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丑闻与闹剧---中国反兴奋剂20年备忘

五岳盟主/编辑

欧阳鲲鹏
终身禁赛！
没有任何事先征兆，中国男子游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欧阳鲲鹏在离北京奥运仅剩40余天时，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今年5月1日，欧阳鲲鹏在一次赛外药检中被查出服用禁药，而在药检结果确认后不久，欧阳鲲鹏和他的主管教练冯上豹被立即处以终身禁赛。
6月27日，中国游泳协会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体坛一片哗然。
中国泳军连续两年清白史被终结
26岁的欧阳鲲鹏原是江西游泳队选手，九运会前交流到上海队，随后迅速成长。2004年，他以54.37秒创造男子100米仰泳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媒体普遍认为，欧阳鲲鹏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男子仰泳选手，他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进入奥运会男子游泳项目前8的选手。没有人会料到，这样一位泳坛明星却倒在兴奋剂的面前。
在中国游泳协会的声明中称欧阳鲲鹏药检呈阳性，而导致阳性的违禁药物为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是一种蛋白同化制剂。此前，欧阳鲲鹏并没有服用禁药的记录。他在2个月前同游泳队队员一起接受药检时还一切正常。
有媒体称，欧阳鲲鹏在4月回到江西老家，与家人用餐时，吃了含有动物内脏的食品，进而形成了此次药检呈阳性的结果。但按照规定，官方并不需要直接证明运动员是主动服用兴奋剂的，只要检测出兴奋剂的痕迹，即可进行处罚。
欧阳鲲鹏的倒下成为自孙英杰东窗事发以来中国涉及运动员知名度最高的兴奋剂事件，它不仅终结了中国泳军连续两年的兴奋剂清白史，而且使人们开始关注北京奥运的兴奋剂话题。
北京奥运兴奋剂检查将创历史之最
按照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反兴奋剂处罚惯例，以前从未有过阳性历史的欧阳鲲鹏此次属首犯，应该受到4年的禁赛处罚，而且由于其情况的富有争议性，似乎还有不少斟酌回旋的余地。但是，欧阳鲲鹏却被立即处以终身禁赛这样的极刑，足见中国体育界在奥运之年这个特殊时期打击兴奋剂的力度，有外电评论说，此举也显示了中国履行举办“干净奥运会”承诺的决心。
北京奥组委运动员服务部兴奋剂检查处处长陈志宇向记者透露说，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查数量将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之最，检查数量将达4500例，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数量增加20%。
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介绍，从2008年1月到6月，该机构针对国家队、国家集训队和优秀运动员的赛外药物检查已经达到5500例。
赵健告诉记者，在反兴奋剂中心的药检名单上，高危项目的重点运动员、优秀运动员会受到比普通运动员多出几倍检测数量的“照顾”。以刘翔为例，截至6月20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今年已查了他7次，这还不包括他在参加各种比赛时接受赛事组委会的药检，也不包括国际田联对他的飞行药检。
“我们药检的力度、密度和精度都上了一个台阶，毕竟这是奥运年。”赵健说。据了解，反兴奋剂中心用的检测仪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一部分由中心依照财政预算购买，还有一部分是奥运会期间租用生产厂家的，这些仪器的价值加起来要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至少中国代表团要保证自己是‘干干净净’参加奥运会的。”赵健斩钉截铁地说。

汉城亚运会：中国最早的兴奋剂事件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体育界对兴奋剂问题知之甚少。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竞技体育竞争的日趋激烈，兴奋剂这一“国际公害”也开始波及中国，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游泳队引进了原东德教练和队医，兴奋剂开始在中国的体育领域萌芽和滋生。为此，当时中国政府的体育主管部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前身)1985年、1987年连续颁发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国际奥委会关于禁用兴奋剂的规定。但是，由于当时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同时也由于对兴奋剂问题的严重性尚缺乏认识和警惕，因此未能在国内正式开展全面的兴奋剂检查。
1986年汉城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一举击败了亚洲老大日本人，但在随后的药检中有11名运动员呈阳性。这是中国体育界最早的一起大范围兴奋剂事件，引起国际体坛广泛关注。
1989年春天，中国体育正式向兴奋剂宣战。
当年5月3日，国家体委主任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内外日渐严重的兴奋剂问题。这次会议正式提出对兴奋剂问题要实行“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方针。5月19日，国家体委颁发了《全国性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的暂行规定》。同年12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组织的资格考试，正式投入使用。从此，中国的反兴奋剂斗争全面展开。
中心正式使用仅仅半年，就独立承担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兴奋剂检测任务，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正式开始兴奋剂检测。
巫丹事件：再次敲响警钟
1992年7月8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中国奥委会正式成立了反兴奋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检查处，全面负责反兴奋剂工作。但正是在这届奥运会上，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巫丹服药事件”。
巫丹，前中国女排的主力接应二传手，也是中国女排冠军队的成员之一。巫丹堪称是中国女排丧失“五连冠”光环之后技术最全面、知名度最高的运动员之一。然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期间，巫丹被查出服用禁药而被禁赛，后来查明是因为她服用了含禁药成分的止咳药。由于巫丹是一名在国际排球界有着较好口碑的优秀运动员，最终在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的努力和积极促成下，国际奥委会对此表示理解并且给予了宽大处理，巫丹并没有遭受进一步惩罚。但“服药事件”不但给巫丹个人的运动生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女排的士气。最终，中国女排仅名列八支参赛球队的第七位，这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巫丹服药事件突出反映出了中国代表团在兴奋剂药检工作上的疏忽，又一次给中国体育敲响警钟。但谁也没有料到，兴奋剂给中国体育带来的更大灾难还在后面。

熊国鸣
转折点：广岛亚运会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体育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强劲势头，游泳成绩大幅跃进，直逼世界巅峰，举重、田径、自行车选手屡破世界纪录，好成绩层出不穷，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全盛之年。单在田径场上，“马家军”就扫平了多项世界纪录，多名选手排进当年世界田径前十名。
但随后，一切变成了不堪回首的梦魇。
1994年广岛亚运会，包括熊国鸣在内的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包括游泳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他们全部是奖牌获得者，除被收回所得奖牌外，还被禁赛两年。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大型运动会上发生集体兴奋剂丑闻，给中国体育和中国的声誉带来沉重打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联手阻止中国选手参加此后举行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
广岛亚运会丑闻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带着还中国体育清白的决心，中国反兴奋剂检测力度逐渐加大，检查数量逐年大幅度提高。1995年全国赛内外检查为1914例，比1990年增加了10.6倍。
尚方宝剑：体育总局“一号令”
虽然中国打击兴奋剂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在巨大利益驱使下，还是有不少运动员铤而走险。
1998年1月，澳大利亚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四名中国运动员药检呈阳性，被取消比赛资格。赛前中国运动员原媛和她的教练周哲文因携带生长激素，被国际泳联分别处以禁赛4年和15年的处罚。携带和使用兴奋剂事件，使国际上再次对中国体育的清白和纯洁产生怀疑。
1998年12月31日，刚由国家体委改组不久的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一号令”，全称是《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暂行)规定》。这成为处罚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基本法规。“一号令”对技术处罚和经济处罚都作了详尽规定。
1999年，兴奋剂再次“袭击”中国泳坛。国际独立反兴奋剂机构在飞行药检中查出上海游泳运动员熊国鸣、王炜尿检结果呈阳性，其时，熊国鸣刚复出不久，并在曼谷亚运会获得金牌，被视为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夺牌希望。
据记者了解，上海市泳协组织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熊国鸣、王炜两人尿样呈阳性是因为误服了被污染的含有克仑特罗违禁药的食品所致。由于是第二次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因此按照规定熊国鸣被终身禁赛。
（吴艳艳在泳池中）
吴艳艳事件：沉重打击中国泳坛
在中国体坛，受兴奋剂毒害最深的莫过于游泳项目。2000年5月，屡遭兴奋剂重创的中国泳坛再次爆出重大新闻——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世锦赛冠军吴艳艳涉嫌服用兴奋剂。
吴艳艳是在济南举行的中国游泳冠军赛暨奥运选拔赛上，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在此之前，吴艳艳一直因为身体原因状态低靡，济南的冠军赛无疑成了吴艳艳能否进军悉尼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比赛，吴艳艳在她的强项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中，一改近年来的颓势，游出了2分14秒02的成绩，名列当年世界第3。在短短的时间内成绩提高如此之快，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
2000年5月底，游泳队接到通知，吴艳艳被告之A瓶尿检结果呈阳性，谜团随之被解开，吴艳艳服用的是当时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兴奋剂：诺龙。由于吴艳艳一直拒不承认服用禁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又对其B瓶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同样呈阳性，吴艳艳服用兴奋剂事件“罪证确凿”。
随后，中国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将此事上报国际泳联，按照国际泳联和中国泳协的有关规定，吴艳艳被处以禁赛4年的处罚。吴艳艳就此退役。
一个多月后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颗粒无收，甚至连奖牌也没摸到。
逆风：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药事件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硬件条件的提高，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一批违规运动员纷纷落马。
2001年3月，中国田协宣布了对服用兴奋剂的男子短跑选手周伟(江西)和杨春雷(吉林)的处罚决定，两人均被禁赛两年，其中周伟是当时名声显赫的中国男子“百米王”。
2001年10月，因涉嫌服用禁药，著名女子跨栏选手刘静被处以禁赛两年的处分，无缘九运会。
2004年1月13日，是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98号国务院令，正式颁布《反兴奋剂条例》，并于当年3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立法规范反兴奋剂事务的国家之一。
正当中国体育的声望日益高涨之时，却又发生了湖北女子举重队集体服药事件。
2005年1月底，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在训练中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经调查发现，从2004年12月开始，湖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教练刘少军开始组织、指使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中国举重协会随即决定对奚汉祥、刘少军给予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的处罚，对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6名运动员以及参与集体作弊的另外6名运动员给予停赛2年的处罚，对于湖北举重队给予停止参加国内外比赛一年的处罚。
闹剧：孙英杰兴奋剂案
2005年十运会，“孙英杰兴奋剂案”爆发，这位中国中长跑名将也成为中国反兴奋剂以来所查处的最大牌明星。
十运会女子万米决赛后的兴奋剂检查中，孙英杰A瓶尿样呈外源性雄酮阳性。随后，中国田协作出处罚，孙英杰被停赛两年并罚款一万元，孙英杰的主管教练王德显被终身禁赛。
正当人们认为这起兴奋剂案已经尘埃落定时，却又爆出更大新闻。据媒体报道，兴奋剂事件发生后，孙英杰委托王德显对与此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周密调查，发现青海省体工队运动员于海江在孙英杰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16日中午在孙英杰平时习惯饮用的猕猴桃果汁饮料中放入“强力补”。孙英杰称，她10月16日参加2005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后，例行的尿检正常，并没有外源性雄酮，事隔33小时后却发现了兴奋剂，因此，于海江的“强力补”是造成孙英杰被处罚的直接原因。
孙英杰于11月15日向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于海江对其名誉损害并要求赔偿。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于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12月16日一审判决原告孙英杰胜诉。但中国田协随即表示对孙英杰的两年禁赛处罚不会因为法院判决而改变。但此事前后一波三折，疑点丛生，最终又不了了之，成为一出闹剧。
孙英杰禁赛期满后复出，但表现一直不如人意，在今年6月举行的田径奥运达标赛上，孙英杰排名倒数，无缘北京奥运。
丑闻：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事件
如果说孙英杰还有“误服”的可能，尚值得同情，那么时隔一年后的辽宁鞍山田径学校兴奋剂丑闻则恶劣得多。
2006年8月8日，由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等单位组成的兴奋剂检查组，对在东北某地训练的辽宁省鞍山市田径学校运动队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组在运动队驻地发现该校一些人正在给多名运动员注射违禁药物，还在现场收缴了大量促红细胞生成素、丙酸睾酮等违禁物质以及一次性注射器，并在该校校长邵会斌的房间内查获大量上述违禁物质。经查，使用违禁物质的多为该校准备参加辽宁省第十届运动会的青少年运动员。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新闻公报中说，此次事件，涉及鞍山市田径学校有组织地给青少年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责成辽宁省体育局立即组织调查，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但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当事人该校校长邵会斌只受到“双开”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司法部门追究“处方药何处得来”、“是否属于组织青少年集体服药”等相关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