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蒋介石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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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蒋介石为什么失败14003 次点击345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南城陂 于 2010-10-31 9:41: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1946年6月到1949年4月，仅仅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共产党在军队人数（正规军60万）、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经济实力都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打败了有420万正规军的国民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军事奇迹。也许这个结果连毛泽东这个军事天才都会感到意外，因为在大战前他和他的战友准备用五年的时间打败国民党。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战争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进程与结果呢。
（一）、国民党发动战争不合民意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战争是一种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利益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任何一场战争的进行与成功都首先必须有物质上的保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受了日本人及汉奸的大量财产，战争初期，国民党还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没有这些物质上的保证国民党是不敢发动战争的。但蒋介石却忘记了一个更朴素的真理，那就是再好的武器也得通过人的操作才能发挥作用。而战争是否符合民意，就直接影响操作这些武器的士兵与军官的主观能动性，就直接决定这些武器能否发挥最大的作用。
因此，任何一场战争都必须赢得民众足够的同情与支持或者最少得获得一定程度的默认，这场战争才能取胜。而要获得同情与支持或者默认，战争的发动者就必须找到民众认可的战争理由。那么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否有充足的内战理由呢，没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重建国家的热情与信心，也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八年的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他们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生产、改善生活，享受抗战胜利的成果。但是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所显示出的活力始终使他感到恐怖，而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更令他心急如焚。因此，即使是在与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蒋介石也没有忘记限制甚至围剿共产党。
蒋介石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孙中山的一生颠沛流离，时常受制于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在推翻了满清统治后就再也没有将军事斗争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手段。他晚年明白了这一点才下决心创办黄埔军校并试图拥有自己的军队。他的命运及后来转变了的观点肯定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加之后来蒋以武力统一了中国，这就更使蒋更深信军事万能。对军事的盲目崇拜使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迫切愿望，悍然发动了内战。战事未起，国民党首先在民心这个最重要的胜利因素上输了。
（二）、蒋介石没有及时实行民主，还政于民。
蒋介石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但蒋却不是一个战略家。他从来就没有去认真想过，他的几万黄埔军为何可以打败上百万的军阀部队，却对付不了数量有限、装备落后的红军。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怎么会象孙悟空一样，死了又复活，而且还会象变戏法一样又变又多。直到彻底失败逃到台湾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蒋之所以能区区几万人的部队打败北洋政府的百万军队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而同样的道理，蒋的美式装备之所以对付不了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是因为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这个道理在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的。
1861年4月，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挑起内战，战争进行到1862年夏天，判军已经逼近华盛顿，形势对北方的军队非常不利。在此关键时候，1862年5月，林肯颁布了人民盼望已久的《宅地法》，该法规定，成年人只要交纳十美元就可以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1862年9月24日，林肯接着又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自由与面包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永恒的追求，美国人民在倾刻间获得了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产生怎样的激情，美国内战的形势也就在这一激情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车推出来的。正是得到土地的农民的大力支持才使共产党的军队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进行着现代化的战争。淮海战役中有数十万辆独轮车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支前。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怪，一些简单的道理硬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硬是要有血的教训才会明白。蒋介石到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如果他提前二十年向毛泽东学习，那他肯定不会被赶到台湾去。我们迄今不能明白，在美国读大学的宋美龄为什么就没有将美国内战的历史给蒋介石说一说。国民党用尽一切办法去对付共产党，就是不用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这两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的政治进程时，确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所谓军政就是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训政就是实行类似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一样的文明专制，以便在战后的中国恢复和平、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民主政治素质、教会人民如何使用民主。宪政就是还政于民、实行民主。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宣布开始训政，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蒋介石一训起来就没完没了，并且以训政之名搞专政之实，训得大家都不舒服。抗战胜利后，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但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却自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意孤行，继续加强其专制统治。
1946年5月，国民党通过了《维持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办法》的施行意味着中国政治的大倒退，中国再一次回到封建专制的政治环境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荡然无存。蒋介石还封闭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团体和新闻媒体一百余处。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大会代表1600多人，其中就有900多人是蒋介石十年前指定的或贿选产生的。共产党、其它在野党和自由人士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大会结束后，蒋介石开始放手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但是战局的发展却大大出乎蒋的意料。1947年刘邓大军的南下深入国民党的腹地令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胆战心惊。
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美国政府大为惊慌，它派出使团来调查战争的情况。1947年8月22日，使团特使魏德迈在国民党的国务会议和部长联系会议上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并要求国民党“必须进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魏德迈还说“光靠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务实的美国人道出了中国问题的真谛。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南京实行“行宪国大”。企图通过“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来赢得人民的支持以扭转战局。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此时的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
就是这场来得太迟的“行宪会议”，国民党和蒋介石也给它蒙上了太多的专制阴影。关于代表的产生，规定只能由国民党圈定和民青两党提名，还规定“党员非得提名不得当选”。相当一部份国民党员不顾这些规定通过选民联合提名参加竞选，结果有600多名国民党员非经圈定当选代表。蒋介石为了给会议装点门面，要求这些代表将代表资格让出去，结果有100多名代表绝食抗议，有的因气愤上吊自杀。还有的代表竞抬着棺材到会场门口示威，声称“不进会场就进棺材”，有的干脆闯进会场去抢座位。
如果说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国民党失去了下层民众的支持，那么1946年的国民大会则使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中国其它阶层的支持，而“行宪国大”则使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深刻的离心倾向，“行宪国大”上的专制阴影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失去了最后一次实行民主、清除腐败、革新政治、重新聚集力量的机会。
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常常使人想起满清王朝的“预备立宪”。1840年的鸦片战争没有让清王朝清醒，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让它醒了。但当政治变革需要满清贵族作出牺牲与让步时，他们扼杀了改革。当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满清王朝才想起自己必须作出牺牲与让步，但面对巨大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依旧恋恋不舍，“预备立宪”从1905年搞到1911年，仍没有一点实际的动作，直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各省纷纷独立，摄政王载沣才命令中央资政院搞出一个《宪法重大信条19条》，但是，这个19条未及实施满清王朝就灭亡了。
满清王朝与国民党的结局常让人想起一首歌的歌词：为什么总要到无法挽回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三）、国民党失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失败是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又一根铁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及时进行土地改革，为战争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农民没有得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一个国家的最大群体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国家的政权要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全部接受了日伪留下的一切资产。到1946年上半年，官营银行达2446家，占国统区银行的百分之七十，官营工业占百分之八十，急剧膨胀的官营经济三分之二没有开工，大量的资金被抽去用于内战。开战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官营经济急剧萎缩。国民党同时不定期成立了一些大工公司，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商业活动，使一般中、小商人的经营日趋艰难。
在货币政策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以1：200兑换伪币，而当时法币与伪币的实际比价是1：25，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对广大中产阶级的公开掠夺，中产阶级的破产进一步使经济链条破裂。
在对外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4日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赋予了美国人在中国从事工商业的绝对自由，同时给予美国商品以国民待遇。条约当然也给予了中国人及中国企业在美国同等的权力。但是，由于中国是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国家，条约给予中国企业的权利没有实质的意义。条约对中国民族工业的保护没有任何条款。该条约签订后，美国商品大肆进入中国，美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普遍比中国商品低3到5倍，使当时的中国出现“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畸形状态。民族工业在美货的冲击下纷纷破产。1945年中国的外贸入超5900万美元，1947年外贸入超上升为2亿2千万美元。
在税收政策上，自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一方面在农村大量增加田赋，另一方面同时在城乡增加各种课捐杂税。甘肃省战前田赋为12万担，战后为200万担，四川有各种名目的捐税达240种。某小肥皂厂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而每季所摊营业额、所得税、印花税即达840余万元，这些都使更多的农民和工商业者陷入破产的境地，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战争的扩大、工商业的萎缩、走私的猖獗，加之政治腐败的加剧，使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收入急剧下降。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开支及战争机器的运转，国民党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结果终于导致金融市场的彻底崩溃。而金融市场的崩溃又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1949年的物价与1947年相比，商品价格上涨了8万5千1百零1亿倍。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与商号即达27000多家。1947年上海工业的开工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天津为百分之五。1947年国统区百分之八十的工业瓦解。农民耕地田赋达百分之六、七十。全国有近50%的土地荒芜。1947年农产品比1936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四十，城市工人每月工资仅够买一块肥皂。许多人在当光、卖光、吃光以后家破人亡。严重的经济危机把中国各阶层人民推上了绝路，也把国民党拖入了死路。
（四）、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太差，战斗力太低
“狭路相逢勇者胜”，共产党的传奇将军刘伯承在战前动员中多次讲过这句话。共产党的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天不是在为生存而战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这些艰难而又漫长的战斗历程铸就了共产党军队钢铁般的意志并使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能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灵活的战略战术。
与共产党的军队相比，国民党的军队自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比较艰苦的征战，即使是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也总是爱用收买瓦解的办法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很少有硬碰硬的战役出现。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非常低下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指导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略思想就是保存实力以期待美国的参战与援助，这一战略思想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正是美国的参战才使中国的抗战得以成功。但蒋介石在运用这一战略时走向了极端，他使他的军队休养得太多、太好并因此使这支军队缺乏磨练并最终丧失了战斗力。
1946年6月，李先念的3万正规军与3万地方部队被国民党的三十万精锐部队围困在以宣化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解放区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只有25公里，而且他当时还是孤立无援，蒋介石当时声称要在四十余小时内消灭李先念的部队，但最终李先念却奇迹般带领部队突围出去。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在没有携带任何重武器和给养，也没有任何人接应的情况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这种孤军深入的战略应该说是犯了兵家大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沿途围追堵截，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决黄河之水也未能伤刘邓大军的皮毛，更不用说去阻挡他们的脚步。
西北战场，胡宗南的23万大军面对彭德怀的2 万军队竞只能处处被动、挨打。
（五）、国民党的军队缺乏共同对敌的精神
国民党与蒋介石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从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军队，但在统一的进程中，也收编了大量的地方部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牌军。本来作为一个乱世中的政治家，建立一只忠于自己、忠于自己政党的嫡系部队，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孙中山就是由于没有一支忠于自己、忠于民主信仰的军队才使自己的一生颠沛流离，使中国的民主事业屡受挫折。
即便是毛泽东，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嫡系与非嫡系之份。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军队永远是他的嫡系，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重大战役的人事安排中很明显看出来。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第一战场，东北有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工业，有发达的农业，有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先进武器，能否抢占并经营好东北成为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东北人选，毛泽东依然选中井冈山下来的林彪，三大战役的指挥人员除了刘伯承、刘亚楼、邓小平（因毛的弟弟），其它都是井冈山下来的人。朝鲜战争依然是井冈山的人挂帅。共产党的军队有四大野战军，最有实力的野战军、保卫中央的野战军司令也是由井冈山下来的人担任（分别为林彪与彭德怀）。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没有处理好嫡系与非嫡系军队的关系。蒋介石常常利用战争来达到消灭非嫡系部队的目的，这令国民党的非嫡系部队非常寒心。
由于在战斗消耗后得不到人员与武器的补充，国民党的杂牌军在战斗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消灭对手，而是如何保存自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这种心理致使其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经常出现投降与起义的现象。东北决战时，在共军攻下锦州后，长春守将曾泽生没有作任何抵抗便率26000人起义并撤出长春，从而迫使郑洞国全部守军投降，而长春失守又使沈阳成为一座孤城。
淮海战役第一仗，黄伯滔兵团竞有三个半师起义。而平津战役竞出现傅作义部队数十万人起义的现象。毛泽东与蒋介石则完全不同，不管是否嫡系，只要在战斗中有损失都会全额予以补充，这就使共产党军队的指挥官会放手用兵，而不必顾虑自己的部队会被缩编或被取消。
1947年孟良固战役，张灵甫为了给蒋介石创造与共军决战的机会，以自己为诱饵，在孟良固一直坚持了整整三天，但临死张都没有看到一个援军。以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交通设施，要驰援七十四师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为什么没有人到达现场，因为谁都不想牺牲自己，但这又不能怪那些国军的军官，因为在国民党军队内，自己的军队没有了，自己的官衔也就没有了。
人，不是神，人做任何事情都得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共产党也不能例外。粟欲在战前的动员大会上反复强调：你们给我狠狠地打，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充建制。没有后顾之忧的共军自然比国军更能放开手脚打。蒋介石和顾祝同都看懂了张灵甫的战略企图，只可惜作为一个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督战竞然不能指挥他的机械化军队在3天的时间里走完10公里的路程。
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共产党的军队即使在绝望的时候也不会停止抵抗，更不会出现整监阵倒弋或整团、整师的起义或投降的现象。
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也许蒋介石从孟良固战役中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路。
（六）、蒋介石错误的军事观点
战争一爆发，蒋介石就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军事占领上。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确实占领了一大片共产党的解放区，但共产党的军队却没有受到多少损伤。相反，根据军事理论，攻击与防守所需要的兵力为4：1。国军每攻占一座城市就要损失7000人的军队，同时还要分兵驻守，这样到1946年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就已经明显感到一线兵力的不足。相反，毛泽东却把消灭国民党军队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他把一个个城市让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就把一个个包袱套在了蒋的头上。当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达到顶点时，其军队也就被零让地分散着，这给了毛泽东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对手的机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最著名的战术思想。毛泽东在打歼灭战的时候通常是集中相当于敌三到五倍有时甚至是十倍的军队，从而使战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胜。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国民党先后占领城市335座，但却被共产党消灭了正规军78万，地方部队34万，总计被消灭112万人。
蒋介石在军事决策时太过注重政治的影响，本来在决定是否发动战争时应该首先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因为这决定人心的向背，而一旦战争开始，就应该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中心，其它一切都就不应该再有过多的考虑。因为只有打赢战争才能解决其它问题，但蒋介石在这两个问题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1947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占领延安这个在政治上有一定意义，但军事上没有任何价值的战略目的，竞派胡宗南率领23万精锐部队与彭德怀的2万兵力在西北周旋了整整一年，使共产党在其它地方与国民党决战减轻了巨大压力。
1948年初，大决战前夕的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已经丧失了东北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只剩下沈阳、锦州、长春几座孤城，而且在东北，经过前期一年多的较量，共产党不管是兵力还是士气都已经占绝对优势。蒋介石应该清楚自己的军队有多大能耐，国民党如果要在东北与共产党决战肯定是必败无疑。因此，放弃东北，将军队撤回关内参与中原、华东战场应该是国民党东北军队最明智的选择。蒋介石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却犹豫不决，过多地考虑撤军在政治上的影响。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就在这犹豫不决之间，林彪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并于1948年10月16日占领了锦州，彻底切断了国军的退路，使包括在滇缅战场令日本人都闻风丧胆的廖耀湘兵团在内的47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翁中之鳖。
蒋介石如果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把军队撤到其统治基础较好的华东战场来与共产党决战，结果肯定会不一样。东北被日本经统治了那么多年，后来又被苏联占领（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东北第一次获得了苏联提供的五十万支性能优良的步枪与包括数千门重炮在内的重武器），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点统治基础，肯定玩不过共产党。蒋介石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共产党决战，从而葬送了维系自己政权最宝贵的嫡系部队。东北战场一结束，蒋介石的命运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蒋介石的失败既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华民族两个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的日本彻底失败了，战争使我们与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了盟国，而且这个盟国是那样公开地希望并且想办法帮助我们成为世界列强。如果蒋和他的政治集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够及时还政于民，能够实行民主，能够与共产党及其它政治力量一起或轮流执政（据说毛泽东那时都想好了在苏州建他的副总统府），那中国就能避免三年内战，就不会错过二战后的发展机会，就不会有西方三十年的封锁，就不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成就我们的宿敌人日本，就不会失去外蒙古、藏南、琉球及南海岛屿，我们也不必承认俄罗斯对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领，那三千万生灵也不会被饿死，而数十万的华侨也不会在东南亚被屠杀、掠夺、强奸、污辱。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教训，蒋介石及他的下一代在台湾接受了这个教训，他们也和共产党一样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且在蒋经国的手上进行了政治改革，在台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
（一）、国民党发动战争不合民意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战争是一种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利益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任何一场战争的进行与成功都首先必须有物质上的保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受了日本人及汉奸的大量财产，战争初期，国民党还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没有这些物质上的保证国民党是不敢发动战争的。但蒋介石却忘记了一个更朴素的真理，那就是再好的武器也得通过人的操作才能发挥作用。而战争是否符合民意，就直接影响操作这些武器的士兵与军官的主观能动性，就直接决定这些武器能否发挥最大的作用。
因此，任何一场战争都必须赢得民众足够的同情与支持或者最少得获得一定程度的默认，这场战争才能取胜。而要获得同情与支持或者默认，战争的发动者就必须找到民众认可的战争理由。那么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否有充足的内战理由呢，没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重建国家的热情与信心，也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八年的战争使中国的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他们迫切需要尽快恢复生产、改善生活，享受抗战胜利的成果。但是蒋介石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所显示出的活力始终使他感到恐怖，而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更令他心急如焚。因此，即使是在与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蒋介石也没有忘记限制甚至围剿共产党。
蒋介石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孙中山的一生颠沛流离，时常受制于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在推翻了满清统治后就再也没有将军事斗争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手段。他晚年明白了这一点才下决心创办黄埔军校并试图拥有自己的军队。他的命运及后来转变了的观点肯定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加之后来蒋以武力统一了中国，这就更使蒋更深信军事万能。对军事的盲目崇拜使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迫切愿望，悍然发动了内战。战事未起，国民党首先在民心这个最重要的胜利因素上输了。
（二）、蒋介石没有及时实行民主，还政于民。
蒋介石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但蒋却不是一个战略家。他从来就没有去认真想过，他的几万黄埔军为何可以打败上百万的军阀部队，却对付不了数量有限、装备落后的红军。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怎么会象孙悟空一样，死了又复活，而且还会象变戏法一样又变又多。直到彻底失败逃到台湾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蒋之所以能区区几万人的部队打败北洋政府的百万军队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而同样的道理，蒋的美式装备之所以对付不了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是因为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这个道理在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的。
1861年4月，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挑起内战，战争进行到1862年夏天，判军已经逼近华盛顿，形势对北方的军队非常不利。在此关键时候，1862年5月，林肯颁布了人民盼望已久的《宅地法》，该法规定，成年人只要交纳十美元就可以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1862年9月24日，林肯接着又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自由与面包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永恒的追求，美国人民在倾刻间获得了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产生怎样的激情，美国内战的形势也就在这一激情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车推出来的。正是得到土地的农民的大力支持才使共产党的军队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进行着现代化的战争。淮海战役中有数十万辆独轮车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支前。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怪，一些简单的道理硬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硬是要有血的教训才会明白。蒋介石到台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如果他提前二十年向毛泽东学习，那他肯定不会被赶到台湾去。我们迄今不能明白，在美国读大学的宋美龄为什么就没有将美国内战的历史给蒋介石说一说。国民党用尽一切办法去对付共产党，就是不用土地改革与民主改革这两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的政治进程时，确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所谓军政就是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训政就是实行类似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一样的文明专制，以便在战后的中国恢复和平、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民主政治素质、教会人民如何使用民主。宪政就是还政于民、实行民主。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宣布开始训政，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蒋介石一训起来就没完没了，并且以训政之名搞专政之实，训得大家都不舒服。抗战胜利后，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但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却自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意孤行，继续加强其专制统治。
1946年5月，国民党通过了《维持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办法》的施行意味着中国政治的大倒退，中国再一次回到封建专制的政治环境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荡然无存。蒋介石还封闭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团体和新闻媒体一百余处。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大会代表1600多人，其中就有900多人是蒋介石十年前指定的或贿选产生的。共产党、其它在野党和自由人士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大会结束后，蒋介石开始放手发动对共产党的进攻，但是战局的发展却大大出乎蒋的意料。1947年刘邓大军的南下深入国民党的腹地令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胆战心惊。
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局，美国政府大为惊慌，它派出使团来调查战争的情况。1947年8月22日，使团特使魏德迈在国民党的国务会议和部长联系会议上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并要求国民党“必须进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魏德迈还说“光靠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务实的美国人道出了中国问题的真谛。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南京实行“行宪国大”。企图通过“还政于民”、实行民主来赢得人民的支持以扭转战局。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此时的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
就是这场来得太迟的“行宪会议”，国民党和蒋介石也给它蒙上了太多的专制阴影。关于代表的产生，规定只能由国民党圈定和民青两党提名，还规定“党员非得提名不得当选”。相当一部份国民党员不顾这些规定通过选民联合提名参加竞选，结果有600多名国民党员非经圈定当选代表。蒋介石为了给会议装点门面，要求这些代表将代表资格让出去，结果有100多名代表绝食抗议，有的因气愤上吊自杀。还有的代表竞抬着棺材到会场门口示威，声称“不进会场就进棺材”，有的干脆闯进会场去抢座位。
如果说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国民党失去了下层民众的支持，那么1946年的国民大会则使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中国其它阶层的支持，而“行宪国大”则使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深刻的离心倾向，“行宪国大”上的专制阴影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失去了最后一次实行民主、清除腐败、革新政治、重新聚集力量的机会。
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常常使人想起满清王朝的“预备立宪”。1840年的鸦片战争没有让清王朝清醒，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让它醒了。但当政治变革需要满清贵族作出牺牲与让步时，他们扼杀了改革。当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满清王朝才想起自己必须作出牺牲与让步，但面对巨大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依旧恋恋不舍，“预备立宪”从1905年搞到1911年，仍没有一点实际的动作，直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各省纷纷独立，摄政王载沣才命令中央资政院搞出一个《宪法重大信条19条》，但是，这个19条未及实施满清王朝就灭亡了。
满清王朝与国民党的结局常让人想起一首歌的歌词：为什么总要到无法挽回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三）、国民党失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失败是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又一根铁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及时进行土地改革，为战争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农民没有得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一个国家的最大群体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国家的政权要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全部接受了日伪留下的一切资产。到1946年上半年，官营银行达2446家，占国统区银行的百分之七十，官营工业占百分之八十，急剧膨胀的官营经济三分之二没有开工，大量的资金被抽去用于内战。开战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官营经济急剧萎缩。国民党同时不定期成立了一些大工公司，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商业活动，使一般中、小商人的经营日趋艰难。
在货币政策上，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以1：200兑换伪币，而当时法币与伪币的实际比价是1：25，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对广大中产阶级的公开掠夺，中产阶级的破产进一步使经济链条破裂。
在对外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4日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赋予了美国人在中国从事工商业的绝对自由，同时给予美国商品以国民待遇。条约当然也给予了中国人及中国企业在美国同等的权力。但是，由于中国是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国家，条约给予中国企业的权利没有实质的意义。条约对中国民族工业的保护没有任何条款。该条约签订后，美国商品大肆进入中国，美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普遍比中国商品低3到5倍，使当时的中国出现“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畸形状态。民族工业在美货的冲击下纷纷破产。1945年中国的外贸入超5900万美元，1947年外贸入超上升为2亿2千万美元。
在税收政策上，自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一方面在农村大量增加田赋，另一方面同时在城乡增加各种课捐杂税。甘肃省战前田赋为12万担，战后为200万担，四川有各种名目的捐税达240种。某小肥皂厂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而每季所摊营业额、所得税、印花税即达840余万元，这些都使更多的农民和工商业者陷入破产的境地，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战争的扩大、工商业的萎缩、走私的猖獗，加之政治腐败的加剧，使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收入急剧下降。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开支及战争机器的运转，国民党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结果终于导致金融市场的彻底崩溃。而金融市场的崩溃又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1949年的物价与1947年相比，商品价格上涨了8万5千1百零1亿倍。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与商号即达27000多家。1947年上海工业的开工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天津为百分之五。1947年国统区百分之八十的工业瓦解。农民耕地田赋达百分之六、七十。全国有近50%的土地荒芜。1947年农产品比1936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四十，城市工人每月工资仅够买一块肥皂。许多人在当光、卖光、吃光以后家破人亡。严重的经济危机把中国各阶层人民推上了绝路，也把国民党拖入了死路。
（四）、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太差，战斗力太低
“狭路相逢勇者胜”，共产党的传奇将军刘伯承在战前动员中多次讲过这句话。共产党的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天不是在为生存而战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这些艰难而又漫长的战斗历程铸就了共产党军队钢铁般的意志并使其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能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灵活的战略战术。
与共产党的军队相比，国民党的军队自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比较艰苦的征战，即使是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也总是爱用收买瓦解的办法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很少有硬碰硬的战役出现。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非常低下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指导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略思想就是保存实力以期待美国的参战与援助，这一战略思想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正是美国的参战才使中国的抗战得以成功。但蒋介石在运用这一战略时走向了极端，他使他的军队休养得太多、太好并因此使这支军队缺乏磨练并最终丧失了战斗力。
1946年6月，李先念的3万正规军与3万地方部队被国民党的三十万精锐部队围困在以宣化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解放区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只有25公里，而且他当时还是孤立无援，蒋介石当时声称要在四十余小时内消灭李先念的部队，但最终李先念却奇迹般带领部队突围出去。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在没有携带任何重武器和给养，也没有任何人接应的情况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这种孤军深入的战略应该说是犯了兵家大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沿途围追堵截，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决黄河之水也未能伤刘邓大军的皮毛，更不用说去阻挡他们的脚步。
西北战场，胡宗南的23万大军面对彭德怀的2 万军队竞只能处处被动、挨打。
（五）、国民党的军队缺乏共同对敌的精神
国民党与蒋介石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从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军队，但在统一的进程中，也收编了大量的地方部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牌军。本来作为一个乱世中的政治家，建立一只忠于自己、忠于自己政党的嫡系部队，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孙中山就是由于没有一支忠于自己、忠于民主信仰的军队才使自己的一生颠沛流离，使中国的民主事业屡受挫折。
即便是毛泽东，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嫡系与非嫡系之份。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军队永远是他的嫡系，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重大战役的人事安排中很明显看出来。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第一战场，东北有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工业，有发达的农业，有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先进武器，能否抢占并经营好东北成为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东北人选，毛泽东依然选中井冈山下来的林彪，三大战役的指挥人员除了刘伯承、刘亚楼、邓小平（因毛的弟弟），其它都是井冈山下来的人。朝鲜战争依然是井冈山的人挂帅。共产党的军队有四大野战军，最有实力的野战军、保卫中央的野战军司令也是由井冈山下来的人担任（分别为林彪与彭德怀）。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没有处理好嫡系与非嫡系军队的关系。蒋介石常常利用战争来达到消灭非嫡系部队的目的，这令国民党的非嫡系部队非常寒心。
由于在战斗消耗后得不到人员与武器的补充，国民党的杂牌军在战斗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消灭对手，而是如何保存自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这种心理致使其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经常出现投降与起义的现象。东北决战时，在共军攻下锦州后，长春守将曾泽生没有作任何抵抗便率26000人起义并撤出长春，从而迫使郑洞国全部守军投降，而长春失守又使沈阳成为一座孤城。
淮海战役第一仗，黄伯滔兵团竞有三个半师起义。而平津战役竞出现傅作义部队数十万人起义的现象。毛泽东与蒋介石则完全不同，不管是否嫡系，只要在战斗中有损失都会全额予以补充，这就使共产党军队的指挥官会放手用兵，而不必顾虑自己的部队会被缩编或被取消。
1947年孟良固战役，张灵甫为了给蒋介石创造与共军决战的机会，以自己为诱饵，在孟良固一直坚持了整整三天，但临死张都没有看到一个援军。以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交通设施，要驰援七十四师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为什么没有人到达现场，因为谁都不想牺牲自己，但这又不能怪那些国军的军官，因为在国民党军队内，自己的军队没有了，自己的官衔也就没有了。
人，不是神，人做任何事情都得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共产党也不能例外。粟欲在战前的动员大会上反复强调：你们给我狠狠地打，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充建制。没有后顾之忧的共军自然比国军更能放开手脚打。蒋介石和顾祝同都看懂了张灵甫的战略企图，只可惜作为一个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督战竞然不能指挥他的机械化军队在3天的时间里走完10公里的路程。
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共产党的军队即使在绝望的时候也不会停止抵抗，更不会出现整监阵倒弋或整团、整师的起义或投降的现象。
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也许蒋介石从孟良固战役中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路。
（六）、蒋介石错误的军事观点
战争一爆发，蒋介石就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军事占领上。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确实占领了一大片共产党的解放区，但共产党的军队却没有受到多少损伤。相反，根据军事理论，攻击与防守所需要的兵力为4：1。国军每攻占一座城市就要损失7000人的军队，同时还要分兵驻守，这样到1946年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就已经明显感到一线兵力的不足。相反，毛泽东却把消灭国民党军队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他把一个个城市让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就把一个个包袱套在了蒋的头上。当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达到顶点时，其军队也就被零让地分散着，这给了毛泽东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对手的机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最著名的战术思想。毛泽东在打歼灭战的时候通常是集中相当于敌三到五倍有时甚至是十倍的军队，从而使战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胜。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国民党先后占领城市335座，但却被共产党消灭了正规军78万，地方部队34万，总计被消灭112万人。
蒋介石在军事决策时太过注重政治的影响，本来在决定是否发动战争时应该首先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因为这决定人心的向背，而一旦战争开始，就应该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中心，其它一切都就不应该再有过多的考虑。因为只有打赢战争才能解决其它问题，但蒋介石在这两个问题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1947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占领延安这个在政治上有一定意义，但军事上没有任何价值的战略目的，竞派胡宗南率领23万精锐部队与彭德怀的2万兵力在西北周旋了整整一年，使共产党在其它地方与国民党决战减轻了巨大压力。
1948年初，大决战前夕的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已经丧失了东北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只剩下沈阳、锦州、长春几座孤城，而且在东北，经过前期一年多的较量，共产党不管是兵力还是士气都已经占绝对优势。蒋介石应该清楚自己的军队有多大能耐，国民党如果要在东北与共产党决战肯定是必败无疑。因此，放弃东北，将军队撤回关内参与中原、华东战场应该是国民党东北军队最明智的选择。蒋介石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却犹豫不决，过多地考虑撤军在政治上的影响。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就在这犹豫不决之间，林彪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并于1948年10月16日占领了锦州，彻底切断了国军的退路，使包括在滇缅战场令日本人都闻风丧胆的廖耀湘兵团在内的47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翁中之鳖。
蒋介石如果在胜利无望的情况下把军队撤到其统治基础较好的华东战场来与共产党决战，结果肯定会不一样。东北被日本经统治了那么多年，后来又被苏联占领（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东北第一次获得了苏联提供的五十万支性能优良的步枪与包括数千门重炮在内的重武器），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点统治基础，肯定玩不过共产党。蒋介石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共产党决战，从而葬送了维系自己政权最宝贵的嫡系部队。东北战场一结束，蒋介石的命运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蒋介石的失败既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华民族两个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的日本彻底失败了，战争使我们与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了盟国，而且这个盟国是那样公开地希望并且想办法帮助我们成为世界列强。如果蒋和他的政治集团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够及时还政于民，能够实行民主，能够与共产党及其它政治力量一起或轮流执政（据说毛泽东那时都想好了在苏州建他的副总统府），那中国就能避免三年内战，就不会错过二战后的发展机会，就不会有西方三十年的封锁，就不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成就我们的宿敌人日本，就不会失去外蒙古、藏南、琉球及南海岛屿，我们也不必承认俄罗斯对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领，那三千万生灵也不会被饿死，而数十万的华侨也不会在东南亚被屠杀、掠夺、强奸、污辱。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教训，蒋介石及他的下一代在台湾接受了这个教训，他们也和共产党一样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且在蒋经国的手上进行了政治改革，在台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