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读伯林《俄国思想家》有感

　　                                                                                                                                                     虚舟
　　 中国大陆，这块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地，色彩斑斓，万紫千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两种维权活动的光与影。一种维权活动，指社会底层群众因为下岗失业，因为房屋拆迁，因为农田征用，因为拖欠工资养老金，因为冤情难诉等等问题，或上访，或上书，或请愿，或上诉，数量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激烈时往往酿成官方所谓的“群体事件”，以至于发生暴力行动。 一种维权活动，指社会顶层因为根基未稳，因为政策不能推行，因为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等等原因，运用手中的权力，纵横捭阖，安排亲信，排除异己，镇压群众，严重的时候也会流血。
　　“顶层”这种维权，跟“底层”维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一样，本不可同日而语，硬拉在一起，主要是方便，取语言表达上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种现象 内含一个本质：社会生活的无序性。因为无序性，尽管有党政叠床架屋的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底层群众却没有现代社会应有的讲出自己诉求的平台、组织和形式，最驯服的人最后只能自己起来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无序，现代的政党政治便无法形成。尽管“党外无党，皇帝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仍是现实，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一不受社会上反对党的监督和制约，二不受党内不同意见的监督和制约。谁有权谁就有真理的逻辑，必然导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权术黑洞，一切靠权术摆平和推动，以至于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的讨论和投票并没有实质意义，当权的人还必须要靠权术巩固地位，维持局面。
　　 现代社会本应是程序井然，照章办事的社会，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合理化。大陆在现代化建设高潮中，呈现这么多、这么严重的无序性，说明在今天改革开放学习西方，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不成熟的社会。看看俄罗斯历史，就可以更清楚这一点。
　　 跟中国一样，为东方传统所苦、努力学习西方的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在十九世纪初，成为先进的欧洲的大救星---沙皇打败了拿破仑。然而，军事上一时得逞，不能改变俄罗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落后，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俄罗斯空前热情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掀起改革俄罗斯的新高潮。后经七十余年，到二十世纪初的1917年，沙皇统治结束，俄罗斯迈上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好事多磨。1917年的十月革命造就的苏联，又走回没有沙皇的沙皇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又像当年的俄罗斯，第二次拯救了欧洲---斯大林打败了希特勒。然而，专制是对自由民主的背叛，苏联诞生七十余年后，终归解体，俄罗斯大地重又飘扬各种版本的自由民主旗帜。
　　 七十年，在现代也许是个常数？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开封闭的国门之后，就开始学习西方，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结束帝制，走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也是七十余年。从中华民国诞生起，到八十年代国民党脱下党国的华衮，开放党禁报禁，大约也是七十余年。 如以七十余年为常数，则大陆摆脱一党专制，走上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道路，也许会在1949年七十年后的2020年左右。其时大约也是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十年左右，符合专制政权开奥运会后十年蜕变的老例。届时，无序的中国也许会在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框架内，一步一步实现有序化，一步一步实现合理化，两种维权也许就殊途同归，成为社会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两种维权的两种倾向需要注意。
　　 一是革命冲动。大陆需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的前提是在要求现状改变的同时，承认现状有合理的成分应该维持。改革是推陈出新，兴利除弊，在“推”“出”“兴”“除”的过程中根据经验创造新生活。人类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社会前进最可靠的办法。那种势不两立的认识，你死我活的态度，另起炉灶的方法，破坏固然痛快，建设必然糊涂，愈是痛快淋漓的彻底破坏，愈能彻头彻尾的复旧，尤难创新。而创新才是前进，破旧不是进步，破旧只不过是创新的一个条件，如果破旧而不创新，破旧意味着倒退。中国历史几千年提供的这个血的教训，必须牢记。如何坚持改革，避免革命，是对中国智慧的重大考验。
　　 一是丢失心理。如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统治者的统治得到被统治者同意，一切以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意见1转移，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丢掉江山，亡党亡国的问题。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主持的改革，改掉了苏联的积弊，苏联变回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至今仍活跃在俄罗斯和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像布哈林那样被枪毙，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整死；列宁的遗体忍让好好地躺在红场的水晶棺里，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被自己的同志从水晶棺里搬出来烧掉；共产党虽然下台了，但并没有被消灭，她依然活跃在议会中，如果选民中意，仍然有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只要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就会给你一席之地；只有像希特勒那样与人民为敌，与人类为敌，纳粹组织被依法取缔，纳粹德国被苏美英法占领，才是亡党亡国。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己，既是对顶层的智慧和道德的严峻考验，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的严峻考验。
　　 唐代诗人杜甫鉴于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呼吁“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一千三百年前的读书人，能看出所谓“盗贼”，不过是维权的“王臣”，而“王臣”维权不惜铤而走险，完全是因为“诛求不改辙” ，“征求贫到骨”。“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的诗人观察和思考了一生，“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的认识非常深刻。然而“不过行俭德”的建言却很浅薄。“家天下”的本质是立国为家，即立党为私，执政为己，宇宙不新，如何能“俭”？赫赫大唐“落花流水春去也”，早有结论。时至今日，底层维权，还以“盗贼”视之，只取“金汤固”，不求“宇宙新”，面对先贤，能不怃然？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是中国智慧和道德的又一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