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似烟非烟 三 陈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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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俄语课老师全是苏联专夫人,由当时北京市少有高档大巴(捷克车:斯科达)由西郊宾馆按时送到我校。使我们难以适应的是当时她们的作息时间,上午8:00时至下午2:00时。下午2时她们一天的工作即结束。上午连续6节课。中午12时中国小伙子饿得心慌,但还得受着,下午2时才开饭。这作息时间大约实行了半年。

师生之间是友好的,二个月以后一个苏联女教师在中间,左边三个女同学手拉手挽着她;右边三个女同学手拉手挽着她,在校园中一字儿排开有说有笑,如亲密朋友般!

老百姓之间的友谊总是好的,一有政治介入那就不一样了。1959年校方传下话来:“课余少和外籍教师交流!”这时又还有谁敢去和外国人交谈呢?那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足以致人命!

苏联女教师的年龄大致在30-50之间,有一个女教师说:“我爸爸死在攻打冬宫的战场上!”另一个女教师说:“我儿子死于卫国战争中!”这使得我们和她们之间拉近了距离。

1955年又来了几十个十五、六岁的越南学生到我校学习俄语。于是苏联女教师、中国学生、越南学生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唱,俨然一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景象!

这里要提及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老师。她没有教过我班,但她是我们同级的任课教师。到校一个月后同学们就都知道她是李立三夫人,同学们不免要多看她几眼,带着稚气的目光看着她,她以微笑致意。她和其它俄国妇女一样中年发福,经常穿一件黑色连衣裙;她走到那里,那里就有中国青年男女对她善意的笑!

1960年下半年我校全部苏联女教师不见了,这使我们最先知道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原苏联专家的翻译有几百人集中在我院学习,对外称‘外交部翻译大队’。这时李莎老师仍在我校任教。李立三有二个女儿,她们俩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从外表上我们中国人认不出来!这两个女孩从容貌上看起来算得上是国色天姿,倾国倾城!中俄两国混血女孩之美集中在这两个女孩身上并止于至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可谓‘天生丽质’。古罗马雕像在她们俩人面前为之失色!因为她们是两个活生生的妙龄女郎!她的大女孩在我院西班牙语系就读。

中午12时以后北京的秋阳宜人。这两个女孩一边一个挽着李莎在校园中散步,三人中时时传来低声笑语,母女间其状如亲密朋友,看到此景此情的中国人莫不艳羡,人世间天伦之乐当以此家为最。此情此景大约在1962年间,这母女三人在秋阳下手挽手散步不止一次。这为‘北外校园’增添一景!

有同学看见在星期日李立三的大女儿穿着超短裤,手提小皮箱在王府井逛街,旁若无人!中国人见后为之瞠目。她大概忘了这是在北京;不是在莫斯科!(此时也大约在1961年间)

有同学说李立三有时晚饭后微服简从到我院女生宿舍来看她的大女儿。父女情深,自是人之常情,李立三平易近人,对同室同学态度极好!

1966年李立三‘自绝于人民’,李莎以‘苏修特务’进了‘秦城’,她的这两个‘黑帮子女’不知怎样渡过这十年。破坏这两个女孩子的美,本身就是犯罪!

想到李莎一家在十年中的遭遇,我为之怅然良久,台湾也有一个俄国女人叫蒋方良,她和李莎一样有一个中国丈夫。但台湾没有把蒋方良抓进监狱当成‘苏俄女谍’。而是让她在中国安稳过一生。

我的意思是说整死十个李立三也不要紧,咱们中国有的是人,但是外国人来到咱们‘礼义之邦’,让人家在咱们这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家中过点安生日子,足显大国风范,让外国人看看什么是‘汉唐衣冠’。

‘文革’后从刊物上看到李立三女儿的照片,当年在记忆中她那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已为岁月催去,但总算不错,咱们中国为她们母女三人留下了一条命!

刊物上报导‘文革’后有中国学生去看望李莎老师;这使她为之欣慰。我想这大概是我的同代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会去看望她,给她带去点人间的温暖,籍以安慰一下她那远离故国而又寂寞苍老的心!

李立三一生所从事的惊天动地的伟业和那有时会要人命的什么‘路线斗争’,我是不懂的,但李莎是一个外国人,她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受苦,凭这一点我应去看望,何况我们还有师生之谊,又更何况我们中国人素行‘遵师重道’!

今日我祝她安渡晚年,如果她还健在。

苏籍教师照例定时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谈谈情况,(我们驻外使馆也是这样干的。)‘苏修特务’大致由此而起,1961年我院有一苏籍女教师公开说:“我是苏联人,苏联是我的祖国,我为什么不能到苏联大使馆去?“看来中、苏两党为了证明自己是‘真革命’而对方是‘叛徒’所煽动起来的仇恨已渗入到老百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