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对制定《基本住房保障法》有三盼

        这两天，新华社刊发的一条关于基本住房保障法立法的消息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并不约而同地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该消息说，住房保障法的起草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0年立法计划，而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形成基本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征求各方意见。

        面对诸多大中城市畸高的房价，广大工薪阶层和普通百姓或者在“望房兴叹”，或者在为沦为“房奴”而倍感苦恼之时，这样的消息无疑具有相当的兴奋功能—— 咱百姓的“房”事终于有希望了！为使这部关系百姓民生的法律制定得科学、合理、规范，实施后能真正发挥效用，我们有如下三盼：

       一盼《基本住房保障法》制定过程中多听听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显然，广大职工群众是住房保障法的主要受益者，立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他们的住房问题。这么一部事关广大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征求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更要避免搞部门立法、关门立法那一套。因为，群众的事，群众自己最清楚，感受最真切，也最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何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因此，在其起草、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发扬民主，尤其要多听听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汲取民意、民智，并积极主动地回应公众关切。这是确保基本住房保障法立法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并使之成为“良法”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正因为在今年初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93名人大代表在6个议案中提出了应加快住房保障立法进程的建议，有关方面才启动了基本住房保障法的立法程序。这本身就是顺应民意的表现。所以，坚持开门立法，让公众广泛参与，多听听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自在情理之中。上述报道也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在法律起草过程中，要认真研究吸收议案具体意见。

        二盼《基本住房保障法》既要科学合理地规定涉及保障房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更要明确规范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对于公民而言，基本住房保障法是为落实其在宪法上的住房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制定的，旨在解决困难职工群众的“住有所居”问题。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宪法义务；或者说，基本住房保障法是为落实政府机关的宪法责任、宪法义务而制定的。一旦有了基本住房保障法，公民的住房权，将和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权利一样，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保障——普通职工群众享受保障房，将不再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福利与恩惠，政府部门建设保障房、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的行为也不再是爱民之举。因此，涉及保障房建设、管理、销售、使用、监管等等各个环节的各个法律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设计要清晰、明确、规范，尤其要便于广大职工群众的权利救济。

        一直以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加大加快保障房建设，解决群众住房困难，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往往缺乏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兴趣不大、作为不多，导致保障房建设管理过程中问题不少。这主要缘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相关部门政策文件执行不力却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一部责、权、利关系设计清晰、明确、规范的基本住房保障法出台后，有关部门在保障房建设、管理过程中的那些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将受到严格的法律追究。换言之，倘若某符合享受保障房法定条件的公民，认为政府没有依法解决其住房问题，就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合法权利，请求法院判令政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给其提供住房保障。

        三盼基本住房保障法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发挥间接影响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作用。高房价已成众矢之的。尽管人们希望将楼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向大力增加保障房倾斜，使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而这一制度保障又有赖于基本住房保障法的出台——但正如上文所言，基本住房保障法并非直接针对打压高房价制定的。基本住房保障法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发挥间接影响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作用。这也正是广大职工群众所迫切希望看到的。

        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而言，财力、物力、人力都是有限的，倘若能拿出更多的或者说主要的资源和精力用到保障房建设上来，那些所谓的“经营城市”、“炒作土地”的事情自然会做的少些。如此一来，顶多地方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土地炒作的部分会减少，但倘若不落实住房保障法，搞不好却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房子总是给人住的，假若有效供给增加了，少了刚性需求，开发商的房价还如何抬高？倘若占社会人群绝大多数的职工群众解决了住房问题，或者说有了住房保障，他们就不会再被裹挟进“炒房大军”的队伍，房价自然就丧失了疯涨的基础。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预期目标就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