，变成半真半假的东西。著名作家列昂诺夫说过：“上等的谎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东西制造的。”这样的谎言比一般的谎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大量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和许多历史事实已经弄清的今天，还有人继续相信赫鲁晓夫的谎言并加以传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鲁晓夫在报告里就利用这种“上等的谎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独断专行、不容异见、残暴无礼、病态地猜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不动就杀人的独裁者和暴君。虽然报告里有“过去斯大林曾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很大功劳”这样的词句，并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与反对派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借口没有给自己提出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的任务而对他所说的功劳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说明。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嘴。实际上，报告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所用语言来说，不像是对一位有过功劳、但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像对一个制造了无数悲剧和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诉和宣判，这事实上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在讲个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失误和巨大的损失时，把一切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如同著名学者科日诺夫所说的那样，他还在绕着个人崇拜转，因为仍然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有人把这种表现称为“反过来的个人崇拜”。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仍然是在宣扬他所说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即“反过来的个人崇拜”。

    [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3]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87、298～299页。

    [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页。

    [5]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138页。

    [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第242页。

    [7]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8] 转引自《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

    [9]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0] 见2000年7月17日《独立报》。

    [11]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2] 见В.科日诺夫的《俄罗斯－二十世纪（1939－1964）》一书，2002年，第355－356页。

   [13] 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4] 转引自《请斯大林同志讲话》一书，1995年，第322页。

   [15] 见2006年2月26日《卫报》。

   [16] 《论据与事实报》2003年第25期。

   [1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9页。

   [18]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0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页。

   [20]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页。

   [2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6页。

   [2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3]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0～41页。

   [2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5] 《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631～632页。

   [26] 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页。

   [2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149页。

   [28]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95～96、239～240页。

   [29] 见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领袖们身边》一书，1997年，第75页。

   [3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216～220页。

   [31]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60页。

   [3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33]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150页。

   [34] С.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1994年，第181～183页。

   [35]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中文版，2003年，第484页。

   [36]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下册），1985年，第493页。

   [37] 见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235～237页。

   [38]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39]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40]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上册），1985年，第344页。

   [4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2页。

   [42] 见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国的'高加索之鹰'》一文，载《俄罗斯特种部队报》2000年第10期。

   [43] 见《对话》杂志1991年第4期第64页。

   [44]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40、243页。

   [45] 见2006年2月10～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46] 见С.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1994年，第325～326页。

   [47] 这里说的《传略》，应是1947年出版的修订第2版。

   [48]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49]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2]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3]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      原载于（《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