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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怎么了？
2006年3月23日 星期四

最
近《金融时报》刊登了不少担忧中国改革的文章，比如《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中国需要更多改革》等，这些文章通过近期国有银行贱卖论、知名学者批评改革、国企控制力增强等例子，认为反对经济改革的阻力已经上升，改革开放正受到挑战，其程度之严重为十余年来所未见。现状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不管如何，出于对市场的尊重，不管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忧虑的声音，必须考略这些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与其说改革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或者在走回头路，不如说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今天的改革者不需要为姓“资”还是姓“社”而苦恼，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毫不犹豫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今天，他们终于走到关键的分岔口，面对多年来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是继续深化改革还是审慎地在现状上修修补补？是一味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均衡考虑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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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认为现有的阻力强大到可以推翻改革和阻止人们在改革的方向上前进。今天的中国不只有一种声音，这是好事，说明政府已经越来越自信地接纳并重视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同的声音并不能改变社会的主流，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还是没有改变，在两会上，最高决策层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尽管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不满，但是绝大多数的国民还是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在好处，他们不抗拒改革。尽管人才市场上的大学毕业生为一个职位挤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你去那里做一个调查，问问谁愿意回到25年前（他们还没出生）的状态，估计没有几个人愿意。对于少数原有既得利益者，改革可能会让他们失去垄断的优越，同时，如果法制和民主制度跟不上，改革可能还会催生新的特权阶层。
之所以外国人有“中国的改革在走回头路”的解读，这与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缺乏延续性和透明化有关，不仅仅是对外政策这样，对内政策莫不如是，这让国外投资者感到风险四伏，就连国内的民营企业也感到头痛。比如银监会规定外资股东持有内资商业银行股权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为什么有的银行可以突破这个限制而有的银行不行？如果规则是可以在政府手中随时改变的话，那么很难保证规则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如果政策不稳定、不透明，那么投资者就无法确保之前在中国的投资受到保护，也无法进一步在中国投资，只有那些赌徒和冒险家才敢来中国玩，这当然不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中国做生意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对，还是那个重复了N遍的“国情”。如果想在中国做生意，那么就应该适应这个国家的规则，包括所谓的潜规则，顺应中国人的思维和尊重民族感情。那种喝令中国必须“立即开放市场”的言论只会招来相反的结果，开放市场的事情很好办，但你必须委婉地和中国人谈这事，而且要保证中国人有足够的面子，如果让中国人意识到你在威胁他，那么，你的生意估计90％没戏了。
经济利益是很现实的东西，如果面包和面子发生冲突，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把面子放在第一位了。中国近年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上接连碰壁，当中不少是因外国政治家出于政治动机而无法成事，欧美国家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势上位，让中国政府不得不反思自身的开放程度是否过了头，自由贸易是否对每个国家都公平，中国经济安全是否面临严重威胁。
外国投资者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曾经具有无比荣耀的国度，也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往昔的风光与现实的落差让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敏感，避免再受欺负的“终极危机”情结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心里。如果你明白这样的国民心理的话，你就会明白政府为什么千方百计扶植强大的国有企业，并痛下决心关闭不争气的国企。但总有一天，当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上市了，政府不过在董事会里占据一个席位的时候，政府就会意识到，支持国企其实与支持民企、外企并没什么区别，血缘关系不再是决定亲疏的唯一标准。我们都清楚这一天会到来，但是需要耐性。
改革的问题并非市场失效造成，而是没有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政府的管治本身也没有进行相应改革。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上的成绩可以拿A，但在社会改革上的成绩可能连C都不到。当前，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之所以积累成“三座大山”，政府把公共服务公司化、产业化的管理模式难辞其咎。我们现在提倡企业发挥社会责任、公民责任，但是政府却在卸轻自己的责任。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哲学没有错，但不是所有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都可以“外包”给市场？在法制、竞争环境、福利不完善的基础上，政府过早撒手让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自生自灭是否十分不“人道”？
中央政府把大量的财力花在没有效率的投资上，却没有为更多的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金都由地方政府来支付，地方政府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只好通过任意征收税费，或把政府资源推向市场以获取资金，政府变得越来越像一家公司。管理一个社会毕竟有别于管理一间公司。成功的商人在商言商，天经地义。但若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处处流露出商人的思维模式，惟利是图，急功近利，那么社会就会变得冷酷无情。作为政府，它就必须承担最多的社会责任，如果纳税相当于投资的话，那么全体国民都是政府的股东，政府就是打工仔（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政府的愿景是建立和谐社会，政府所图的“利”应是利于社会大众，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的回报。
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其实都是政治角力的产物。当我们看到中国改革的压力，再看看中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并购中所遭受的待遇，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国内有关国有资产“贱卖”的指责之声日盛，外资投资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被政治化。投资者应该感到乐观的是，至少在向市场经济前进的路上，中国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深圳读者：李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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