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马贵凡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於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报告是怎样起草的？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中心（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保存的有关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看到这些材料，有些主席团委员感到，党的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如何对待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迫害事件，这是个问题。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若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不这样做，那么什么时候有谁这样做了，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我们对以前犯下的罪行完全负有责任。”他接着说：“当然，我们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我们可以说明我们当时的工作环境。如果我们自己主动这样做了，诚实地向代表大会代表说明事实真相，大家就会原谅我们。至少他们会说，我们是诚实的。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会身败名裂”。米高扬建议主席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内务人员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弄清所有迫害事件并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赫鲁晓夫认真地听取了米高扬的意见，并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当了什么角色。米高扬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他又建议，最好先向主席团成员讲清迫害情况，不要等别的什么人做这件事。他认为，主席团成员可以向代表大会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关於斯大林的罪行情况，他们只是在听取了大会之前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的通报之后才知道的。这样，主席团成员可在某种程度上洗刷自己对30年代血腥镇压的部分责任。因为正是他们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免除对他们的种种指责。
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但会上谈的主要问题，是党的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大会代表的命运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成员有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党中央监查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会议责成该委员会研究有关1935年至1940年间对十七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以及苏联公民进行迫害的各种材料，并向主席团作出报告。
为什么十七大中央委员的命运如此引起主席团的关注呢？米高扬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十七大时“在党员中还没有迫害事件，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反党集团、没有意见分歧，党是团结的”，因此，看看这次大会的代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后来受迫害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二十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主席团收到关於斯大林罪行的事实材料越来越多。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工作很积极，不断向主席团通报这方面情况。在主席会议上多次有人提出如何处理斯大林的问题。2月1日以前，只是讲通报30年代下半期至40年代初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情况。2月1日，中央传讯在押的原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查员罗多斯，此人在回答问题时谈道：“有人对我说，科肖尔和丘巴尔（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侦查员，应该从他们那里取得口供，承认自己是敌人。我认为，我是在完成党的委托。”他的这个供词令主席团委员们大为震惊，斯大林问题就突出来了。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向自己的同僚们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在这里讲的报告是指中央总结报告。报告中含有对迫害手段和对斯大林的评价。
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后者说：“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不能饶恕。”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於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这是赫鲁晓夫首次在主席团会议上，明确而尖锐地谈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说他是大规模迫害活动的组织者。
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员委员部关於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委员会列举了30年代下半期开展肃反活动所依据的最重要文件，最后得出结论说：“关於内务人员委员部揭露的反苏组织、同盟和各种中心的案件，都是侦查员对被监禁者采用刑讯手段捏造的。报告列举了国家安全机关捏造布留赫尔（加仑）、鲁祖塔克等案件的种种做法，说粗暴破坏法制的行为在侦查司法机关（包括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已习以为常。”
委员会指出：“对被捕者的审讯记录，不断报送斯大林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根据被捕者的口供，一些还在工作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民族地区共产党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消失了，发生了大量毫无根据的逮捕行动。叶若夫在一些会议上公开声称，这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委员会还指出，主要托派、右派干部在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就被镇压了，后来同托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右派进行斗争的党政干部也遭到了恐吓。
委员会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最可耻行为，对大量遭受诬告的无辜人们最野蛮的审讯，曾两次得到斯大林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的批准。在我们党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有过受到严重考验的时期，但还未曾有过比1937年至1938年毫无道理地实行大规模迫害行动的更为严重和更为痛心的时期。”
报告结束后，主席团进行了讨论，赫鲁晓夫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斯大林作为领袖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消灭所有的人，那还叫什么领袖？我们应该拿出勇气，说明事实真相。我的意见是向代表大会作出说明，要考虑考虑怎么讲，由谁来讲。如果不讲，那就表明我们对代表大会不忠实。或许由波斯别洛夫起草报告，并说明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在不忠实的人手里。”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於民族问题的信”。
莫洛托夫第一个发言。他再次试图说服主席团委员们，在报告中应有“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继承者”的提法。他提出的理由是，党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和工作30年，它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使国家发展成了伟大的强国。莫洛托夫指出，对斯大林的态度，可以讲搞个人崇拜，但我们也要讲列宁，讲马克思。
卡冈诺维奇接着发言，他说：“不能欺骗历史，事实总是事实。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要听报告，要散发‘遗嘱’和‘关於民族问题的信’。我们要承担责任，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反对。但是，如果我们说同托派的整个斗争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是不诚实的。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处理此事头脑要冷静。”
布尔加宁基本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他认为，在评价斯大林作用时，可以把他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5年以前，那时斯大林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阶段是1935年以后，这时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伏罗希洛夫发言时很激动，他要求谨慎从事。他讲了斯大林同党的敌人进行的不调和的和严酷的斗争，他指出：“斯大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是极凶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