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作者：萧水 第六章 大周天子 后记

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前771年）
大周天子 一
大周天子的先人，有一段离奇的诞生经验。
公元前两千余年有一个姑娘叫姜嫄，她有一天觉得很空虚，就到郊外去玩，看见一只巨人脚印（也许是外星人留下的），她想上去比比，看看谁的脚丫子更大，就踩了上去，结果坏了，肚子里怀上了小孩。在这的故事表象背后，潜藏着远古女子经常包二爷的事实，所以常常指辨不出孩子爹是谁，因而编出巨人脚印故事。
十二个月过去了（粗心的妈妈不但没记住孩子的爹是欢乐谷里的哪一位，而且连日子也数乱了），小孩生了下来。倒霉的妈妈还不想这么早就被孩子拴住，于是忍忍心，含着眼泪把小孩抛弃在大道上。让人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过路的牛马都惶恐地躲避，不敢踩这个非同寻常的小孩；转而把他丢到冰上去呢，又飞来一大群禽鸟，围着他跳忠字舞，百鸟朝凤似地。
这个很难扔出手的小孩，不得不被他妈妈又拣回去了。
这个飞禽走兽都为之投上庄严一票的孩子，长大以后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后稷。我们说的“社稷”两个字，有一半就出自于他。“稷”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人跪着抚摸禾苗的样子（甲骨文图象），标志着名字的主人对种地的喜爱。四千年前的一个小孩不跟着大伙去抓鱼、追野兔，而抚摸什么禾苗，其古怪和卓而不群，可以和比尔?盖茨从人人向往的哈佛大学退学自办公司媲美。
那时的中国正归大圣人尧帝管理着。尧帝慧眼识聪，发现了后稷的特别才能。后稷种地，看似花哨，其实泽被万世，尧帝不知道它的未来价值有多大，但知道它一定很大，好比互联网的概念股，涨上去要吓杀人的。于是尧提拔后稷负责天下的农耕。尧帝说：“从前老百姓打猎，猎物时多时少，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你后稷推动农业，才半饥半饱了。半饥半饱也是一种进步啊，总有一天，顿顿都饱，以致于要减肥了。种地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你一定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重视啊。”
后稷省吃俭用，挤出宝贵的科研经费研究种地，终于培养出了稷（即黄米），是五谷之长，古代中国的细粮，祭祀中的指定用粮，现在山西人还在吃。稷是一种有叶的植物（这是废话），它起源于狗尾巴草，稷结出的籽就是粟，粟去掉皮壳，就是光鲜鲜黄灿灿的小米，这是夏商周三代最主要的粮食，但现在几乎没人吃它了。当初神农氏发明的就是这个，后稷加以改良优化，并且以后稷的名字来命名。或者说，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命名了后稷。
后稷还优化了麻。麻分公母，母的麻产籽，可以煮了当饭吃，但味道不怎么样，所以慢慢就少有人吃它了，只是用作炼油。现在，不但没人吃它，连油也不用它炼了。公的麻剥皮，可以织衣服。麻的大量推广，减轻了人对对贵重的兽皮蚕丝的依赖，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植物的性别有了认识。
与后稷同时，美洲印第安人正在培育玉米，后稷则又发明了伟大的大豆，四千年后大豆传到欧洲，轰动了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外国人从来没见过大豆和豆腐。而且奇怪的是，夏商周人把大豆煮熟了，做成豆子粥吃。如今，大豆也没人吃了，只是用来做豆腐，以及用来炼油——豆油。
夏商周人的主食稷（结出粟，脱壳是小米）、大豆、麻，都是后稷的科研成果。后稷有大功于天下，五谷熟而人民育，于是成了谷子神，受到后来历代帝王崇祀。而现代人的主食完全与三四千年前不同，现在吃稻子和麦子，而当时人很少吃。稻子是大禹治水时候引进到北方的，脱壳以后是大米，但当时北方人几乎不怎么吃它。麦子当时也有，可能是从西方引进的，碾碎了就是白面，夏商周人吃白面很少。
另有一种庄稼黍，跟小米差不多，但是没有小米好吃，却非常合适酿酒，是夏商周的酿酒主原料。
总之，稷、稻、黍、麦、大豆、大麻子六种作物，就是古人常说的五谷。具体六种中的哪五个是五谷，历来众说纷纭。
后稷掌管农业，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其中的商祖子契（东夷人）、秦祖伯益（东夷人）主要协助大禹跑外，后稷就跑内，从各地征集救济粮，散发到灾区，又教民耕种，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终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大舜，赐给后稷“姬”姓以示嘉奖，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F4的老大——大禹催促着舜帝退休养老以后，开创了虚无之中的夏朝。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随着商祖子契东迁去了山东，后稷也西迁去了陕西渭水流域，而伯益勇敢地留了下来，接大禹班当了三年见习天子，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干掉。这就是F4的结局。
一千年过去了，后稷的子孙则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他们在我国西部（陕西）顽强地摸索着，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种地英雄后稷的第十三代孙，就是老谋深算的“西伯姬昌”成为周方国领袖时，天下的君主正是众所周知的“坏蛋”商纣王。西伯姬昌领着大伙在陕西岐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大力发展农业。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所以现在叫凤鸣，属于宝鸡地区（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一百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西伯姬昌的爹是有名的、武功赫赫但是含冤而死的季牧师（季历）。但是西伯轻易不敢发作，因为周方偏在西陲，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西伯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原始性，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于歌颂西伯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西伯的仁政举措。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西伯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时代的水平罢了。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利用上了：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才华和创造力的空间。
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半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还盖了瓦，但仅限于屋脊，其它屋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
大周天子 二
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从行政上都是相当独立的，不过出于一种名义上的尊重和积累的习惯，向商王朝纳贡，提交祭祀所用的牺牲。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在冷兵器时代商纣王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于是纣王请了中环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意思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在《封神演义》里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是姬姓国家，但不能把“姬”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嬴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
不管怎么样，西伯自称为王，野心不小，想当老大。据《左传》记载，周文王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使国家文弱，如同现在的瑞士、瑞典等北欧小国那样，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周文王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国家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周文王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导致国家税收匮乏，养不起军队。可据说周文王还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在周文王的仁义感化下，据说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说明农人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中央。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后代学者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然而周文王如果真是以内施仁义为专长，而不搞点像商鞅那样战时法西斯，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周文王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想要崛起，想对它国构成威胁，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周文王真的“笃仁、敬老、慈少”，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边地，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而不是四邻拱服的盟主。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儒家学者以为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别说，到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历史前后真是如出一辙啊。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真实消息是，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国拼命发展国力，累年对外扩张，走上了战时法西斯的道路。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宝马美女，纣王立刻笑逐颜开地释放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大周天子 三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周文王在陕西西部宝鸡地区岐山大本营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攻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以及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
须知，陕西省四周都是群山，号称有四塞之固，黄河在东边围护，只要扫清了陕西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此地（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陕西建国起家，再俯冲中原的。这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于是，周人在攻破犬戎、密须、阮、共之后，又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们把盾牌拼在一起，举在头上，形成一个顶盖。在顶盖下，士兵们像团乌云一样向城门推进，头上听到无数石块、飞箭砸下来的声音。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说是修文德去了），其实按照《诗经》描述周人建国过程的诗歌和《左传》记载，周人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用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蹈袭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跑着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秋天也要遗弃我。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万余人），以及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千万不要以为木头轱辘不好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大量炮车、马车轱辘还都是木头的呢，一样南征北战地跑。纣王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身披牛甲，弯弓拈箭，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包括当初F4中“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就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用横枝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朝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割人柔弱的脖子。所以戈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戈的不足在于杀伤创面小（啄和钩的受力点小），攻击面积也小，如果站在车上，车驾驶得不好，互相的戈谁也够不着谁。所以，戈的攻击效果未必比弓箭好。恶来的腰间还挎着护身短刀（当时还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恶来上身穿皮制的衣甲，下身皮质的甲裙，甲都是小块牛皮连缀起来的，牛皮块上有青铜泡。这就是所谓的甲胄（甲是身上穿的，胄是头上戴的）。
虽然甲都是牛皮的，胄却很多是青铜铸造（正是从前蚩尤所向往的东西）：约20厘米高，像一个扣着的钟，左右及后部向下伸延，用来保护颈部和耳朵。顶子部分隆起得比现代头盔高，那是为了容纳恶来的大发髻。盔顶还浇铸成凶恶咆哮的虎首状，用来吓敌人一跳。盔顶还有一个插缨羽的小管，缨羽标志着军人的级别。头盔表面经过打磨，以容易打滑的表面来卸掉敌人兵器的打击力量。但里面粗糙不平。因此，恶来要先裹上头巾再戴盔，以免蹭掉头皮。
一直未经历正规大战的周文王军，这一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血的苦涩：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疲敝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注意这个n个回合不是两军主将互相冲刺单挑的回合。当时车战，车子排成横排进行冲锋，与敌车交合时候开始相打。随着车子交错而过，双方还得兜回圈子从新列队再冲锋，这算是一个回合）。周人溃散以后，想逃回千里外的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几乎坠入覆灭之灾。正这时候，周人的军师姜子牙在东夷救了这些残兵败将一命。姜子牙以一名间谍身份，打入遥远的东夷地区从事策反工作，那里也是他的老家，言语和习俗都熟洽，便于开展工作。
在姜子牙的策反下，东夷人抓漏子趁着纣王主力西出而骚扰了王畿地区。纣王大军于是放弃彻底截杀周人，拐回头向东进发，讨平了反叛的东夷人。然后押着周文王凯旋而归。周文王带着古代的手铐脚镣（“桎梏”），被押解到王畿地区（河南省北部）的汤阴县（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所谓桎，是一条绳索，上连脖颈，下系于腰，中间系着反背在身后的手（倘是女的，手就在胸前）。梏，则是连接两脚的绳索。我们不敢保证周文王戴着桎梏。但是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屁股，一边询问他造反（准确的说是入侵）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入侵）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声调伴着竹板的打击起伏顿挫，摇曳和谐。
可怜的周文王被挤兑得面红耳赤，是否进行了检讨不得而知。但据司马迁说，周文王在“羑里”蹲监狱时期没有闲着，他和现代服刑人员一样，也攻修了专业课程。他那时比现在好，没有什么书可看，文科就是一些政府文件（后来被整合成《尚书》），理科呢，是“八卦图”。西伯脑子好使，蹲监狱期间潜心揣摩《八卦》，终于研究出了“八八六十四卦”每卦的喻意，期间熔炼了物理、化学、医学、天文、社会、宇宙的大知识，成为继那个半真半假的妖怪“伏曦氏”（始作八卦者）之后我国又一学术带头人。
不过，“周文王演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当时的文字还相当不够完备，一些卦辞如“伯和篡位立”是周文王死后才发生的事情。周文王虽然被后人说作是“长着重瞳子和四个乳头”的异人，但也未必就能预见身后，否则他就不会被抓进监狱里来了。周文王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草率兴兵，孤军深入，鸡蛋碰石头，大败于山西黎城，被抓进了监狱。而且论者认为，最终他被英明的纣王“卡嚓”一声杀掉了
周文王的儿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听说老爹被卡嚓了，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是为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总是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借木主以激励战士。并且周武王给战士训话一再疾言其父无罪，反复嚷嚷道：“予克纣，非予武， 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杀了他，我们来报仇）；纣王若战胜了我，并不是我父亲有罪，而是出于我的无能。总之是一再嚷嚷我父亲无罪。如果周文王是向主流史书写的那样，安享天年地死在老家岐山，当不必拼命辨说他无罪。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以为奇耻大辱，不忍言之，后来就采取避讳的办法，在史书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周文王“弄”出监狱，回老家去驾崩（这就类似耶稣被钉死以后，人们出于好意，又传说他的复活一样）。
具体让周文王出狱的办法是，他蹲监狱期间，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放猛虎归山吧。这个说法来自《左传》，谁信才怪呢。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刘安）的人给出另一个solution，他请周文王的属下拿着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一千条去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舍不得不放，下令释放西伯。几十年之后，另一个学者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见色起意，放了文王，整天骑着美女搂着宝马乐（对不起，说反了）。还是司马迁一笔改的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搬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
到了晋朝，热心的晋朝人又在帮周文王想更有创意的脱身办法。一个叫“皇甫谧”的医生写了一本史书，叫《帝王世纪》，书中设论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肉的。”（这大约是这位医生的研究成果）。
“我们请把周文王的儿子烹了，做成肉羹给监狱里的周文王吃。如果他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既然不是圣人，那对我朝也就没有什么危害，您大可以放了这个俗人回老家去。”有人建议说。
于是，纣王命人烹了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一闻不是味儿，含着眼泪，还是把儿子肉吃了。纣王一看，他是个俗人啊，居然吃儿子肉，不是圣人来的。那就放了回周国去吧。周文王于是侥幸脱身了。这个故事更是不可信，因为提建议的人到底是想帮文王还是害文王呢？帮的话，却牺牲了文王的儿子，古往今来还没见过这么帮人的，而且把文王儿子杀得那么残忍。害的话，任何人都知道文王必是吃不出那是儿子肉的，势必将被释放，则又害不成。
不管怎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晋朝医生“皇甫谧”的这一神来之笔，立刻使纣王没了人性：逼着人吃儿子肉，活生生地烹人。其实，烹人不算什么狠事，历朝历待都有烹，不管是名气好一点的坏一点的帝王，都有。
后来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此人自己当奴才不算，还在诗中替1800年前的周文王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乞活文字给纣王看，要求纣王饶了他，放他出去。结果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其实，周文王已经称王，属于公开反叛，与纣王平起平坐，纣王抓住他是不会轻易释放的。到底周文王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送礼送山货、送礼送美女、吃儿子肉、写乞活文章”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对周文王的“来远怀众、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崔永元不是教育我们吗，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大周天子 四
现在我们说说姜子牙。据《封神演义》说，姜子牙一直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姜子牙当了四十年“道士”到了七十二岁才闹明白这一点，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也就没饺子可捞。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的麦子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唉，“许仲琳”老先生净瞎指挥）。对于粒状的饭食，商人是用手抓着吃的，菜和肉才用筷子、双齿或三齿的叉子，以及可切、可刺可舀的匕来吃。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牛是农夫的好助手，按理说不许杀，但商朝时候牛还不会拉犁，不是农夫助手（犁用人拉）。牛于是被放到草坡上吃草玩儿。养牛和养猪的目的在当时一样，都是为了杀了吃肉，而且小牛好，肉嫩，也用于祭祀。于是姜子牙开始屠牛。牛的浑身都是宝，牛骨头可以做梳子，簪子，针，筷子，还可以用做士兵行军的衔枚。牛角可以作箭头、弓弭。然而牛奶没利用上，中国人不喝牛奶，只有北方“胡人”才喝牛奶。牛最后一个有用处是牛皮，可以吹——炼铜鼓风的皮囊。牛皮还可以做马的挽具，拉车的皮带，以及车上的坐垫，车上载的战鼓的皮面。坚韧耐磨的牛皮还是甲胄的材料，当时的战甲都是牛皮的，比较轻便。后代士兵就惨了，穿着沉重的铁铠行军，不但沉重，里边的衬衣（防止铠甲磨破皮肤的）还容易长痱子。
姜子牙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祭祀要求雨，禁止民间杀生，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也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因缺少团队精神而被罢免。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主动提出离婚申请。这反映了当时婚姻家庭不稳固的事实，再婚、离婚婚不算个什么，还没有后代那么封建。多数家庭不能白头到老，能白头到老的，死后夫妻各有一个棺材，男左女右埋在一个坑里，棺材上各留一孔，供夫妻灵魂相通，仍可在阴间过幸福生活。
这时候的夫妻，多数是男人占主导，但是母系社会的残余势力也存在，就是以女性作主导。姜子牙就是一个例子，他其实是嫁到他媳妇家的——这是当时穷困潦倒男人的一项职业，叫做“入婿”。姜子牙所“入婿”的家族，媳妇是主导，姜子牙在那里没有地位和财产，他只是一个劳动力，甚至遭受打骂——这种职业到了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有呢，是很低贱的角色。在商朝，很多穷男人宁可不娶媳妇，也不干“入赘”的勾当，认为那是跟做贼去、作太监去差不多。
姜子牙被老婆炒了，离婚分配财产，自然全是老婆家的没有他的份。姜子牙光身一人出来（跟现在被公司炒掉没什么区别），没有本钱，无法在朝歌发展，只好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棘杖，背着行李走了一千多里路，向西跃过山西来到陕西，一路无比心酸。想着自己被老婆抛弃，姜子牙不禁流下了透明的泪水。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跑到陕西渭水河边安顿，饿了就钓鱼果脯。当时周文王还活着，神色恍惚的周文王经常若有所思地在春风料峭的渭水河畔行走，他正有兵犯中原的想法，非常需要人才。周文王看见姜子牙钓鱼有特色，用直钩垂钓，觉得这个老头懂得玩阴谋，又是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于是录用了姜子牙，派姜子牙返回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里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表示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姜子牙在中原朝歌收集情报，情报收集的非常错误，使周文王过于自信地兵犯中原。由于姜子牙生长自东海，是东夷籍贯，于是他进一步跑到东夷，挑逗东夷人去进攻商朝王畿，以配合周人西线进攻的战役。
可是周文王非常之笨，他这次兵犯中原，黎城大战却是一败涂地（前文已述），亏得姜子牙鼓动东夷人从东边打劫王畿才免于全军覆没。周文王被擒以后住进了“羑里”监狱。姜子牙又伙同散宜生等人，拿着美女宝马（或者是刘安开的另一个礼单——皮子山货）去营救周文王。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现代学者有认为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古代学者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当然要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呢。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涯都算是结束了。放在医院等死，还是拉回家等死，都挨不了几天了呵。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卡嚓了的读者，请直接转跳到下数第三段有*处继续阅读。
同意周文王被纣王释放者，请继续阅读。周文王释放回到故乡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展现在陕西老乡面前的是一个日本忍者形象，一改以前政治上锋芒毕露的激进态度，停止与商帝国争短长，也不再大兴仁义收买人心了。这得益于他蹲监狱期间的《易经》研究，总结出“以阴制阳、以柔克刚”的深刻理论。周文王回到春风料峭的渭水河边，失魂落魄、茫然若失地行走。而这时，在东夷从事地下工作的姜子牙同志，因东夷被纣王制服，也只好携带着他的机关干部撤回了陕西。姜子牙也经历过无数失败（比如卖笊篱），意识到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他向周文王献上宝策说：“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互相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猛鹰将要袭击之前，就会藏起爪子低飞；老虎将要行凶的时候，也先作低头俯耳温顺状。”
俩人一拍即和。周文王装作白痴，修筑灵台，收罗美女，沉湎酒色，胸无大志，整个儿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傻样，用假相迷惑商王朝，使它不来打自己而偷着积蓄军力、相机而动。中国“藏于九地之下”，才能“动于九天之上”的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始付诸实践。周文王就这么乐呵着直到不久死去。
商王中央觉得周人胸无大志，无能为也，也就暂时解除了警惕，调走了集结在朝歌西部的主力军队，集中力量压击山东地区一再蠢蠢欲动的东夷。甲骨卜辞细致地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战士们把战车上的马摘下来骑着飞跑（这比较适合打猎），马嘶鸣着，奔驰在山林草原之间。武士拿着矛奔走呐喊，飞箭如雨，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鏖战，猎物把车装满，其中不乏老虎和狗熊。这倒不是纣王贪玩，打猎可以弥补运输给养的不足。日暮天黑，在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着喷香的野味，斟满大碗的美酒，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干道，被后代一直沿用。这也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难。
东夷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人方恐惧地发现，商纣王军中出现了“象队”。这些大象被驯服之后当作进攻武器，是古代的坦克。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使商王军垄断了空中打击优势。古书上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象之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的胸膛然后把人抛在空中。经过几次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飞廉是留驻东夷的主要将领。
大周天子 五
辅佐周武王的是“军师”姜子牙和四弟周公旦，以及召公、毕公这些族内哥们。他们把根据地从陕西西部的岐山挪到陕西中部西安地区的丰、镐两城，目的是离中原更近一点。这就像摘桃子的人先要爬上树那样。而纣王为什么没有对此作出反映，主动来打周武王，把周人剿灭在襁褓之中，一是因为周武王继续沿用“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事奉商王朝，夙夜不懈，以麻痹纣王。二是纣王被东夷人胶着着，只好先顾东夷，毕竟东夷是离王畿很近的心腹之疾。这就好像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关外的大清兵一样。纣王共计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前后跨度为十五年，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可谓倾动全国物力。
东夷人与纣王之间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也是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长期战争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足以拖垮一个王朝。纣王虽然东线与东夷作战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周武王趁着纣王累得气喘吁吁，立刻再次兴风作浪，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兵中原，一举而灭之，而且灭的很轻松。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之亡于满清，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又进行了三年角逐。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武王伐纣”的总动员大会上。为了选择最佳的进攻纣王时机，周人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占卜这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说了算。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世故老人”姜子牙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商帝国。”
公元前1046年，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在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车上载着周文王的木主（有点抬棺大战的意思），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虚弱的旧王朝坟墓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两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的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钺），右手攥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看看左右，左右举起青铜短刀。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
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这个想象却是错误的，当时的黄土高原一片苍翠，并没有黄沙）。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周人崇尚文采，商帝国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
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那一方呢？当然，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因为这俩老头都成了历史著名的贞士，我们不得不补叙一嘴他们的来历。他俩本是孤竹国君的儿子。国君死了，命叔齐继位，叔齐觉得普天之下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哥伯夷了，就让位给伯夷。伯夷认为四海之内最贤的人莫过于他老弟叔齐了，就非不接位。两个天下最贤的人互相推让，觉得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两个并世贤人了。于是他俩就一起出逃(有点搞笑，逃什么呢，又没有人追)。
这对儿被自己的伟大吓跑了的人，听说陕西的周文王善于养老，就投奔那里了。放着自己的国君不干，去陕西吃白饭。就这么俩人，司马迁还把他俩放在《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去大书特书。两个大贤人都撂挑子了，孤竹国没多过久就被异族占领，成了山戎的大本营，骚扰四方。后来齐桓公管仲同志北征山戎，才平定了这里，这是后话不提。
伯夷、叔齐的话其实还是起了作用，一直令周武王耿耿于怀，况且武王对自己的伐纣军没有信心。他的兵员总计是三百辆战车，虎贲三千人，并不庞大。当然还有一些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主要是来自长江汉水流域的九头鸟（湖北人），以及巴蜀（四川人）。行军路上，武王乘坐的车辕突然断为三截，这也不是好兆头，大雨又下了起来，一连三天还不停止。周武王心里更害怕了，召来姜太公：“或许纣王还是不可以讨伐的吧？”
姜太公回答：“不是这样的。车辕断为三截，是告诉我们军队应该分成三路。大雨下了三天不停，正是上天为我们冲洗兵器。”
“那好吧，我们就去试试运气吧。”武王说。
军队进发得并不迅速，因为他们后面跟着牛车。牛在那时候不负责拉犁，牛平时无忧无虑吃了睡睡了吃的，像猪一样，等着被杀了吃肉。有一些有志气的牛则用于拉车，打仗的时候，马拉着战车在前面逞能，牛套着辎重在后面输送给养。总之，牛在那时候还是见过世面的，还是比较牛的，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享受耕地的苦差。牛慢慢学会耕地，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猪呢，则直到现在也没学会）。
周武王的万人队伍卷起烟尘，从黄土高原滑下。当时，百分之四十的森林覆盖着郁郁苍苍的华北平原。就是说，这一队人向左扭头，可以看见茂草摇转的田园和农舍；向右，则是野兽们的乐园，阳光钻不进的大森林里穿行着披毛犀、三趾马、剑齿象和李氏野猪。周军最终在一个黄昏时分冒着倾盆大雨抵达河南淇县（朝歌）的郊外一块叫做“牧野”的地方。当天色微明，姜子牙叫起来大家训话：“请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打鸣负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今纣王侮辱五常（又侮辱了金木水火土？），剥丧元良，商罪贯盈，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周文王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以及“自绝于人民”。都是骂纣王的。但这些词你不要太当真，即便纣王是圣人，周武王也要这么骂他的。既然要打他，就不得不骂他。给纣王泼脏水的工作，现在正式开始了（并且加泼了一千多年才泼完，直到无处可再泼为止）。
周武王龙旗的一方列阵完毕，与之对峙的是纣王虎旗的一方。哇！蔚然大观，商军铺天盖地、持矛横戈，总计十七万兵马，蝗虫一样麇集在我国中原大地三千年前的黎明之下。
不过，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一般出征方国，兵力不过万人上下，现在是王畿保卫战，固然动员的多一些。但是长年与东夷的消耗战，已经使得商王精锐尽死于外，主力牵制在东方，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恐怕多是临时征发的民夫，人数也绝对不会超出三五万。
大风自东向西，吹过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乱哄哄的行列——这些临时的民夫步兵，很多人捏戟的姿势还很像捏锄头把儿。大风猎猎席卷，接着吹到远道而来的西北人刚劲强韧的脸庞和战车上岩石般屹立的身形上。
当战场部署完毕，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周武王身后的一个史官，回望了一下天际渐渐淡去的星影，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天空上的星座和月相（并铸刻在了一只青铜鼎上），从而使得3000年后的学者，在借助计算机的复杂计算下，推算出当天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周武王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声是从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列方阵，横排展开。鼓声指挥战车的车位，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严峻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咀嚼，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万人队伍，就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时，只有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在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旭日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战兵迅猛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是步兵无法比拟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尚书》说这次战役的牺牲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血水漂浮起了杵，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应该兵不血刃才对。而我们看到的是死者肝脑涂地，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之。
到了先秦，孟子等人很不高兴这个血腥场面，就创造了“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到底孰是孰非，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按近代历史大家顾颉刚所笃信的古书《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的两个月期间，前后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这固然是“天呀！不可能的。”但是古人的亿和现今的亿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标准，个、十、百、千、万、亿，亿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应该是杀死17万（并逐个割了耳朵），俘虏30万，另得玉18万块。这两个血腥的月份，真是商人的世纪恶梦啊，而临阵倒戈是完全没有的事了。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十七万人是八十五万升，能把三个游泳池（三十米边长的）灌出一尺深的血，飘起杵来没问题。杵是木棒子，两端带棱，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了准备自己的归宿而让恶来担任了战场主要将官，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不过那是如干年前的事情了，恶来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No，组织抗击东夷），带领的商朝主力军未能返回相救。
周武王大获全胜。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属国周人的手里，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朝歌城内鹿台上，像希特勒那样自焚了。周武王用他那举了一路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从而登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妻子（估计包括美女妲己，都已先行自杀），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顺便说一下，武王割脑袋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刃部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钺是砍头的标准刑具，一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都使用这种钺，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让犯人躺在上面。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钺”后来被当做皇家仪仗队的道具，欧洲也是如此。皇帝赐钺就表示授予军权。而斧子比钺的刃部来的狭细，是有效的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大周天子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每日如履薄冰，甚至想着返回陕西镐京去。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早加快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上帝与祖先之灵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大约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下面就是我要说的了，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完全没有后代人所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那样，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也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
至于第四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时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母系社会残余势力的历史惯性。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所谓第五第六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惯的全国的历史风气。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好几坛子当时的酒。须知，一个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美国人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商朝人尚声，边喝边唱，是很爽的。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坏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的人（达官亲贵们）都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与根本矛盾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交相侵扰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就像清朝末年的光绪根本管不了泛滥的鸦片。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而且为数极少。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指责。总之，周人还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怀极怀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这些亡国之君，比起前面的开国大帝（极好极好的人），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其实，世上哪有百分百好透了了好人和坏透了的坏人呢？但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这是古代最早的一例心脏解剖观察术）。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涂抹了他来充数！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防微杜渐，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了！
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主要原因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拿商纣王信口编故事，是给历史加调料的不严肃作法。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只是可惜了纣王的形象。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
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花园里裸奔，这时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汉朝的刘向也不干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调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呵呵，都是编的）。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是说明被当时的皇帝压迫得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大周天子 七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卷起行李，开始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白令海峡上有一座陆地桥，伴随着商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商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技术上没有问题。“墨西哥”现有15尊奥尔梅克人头像与中国人模样酷似。奥尔梅克人拥有的玉圭，也类似我们商朝人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商人一样，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石喜好者，而不喜欢黄金。“危地马拉”有一尊扁平的脸朝向天空的巨石女神像，形态几乎与我国商代一尊大理石分娩神像一样。印第安人使用的云雷纹也同中国相仿，他们黄而平的脸盘也确实很像我们。最关键的是，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近年来，美洲海岸又找到一些沉在海底的石锚，被认为是来自亚洲的物件。胆子更大的学者甚至指出，移民美洲的带头人是“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然后进一步往美洲跑。
事实上，早在两万年前，亚洲就有人移民去美洲，成为当地人的祖先。商朝可能又去了一批，带去了相对先进的文化。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就是迫不得已。他们一同给周人带去了商朝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被遗留在原王畿地区，被称为“殷人”，受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武庚又被周武王派了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夹辅着。管叔、蔡叔、武庚三人合称“三监”，就是监管原殷商王畿地区的三位大员，其中武庚被另外两位“监”坐地盯梢。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残月如钩，远天里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也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但不幸的是，第二年，周武王却于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13岁小孩，小家伙正在发育求识阶段，整天忙着向周公旦学习十万个为什么，祭祀为什么用牲畜啊，为什么大王和臣子用的牲畜不同啊，冬祭秋祭的牲畜犄角为什么不一样啊，豢养多长时间再杀啊，等等等等，以及请客啊，讨老婆啊，办丧事啊，与臣子的见面礼啊，种种流程。这些东西，前朝商人都有了完备的体系，周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加以学习继承。
但是周成王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的威胁，纣王的猛将“飞廉”也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作为周武王的四弟善于意识形态工作，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还编排了大型革命历史剧《大武》，共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武王伐纣从出征、渡黄河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手举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不过这种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样板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政府音乐，调子却沉闷了点，演奏起来繁复缓慢，唉声叹气，实在使人不耐。关于这点，去问问孔老夫子就知道了。他老人家在研究大韶的时候，三个月恶心得吃不下肉去。
周公旦辅佐小孩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政策，签署禁酒条例，安抚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客人，一般都是来自外地的领导干部——那一时期的中国据说还有一千八百个小诸侯国呢。这一千八百诸侯与方国，是否接受大周天子领导，该按什么政策处理，如何对待纷纷拎着礼物跑来寻求周王朝支持的诸侯贵人，特别是来自同一诸侯的不同敌对派系，所有事情都需要逐个解决。周公接见完这些客人，又跑进去接着洗澡，洗着洗着又握着湿头发出来了，反复三次，中间料理三拨客人，经常得感冒。
除了洗澡被打扰，大忙人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排名还在孔老二之前。孔子后来继承了周公的衣钵，发挥“周礼”的礼乐仁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诩“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则硬胡说孔子这是“开天目”。）
总之周公是个圣人，就像尧帝眉分八彩、大舜目有重瞳、大禹耳有三漏、周文王四个乳头一样，周公手能反握。就是说，他两手如绵，可以反握。这都是圣人的异禀。手能反握的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的会议讲话稿好几篇被收在后来的《尚书》里边。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留在中原看管武庚（纣王的儿子）的“三监”中的老大——管叔，心怀嫉恨，就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小孩周成王的权位，并且策反了其他“两监”（蔡叔、武庚）加盟。“武庚”作为商朝遗民首脑，整天正想着“反周复商”呢，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东夷特派员洽谈，获得部分东夷族武装力量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东夷人往中原冲，被姜子牙隔住，姜子牙硬顶着，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但给身后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暴乱分子：把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周成王20岁时长大成人后，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于宝位，面向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和放风筝（这句是我说的，不过当时确实有了风筝，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因为周公自立为天子，他的三哥管叔（二哥是周武王）觉得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管叔发动暴乱，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又招来东夷人，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而且三方势力背景各异，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最终被击溃。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人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流浪于山东的商将飞廉也与东夷人并肩战斗。但整个战争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作为严厉的报复和惩罚。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管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这些都是奴隶的标识。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而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东夷贵族的公主，美丽娇弱的躯体更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事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一边流浪，一边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他失去帝国财政支持，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善走，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
姜子牙因为功大，被封到了东夷之地——齐国，也许是为了监督姜子牙吧，周公被封到了齐国附近的鲁国，这就是山东为什么被称为齐鲁大地了。但是周公很忙，离不开陕西镐京，就让儿子“周小公”去了鲁国。周小公名字叫伯鲁，是个刻板的人，把鲁国搞得教条僵化。而姜子牙是武人，保存了齐地东夷人的尚武精神，倒也朝气蓬勃。姜子牙功成名就，十分发达了的时候，以前把他休掉了的老婆，看看不行，又来找他来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从前的老婆收起来。老婆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大周天子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在他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边长两千多米），而政治中心依旧在陕西的镐京。洛邑、镐京各有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控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创造了礼仪。他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族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按照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以免看不清书或者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为什么是坐席子而没有椅子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室内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和盛饭的东西都很沉重，只能摆在地上，餐具也不轻便，就放在矮的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人们就是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睡）。
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必须跪坐，屁股压在后脚跟上。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上身的称“衣”，下体的称“裳”。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是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俩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搭配了调料分好，实行分餐制，放在进餐者在几案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也有详细要求。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很多男人打着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周人也是如此，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这和纣王的“使男女裸奔其中”没有太大区别。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总之，那时的男人、女子在结婚之前，有绝对的性交自由。而那些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就一辈子有自由。
大周天子 九
周天子的弟兄们，像周公这样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这跟当时通讯、交通技术水平落后相关。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诸侯来管理庞大的国土，这也是继承了商王朝的体制。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周成王造了一个大社，社的空场上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分封吧，用《左传》上的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诸侯建藩卫”，藩是篱笆、屏障、保卫的意思。这也就是“封建制”的本意，英文对应的词是feudal system。天子把土地封到诸侯，诸侯再把土地给孩子们，这就成了卿大夫。卿大夫要听诸侯国君调遣，随国君外出作战，也要上缴财务。这种层层分封的体系非常符合按《大英百科全书》给feudal system的定义：领主把领地交给封臣管理，封臣具有领地上绝对的权威，但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这样一层层地分封下去，形成金字塔的结构。我们有理由把大周朝视作封建社会（下一本书中还要补充一些理由）。至于商朝，可以算初级的封建社会。
在“封土建国”的时候，那个堆土的地方就叫做“社”，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地里，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名叫“后土”）。祭祀用的肉都是从周天子的社里取来的，是牛肉干儿。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的城邑和村落都有，平时打官司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这个聚会叫做“社会”，就是如今society的意思。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一不小心失了火，就把社给点着了。所以“社鼠”指征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王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看戏回来的路上还偷了六一公公的豆。至于阿Ｑ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土地神——社神的社。既然叫“土谷祠”，说明它又供奉着谷子神。
谷子神是后稷，后稷接受祭祀的地方是稷祠，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祠里藏的狐狸，你也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宗庙（里面有祖宗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一般宗庙在王宫东面，社稷在王宫西面。
周初分封制度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除了周天子的弟兄，追随周武王伐纣的众多诸侯也因功得了正果。更有一些诸侯属于无功受禄，比如黄帝的后代被封到了济南附近，尧的后代封到北京大兴县（离我原来住处很近！），舜的后代被封到陈国（包拯“陈州防粮”的地方），大禹后代封到杞（开封附近）。他们受封，没有什么讲究，全凭一个好祖宗，但这也可以看出周人的一种大襟魄！
平常，诸侯各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朝廷增加负担，还派大夫进京贡献纳宝，战时拱卫京城，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分封缓和了各部落、各民族斗争，给地方以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由模式，容许了多民族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才慢慢融汇起伟大的汉文化。
当然从人性角度来讲，诸侯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基层当土皇帝，但是呢，由于诸侯数目众多（据说有上千个，每个面积都很小，疆界方圆不足百里，相当现在一个小县，核心城邑面积不如一所大学），于是闹事也多半是小国之间互相斗殴，或者国内争权夺利的内讧，战争再升级，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群殴，很难统一起来对抗中央。即便如此，中央对地方的军队编制和活动区域，都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
汉朝人借鉴了这种体系，把汉初分封的大诸侯，细胞分裂似的，分解成多个小诸侯，这样越分越小，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就没有力量对抗中央了，因此从整体宏观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全国是安定团结的。
最后我们要说说商朝的遗老遗少（指的是原王畿地区的正宗商人，而不包括周边诸侯的那些部族），那些跟随武庚造反的“殷顽”被集中在了洛邑接受管控，这我们知道。另一批“商朝余孽”则跟随比较乖的亲周派“微子启”（纣王的哥哥）被封到了河南商丘，是为宋国。作为前朝遗民，必然古怪可笑，所以宋国人常被人拿笑话编排，“拔苗助长”之类的都安在了他们头上。“杞人忧天”则是编排夏朝遗民的，在杞国。据说微子启每几年就赴周都镐京述职，半路上还经过了从前的朝歌，看见繁华如锦之场如今已是废墟，农民同志们在上边种植麦苗，心思不胜其悲，就作诗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呵呵，他还没忘了骂纣王：这个狡童啊，当初就是不重用我！
大周天子 十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除了小孩周成王的孙子（小孩周成王也有老的时候啊）——周昭王，死在南征江汉流域的归程上，整个全军覆没，六师尽丧，据说是被淹死的。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则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说“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的诗）——穆王不再找我们玩儿了，他的奔驰车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见来啊？穆王到底忙什么去啦？
一般的马车都是四匹马，周穆王的奔驰跑车是八匹马，排气量增加一倍，马儿分别叫“赤骥、盗骊、白义、遍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也有说是“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内翅。”周穆王的司机叫做“造父”，是古代第一驯马家，F4伯益的后代，与飞廉、恶来同宗，现代赵姓的始祖，造父能开着车在梅花桩之间乱转，让三十二个马蹄步调一致。造父载着周穆王还去了昆仑山的西王母那里（这么多年了，西王母模样没见老也没见漂亮，还是“豹尾虎齿”，从前黄帝和后羿都找过她，前者买了本打仗的书，后者买了不死药。未来西王母将嫁给玉皇大帝，并且被孙悟空偷吃了仙桃）。周穆王则跟西王母讨了件稀罕玩意——夜光杯：对月映照，色晕皎白，光明四方，是祁连山羊脂白玉雕琢的。
游行无度的周穆王干了55年的开心天子之后，周朝变得更加潇洒，以文治为特色，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国家弄得色彩斑斓，礼仪彰美。如果你在那时候当官，一定很好混，会吹牛腿表演礼仪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倘使不会礼仪，不要怕，有学校专门教。王宫左侧有小学，都城外郊有大学。周王室的大学称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在学校里，六岁开始学数，七岁学者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学习登堂进门坐席吃饭的礼仪（这开始有难度了）。十岁出去住校，十三岁开始学乐诵诗、跳舞射御。民间的人也是可以上学的，乡学分为“痒”、“序”、“校”、“塾”等。后来孔子开办死人学校，教的内容跟官办的差不多，也是《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孔子的三千学员中，把这六门课都学及格了的（身通六艺者），一共有七十二人。后来墨子办的私学也传授自然科学，讲到点、线和球体的概念，以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光学基本原理，并且探讨影的形成、光与影的关系，光与光源的关系和影的大小、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什么的，是当时中国的麻省理工。
对于不好好念书不学好的人，周朝也给他们预备了监狱名叫“囹圄”，但你不必害怕这些刑罚，大周朝“刑不上大夫”，这些刑罚多是给老百姓预备的。
老百姓就这样在大周朝的抚养下过着好日子，好日子到了建国第两百多年的时候，开始变得不像话了。这时候执政的叫周厉王，给中国创造了两个知名成语，一个是“道路以目”，一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然他还间接创造了“不可救药”，这是他的大臣们讽刺他时候说的。
这个无道昏君周厉王宣布天下山林川泽都归他个人，谁都不许进去打渔捕猎。肉一下子就少了，牛又不会耕地，国人眼睛饿得发蓝，于是发生城市暴动。国人一起造反，冲向周厉王的王宫，周厉王狼狈西逃到了今山西省霍县。所谓“国人”，专指城市平民。比如开店铺的，卖早点的，唱小曲的，还有服务行业的，比如剃头看病收垃圾的，以及手工艺者，金匠琐匠漆匠青铜匠轧衣服匠，烧陶、冶铜的等等，都住在城里。国人的力量和意志是很能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的，国人行动起来可以影响政界要人的升迁调派。这样的例子后来也有。
周厉王跑了以后，一个叫共的小国领导人（在河南共县）被推举出来主持政府，这人名叫“共伯和”，他管事的这十几年叫做“共和执政”，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意思，谬矣。共伯和执政第十四年，周厉王死在流亡的山西了，他流亡期间，有人为了帮他复位而出主意，写成了《易经》一书，教他以柔克刚，希望他在“亢龙有悔”之后能再次“飞龙在天”。当然，这些都被金庸老师写在降龙十八掌里当掌法了。
但是周厉王终于客死异乡，他留在都城镐京的儿子太子静即王位，是为周宣王。为了表示跟老爹划清界限，埋汰他老人家，周宣王把自己的爹谥为“周厉王”。所谓谥号，是一种活人追认给死人的荣誉称号，是大周朝的发明，后来一度被秦始皇取缔。其实，得到这个恶谥的周厉王是个改革家，他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专利政策，可以加强国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成熟，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不配合。两百年后，改革家管仲率先在齐国实现山林川泽专利，极大地增加了齐国财力，为富国强兵推波助澜。直到今天，森林、河流、矿产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组织专营开采的。
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向东与东夷作战，向西北与猃狁作战（鬼方的后身，据说是匈奴的前身）。但是，周天子一向拘泥于堂堂正正的车战，有一大套礼仪讲究，管打仗不叫打仗，叫“观兵”，没发展出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终于被西戎、北狄欺负得够戗。周朝的忧患于是主要来自周边蛮族。
“夜其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就是说周宣王的院子点着蜡烛仿佛不夜之庭，周宣王的马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外边开party回来了。銮铃是扁圆形的球，銮内有铜丸，随着车身的摇动而铃声叮当，銮的数量有讲究，周宣王天子八銮。这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
好景不长，宣王中兴以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幽王老大爷继位了。周幽王是个“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笑话倒是有一车”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老美女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而这时侯，西戎的铁蹄继续蹂躏大周西域（说“铁蹄”还不对，那时候还弄不出铁来，炼铁需要1300度高温，那时也就弄到1000度，炼青铜还可以。烧陶也可以，烧陶只需要400度。总之，当时的马没有铁马掌，它们都是露出了马脚来的）。
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富国爱打穷国，而远古的时候穷国爱打富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好输掉。所以，穷极潦倒的民族对先进文明的袭击和反动，史不绝书。由于武器技术差距不大，穷国未必打不嬴富国，稍微一打，回报特别高，比自己搞生产强！陕西镐京于是经常被西边的戎人来打。周幽王就和诸侯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办法：在大路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点起烽火，击鼓传告，诸侯军队都来援救。
为了博得褒姒勾魂的笑靥，周幽王利用这些军事设施导演了一出杰出的文艺大联欢——“烽火戏诸侯”。他老人家屡屡击鼓举火，招引诸侯驰救，来回白跑，把诸侯当猴耍，演出“狼来了”的故事，博得老美女褒姒掩唇一笑，把诸侯气得半死。
光有老女人添乱，事情还坏不了，他又任用坏蛋来治理国家，于是泾渭地区发生大地震，老祖宗的发祥地“歧山”也山崩了。古代的地震都是代表上帝意志的，但乐观的周幽王不以为意，违逆天意和历史习惯废掉了太子，把老美女褒姒的儿子定成接班人。
那个被废掉的太子（周平王）也不是个善主，他冲冠一怒，勾引犬戎异族来攻打他老爹的江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诸侯没有一个来相救的，喊了半天狼来了，扯破了嗓子的老周幽王，被犬戎眼睁睁地逮住，揪着胡子杀死在骊山之下（以自己的生命和权位，换取了这次联欢活动的大成功）。
曾经被周幽王烽火戏弄过的诸侯们，也不是个个都见死不救，有个精忠报国的郑国领导人就老远跑过去凑热闹，结果喋血镐京。他的儿子郑武公哭丧着脸，红着眼睛，使劲扁那帮西戎人的屁股，扁跑他们之后，夺回满目疮痍的镐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镐京已经失节了，周平王夺回了它却不想要了，也不敢再要了，怕犬戎兵再来打。于是放弃西壁江山，东幸洛阳，去中原另起炉灶。
犬戎兵可劲抢光了镐京周室三百年积累的珍珠宝石美器奇货和美女，源源不断运出镐京，放火又把犯罪现场烧为平地。从公元前1046年立国，到公元前770年被攻破，将近三百年的“西周”时代就这样冒着狼烟结束了。历史向来如此循环，项羽烧秦，董卓烧汉，几百年经营的歌舞升平，出将入相，舞榭歌台之所，几天之内烧夷成野狗出没的废墟，繁华易逝，人民害死。时至今日，大周朝的都城镐京（位于陕西省西安以东）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空余一个地名罢了。
在人类短暂的文明史上，落后民族（蛮族）对先进文明的袭击和反动，比比皆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此时也在遭受异族(亚述人)的攻袭而衰落，欧洲地中海畔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则已被蛮族所摧毁。在迈锡尼文明的碎片上，当地希腊人则再次创立起以一个城市或较大村镇为中心的城邦国家，数目达到二百多个，如雅典、斯巴达，开启了古希腊的文明曙光，城邦之间并且每四年举办一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多男人跑来光着身体比赛。当这帮男人刚刚结束了他们的第二届古代奥运会时，东方显赫已极的周王朝被犬戎攻破，周平王于郑武公等诸侯的勤王部队保护下，向东迁移四百公里，东幸洛阳。郑武公勤王完毕，过了几年，就高高兴兴地死了。他的儿子郑庄公，则是我们下一本书开章的首要人物。
历史毫不犹豫地继续延伸，让我们看见大周天子东迁之后江河日下的统治。因为离开陕西大本营，大周天子在中原成了外来户，元气一直不能恢复，控制不了诸侯了。诸侯们开始相互兼并，揪头发打架，陷入了春秋战国的纷争。这时，从整体上看，即便从月球上看，貌似平静的中原大地也再不貌似平静了。
半路的小总结
所谓青铜时代，不仅仅局限于工具和武器的青铜质地，事实上，它是远古一系列高知名度的老家族交织更替，伏扬流转于古世界的中国，前后合计2000年之久的一段历史，因为古朴幽雅，闪着青铜光泽，所以我们这样来命名它。
在最初，公元前2100年左右，有四个好朋友生活在中原大地上，他们是中国古代的F4，其中大禹地位最高，相当于道明四，其他是子契、后稷、伯益。这四个志趣相投、相貌堂堂的伙伴，他们的妈妈在生产他们之前都有过包二爷的嫌疑，都是无父生子，这现象说明当时还是母系社会的残余阶段，女性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她们在欢乐谷泡到帅哥，也会娶回家来用上一段时间，但并不排除同时再包二爷的可能。一个女孩一生会有相继拥有及同时拥有好多性伴侣，。但父系社会的力量，已经开始向母系传统宣战：大禹的爹“鲧先生”就声称自己生下了大禹——鲧先生没治好水，被刑杀的时候，从肚子里人工剖腹产生出来了大禹。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大禹的爸爸、妈妈都在抢夺对大禹的生殖权和所有权，反应了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之间的过渡与较量。这样的怪事现今也还有：每当妇人生产，丈夫就立刻卧床，佯作欲产的样子，哼哼唧唧地坐月子，假装哺乳婴儿地样子，四邻向他祝贺，好像这是他肚子里掉下的肉，从而加强对孩子的所有权。这叫做“产翁制”，目的不外乎与母系社会的残存势力争夺对孩子的——当然，进而使财富在男性一脉中传递。
在父系社会逐渐确立的当口，F4这四个发奋努力的好朋友，各自干出了一番事业，分别成为了姒姓夏族、子姓商族、姬姓周族、嬴姓秦族四大王朝的祖先。在中原大地、黄河上下，这四大家族同步发展，跌宕起伏，平行竞争：先是姒姓夏族的大禹建立了夏朝政权；接着，子契的后裔商汤把商族发扬光大，驱逐了夏人；商族又被后稷周族的姬姓所颠覆；最后，嬴姓秦人兼并了大周列国建立起了秦朝。秦人在F4四大古老家族中笑到了最后，但也很快闭上了嘴巴。四大家族的故事和传人，中间分分合合，中国的乾坤几多忧喜悲歌。
秦朝的覆灭，最终把F4的故事讲到了末尾。为了讲述这个故事，历史花去了整整2000年的时间（BC2100—BC200）。接下来，“汉”刘邦这个没有任何家族血统背景的普通人，掀开了平民称王的新的时代篇章，我们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从而寿终正寝了F4四大古老家族的封建制为主要特色的时代。从刘邦截至清朝末，也是漫长的2000年左右。
中国有史可稽的文明，正好是上下两个2000年，中间基本以公元前后来平分秋色，合计是四千年！这上下两个2000年，前属于分邦建国的松散多元化社会，后者则是皇权一元化专制帝国，前者五彩斑斓，后者沉大凝滞。
在这前一个2000年中，出现于我们本书中的人物，有“极好极好”的人是“尧、舜、禹、汤、周文、周武”；“极怀极怀”的人是“蚩尤、夏桀、纣王、厉王”（他们之所以成了“极坏极坏的”是因为他们失败了，而不是相反顺序），至于漂亮的“坏”女人，则有“妹喜、妲己、褒姒”，都是我们的偶像，长得有点像张伯芝、李玟和靳羽西。当然，在本书更早还出现了的半人半神的“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几位宇航员的孩子，所谓远古三皇与五帝之首。刚好和现在人相反，古人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人类最美好最可向往的境界，就是三皇五帝时代，后来就越发毁灭，没有乐趣和可取了，所以古代哲人言必称先王，向先王学习，而且学起来是那样绝望，不抱能学会的奢想。
大禹时期的号称诸侯万邦，到了本书的末尾，经过两千年兼并淘汰，也就剩十分之一。中国一步步从纷纭离散的原始小部族状态，走向近似如今的一个整体。随着时光涛声鼓来鼓去，一切归于平静，历史剩给我们的是大禹治水、商汤革命、武王伐纣、烽火戏诸侯等等几截微小的故事，但也是永远说不尽的故事。这仿佛鲁迅的名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木头，结果却只剩一小块。”
梓泽丘墟，流水无情。往事已矣，明月常在！
蕨类时代大事年表
(约7000年前－公元前771年)
150亿年前　地球形成
300万年前　人类出现
燧人氏：约一万年前
神农氏：约7000年前
黄帝：约5000年前
尧舜禹：约4000年前（进入父系社会）
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
商代部分商王具体在位年为
盘庚、小辛、小乙：公元前说不准—前1251年；
武丁：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公元前1191—前1148；
武乙：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公元前1101—前1076年；
帝辛（纣）：公元前1075—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西周各王具体在位年为：
武王：公元前1046—前1043年；
成王：公元前1042—前1021年；
康王：公元前1020—前996年
昭王：公元前995—前977年
穆王：公元前976—前922年；
共王：公元前922—前900年；
懿王：公元前899—前892年；
孝王：公元前891—前886年；
夷王：公元前885—前886年；
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
共和：公元前841—前828年；
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
幽王：公元前 781—前7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