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昭谦：吴汝纶思想特质探析-1

吴汝纶思想特质探析
吴昭谦
摘  要：近代教育改革先锋、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功绩辉煌，蜚声中外。他是如何从“皓首穷经”走向学习宣传西方思想与教育制度的，折射出他深层思想有什么特质？本文从他的匡世哲学、勇于破旧、思维超前、与时俱进、忘我奉献等方面归纳提炼其人格道德的魅力。昭示今人学习这种精神。
关键词：破旧立新；学习西方；忘我奉献；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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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昭谦（1932—），安徽枞阳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级工程师。
六十老翁，毅然赴东海遨游，学界破天荒，为支那教育,独开生面；
二百年来，默焉数南洲物望，耆儒世不出，桐城古文派，更属一人。[1]
看了以上这对平实的挽联，当知是歌颂谁的，此乃吴汝纶日本挚友兼弟子早川东明所作，确是他的盖棺定论之语。一百多年过去了，吴汝纶至今仍散发出他那古色古香文字中的西味芬芳。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证明他不愧是晚清时代的弄潮儿，他的破旧立新、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精神，还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启迪。九十年代，在桐城市召开过两次专门的吴汝纶学术讨论会。《吴汝纶全集》出版后的今天，深入研究吴汝纶，探讨他的思想体系、人格魅力已经摆在眼前。笔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愿从他的思想特质方面（精神）作一论述。
一、吴汝纶生平与主要功绩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作挚父），又号京卿，当代人称桐城吴先生。今安徽省枞阳县（原属桐城县）高甸乡吴刘庄人。他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清同治三年（1864）中举人，翌年24岁考取进士。因为出身寒儒，家贫，随父吴元甲家读。幼时聪慧刻苦，曾以鸡蛋换取松脂照明。有次边看书边吃米耙，错将墨砚当糖钵，吃得满嘴染黑。
吴汝纶中进士之年授内阁中书，入曾国藩幕府。6年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光绪二年（1876）入李鸿章幕府。光绪十四年（1888）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历时14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访问日本考察学制，三个多月后回国创办桐城学堂（中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病逝于故里。
吴先生为官只10年，仅为五品（地市级）。但他的声名、学品、人品远在官品之上。他在40年的人生征途上作出了光辉的功绩，闪闪发亮，感人至深。
桐城派古文传承了200多年，至吴汝纶时期已有强弩之末的大势不可挽。但他能起末代之衰，重振雄风。他“有意识地提倡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文，这种提倡得到吴氏众弟子的响应，遂使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复归得以实现。”[2]徐寿凯则说：“吴汝纶论文，力主‘文贵变’和‘文以奇胜’。笔者特别欣赏他谈文章之难重在“气”。这“气”应是一种神韵，一种最高境界。按周作人研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胡适、陈独秀、梁启超领导的新文学革命，乃是桐城派的推陈出新。这一观点值得研究。
吴汝纶最大贡献还是教育事业，教育改革则是他的主旋律。他虽然是科举时代的宠儿，又经历过“皓首穷经”的历程，但在清末危机四伏之时，他能够幡然思悔，“众人皆昏我独醒”，成为最明显、最坚决的反科举制度的先锋。他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连续多年向各界呼吁取消坑人的科举制度，较之康梁的对科举的修修补补态度尤为激烈前卫。
他在三十多岁时，即重视西学。他接触西学，始于办“洋务”，在为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过程中，接触西人与西学。他“以力倡西学，至为群小所不慊，几于不免”。[3]他很早就主张学习应用西方教育的学校制度，开设西方课程。在莲池书院负责教学时就招收外国留学生，并从创设西文学堂开始筹备西课。晚年到日本考察完成的《东游丛录》，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校制度、学制、章程、办法，对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到大学、师范学校、职业教育都全面地有详细的记述。日本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引进西方的，吴汝纶在教育上的“全盘西化”思想，是对封建社会旧教育的一次彻底的大革命。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教育革命的先驱者和启蒙者。
在日本考察访问期间，他受明治天皇的破格接见，朝野为之惊动，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不少士民索诗求字，甚至以一晤为荣。在中日外交活动“黄金十年”（1898—1910）中创下了罕见的荣誉。
曾国藩最早收用吴汝纶为他的幕僚时，曾说过，他学问很好，但不善为官。此话片面。他在河北境内先后做两任地方官，都有出色的政绩。任冀州知州几年期间大兴水利，“为开渠六十余里”，导积水入滏阳河以调节流水灌溉，“由是增沃田十余万亩”。[4]他的最大德政还是兴办教育。在深州任职时追回富绅侵占义田产1400亩，又为书院追回拖欠银两5000元，延聘名师，奖励学员，使教育事业斐然为“畿辅冠”，被人比为汉朝在蜀兴学的文翁。在冀州任职时，整顿司法，改善生活，使监狱曾经空无一人。所以我认为他不但会做官，而且还做的好，有益于民，且是清官。只是他不去阿谀奉迎上司，得不到升迁而已。李鸿章与张百熙都曾经为他奏请加三品卿，因荣禄反对未成。吴汝纶听说后也无所谓，他说：“若斤斤于三品、五品之间，真腐鼠之一嚇耳！”[5] 更何况他“性怡退，不乐仕宦”。
吴汝纶著述等身，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的校注、研究著作很多，尤以对《尚书》、《周易》的研究最为杰出，卓有新见。他长期在曾国藩、李鸿章帐下任幕僚，很多重要奏章、文牍、电稿都出自他手。他是清末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亲自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侄女婿廉泉参与），约600万字，为研究近代史与李鸿章建立了可依据的文字资料库。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功不可抹的。
二、吴汝纶思想的若干特质
目前，“吴汝纶热”正方兴未艾，在已知的数十篇论文中，多不同深度地折射出吴汝纶在治学、为官、做文章方面的功绩成就，更多地反映了他在教育改革、学习西学等方面的表现。深层次地归纳升华他的思想、理念特质，尚未见及。这里拟作一初步探析。
1、务实求真，不尚虚浮的匡世哲学
吴汝纶的治学，处人处事，都是务实求真的。他与桐城派早创文人刘大魁都对程朱理学的“理在事先”的虚玄理念持有异见和非议。近代著名教育家严复 更是批判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国的史志著作中，有不少是“陈陈相因”之作，难免有时会以讹传讹。吴汝纶在主编《深州风土记时》，力主要用“目验足迹”，即实地调查方法。他原准备请测绘人员来深州实地测绘地图。他对西方“格物致知”的学识很赞赏，对地学（地理、地质、地图）、矿业都很感兴趣。总之，他以“经世致知”为目的，这也是他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起点，也是终点。
2、勇于破旧、锐意立新的大勇胆略
吴汝纶不拘泥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传统，很早即说过：“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当于人心，不必悉依经典。至若格于时势，虽法出古圣，亦须变通。”他又说要“因时立制”。[6]他在好多首诗中也明言自己志向，如“尝闻方外学，弃旧求新程。”[7]
明末清初的顾亭林很早有关于取消科举的构想，但只有破旧而无立新。吴汝纶找到了新武器，新出路。他在《日本学制大纲序》中发出警告：“不改用西人公学而死守窳败旧法，则国必亡。亡国不可也。”他在答严复信中说：“此后必应必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8]他进一步认可中国古籍文献中只有一部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还有保存价值。这种大破大立、大抉择、大断裂平地一声吼的言论，非有壮志大胆者莫能为。
３、更新理念，思维超前的大智才能
吴汝纶的思想领先超前，非当时朝野士大夫可比。他对近代另一著名教育家严复1896年翻译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推荐，作序，使该书的发行大为增加，广为流传。仅于1905—1927年的22年再版24次。后来他又删繁就简，修饰文字出了一个《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若使该书连同原译本共达到30多个版本（次）。当年，鲁迅，李大钊，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都深受这本书的影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重要读物。上海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子女的取名，都援引该书的时尚名词，如天演、物竞、淘汰、天择。胡适的更名为适，便是“适者生存”的寓意。毛泽东对《天演论》一直很赞赏，在“文革”时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谈话，希望他读这本书。1971年，即按指示精神，重译印行，仍附有吴汝纶作的序言。
近读《吴汝纶全集》中的《日记》卷九、西学（下）部分，发现他本人对《天演论》的阐释与感悟程度，更是使我惊骇。他认为“天演”是“万化宗”并说：“天演者，以变动迁流为事者也。”[9]并理解它的内涵是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中，从而否定了古代的循环论。他说：“但古以谓为天运循环，因而复始，自今观之，甚不然矣。物亲所趋，皆由简渐繁，由微之著。”[10]
他认识到“物竞争存”是自然规律、普遍现象。但他主张“不必争相杀也，而争相胜。”[11]在那尚是封建时代的环境中，他也已经成为初步掌握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
他对严复翻译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市场经济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初译《计学》），也作序大力推荐。他批判了儒家几千年重农轻商的传统，也源于他的哲学理念已更新，他认为，必需要重物、重财，由“崇农”而“崇商”，才能强国富民。
4、与时俱进，老而弥坚的人生轨迹
“吴汝纶原本亦以周孔之道环球无二，以爰居比喻西人，同样有轻视蛮夷的偏见。[12]但吴汝纶能坚持不懈地做到“努力变化不沿袭”，特别在去官办学之后，则知“欲救世变，必先讲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13]
为了更好地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经验学习，同时又间接学习到西方的教育制度，他日夜翻阅日文书籍，久而久之能通其大意，同时也能听懂得一些日语。这都是积极向上地进取新领域的表现。
我常想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坚韧不拨，一以贯之地沿着自己的信念追求不变的总是少之又少。有不少人年青时能独立思考，奋发上进，投身革命，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但当遇到挫折，磨难、失败（意）后，往往或遁入空门，或隐居家园，甚至叛变自己原来的主张的都有。直到辛亥革命前后，都是如此。看天下究竟有几个人，能为真理的事业奋斗终生呢？寥若星辰中的佼佼者，吴汝纶当算其中的一位。
5、爱国情深、政治进步是动力源泉
吴汝纶的政治态度如何，是人们关注的议题之一。笔者较早提出过“吴汝纶属于变法维新的政治观”，但未论述，现再作一些补充。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实带有革命意义与政治上的进步。至于他是否属于维新派，那是次要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木下广次赞扬吴汝纶时说：“吴先生精思卓识，旷绝一世，日本维新之时，断无如此人才。”[14]可见他如果生在日本，都可做维新人才，自然属于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了。
在百日维新期间，严复曾上《万言书》，大胆提出请求皇帝御驾亲自出访到西方国家考察政治体制，吴汝纶也双手赞成。虽然他在当时的议政或政治改革的意愿，在某些地方比之严复尚欠明朗，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权下，也只能委婉，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忠谏了。
在日本考察归国时，吴汝纶于1902年9月18日途经马关时，他参观了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议和签订卖国丧权条约所在的春风楼时，他含泪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后来他又写了一首“过马关的七绝诗”。诗曰：“愿君在莒幸无忘，法国摧残画满墙。闻道和亲有深刻，欲移此碣坚辽阳。”[15]对于日本帝国为了炫耀自己在甲午海战的战功，又曾在马关立碑一事，殊感愤慨。他主张应将此碑移至辽东半岛竖立，以昭示国人，知耻思进。爱国之心，更是显彰于诗。
6、忘我奉献，鞠躬尽瘁的崇高道德
贯穿吴汝纶的教育改革思想，始终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他最早提出“国民教育”的口号，主张采用新的国民教育方法。他说：“盖必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焉，必开民之愚使之智焉”（《送季方伯序》，见《吴挚甫文集》卷三）。他首推普通话（中央电视台近年仍提及他是带头人），主张“省笔字”（即今天的简化汉字），这一切都是从广大人民的需求出发。也是一种先知先觉，比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要早得多。
吴汝纶献身教育事业，勤奋刻苦，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对于承诺认定的考察任务，不遗余力去完成。他在家庭面临断炊的情况下，东渡日本。在日本考察了118天，不顾满族“扈从”（名为副使，实是监控他的言行）的告密诽谤，日夜奔波，有时还忍饥挨饿，以步代车，亲自深入上百个单位参观记录，这样出国考察艰苦的人，如今哪里能见得到。
吴先生在日本时，本来已是“东来三月晴明少”，不料又发生一起留日学生被*事件。时有中国留日学生吴稚晖（敬恒）和孙揆均二人，因要求转学与驻日公使蔡钧（后在伦敦拘捕过孙中山的正是他）交涉发生争执，蔡竟唆使日本警方拘捕吴、孙二人，并要驱逐出境。他仗义挺身而出，当面质询蔡钧，并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他依据国际公法认为使馆内之争执是本国人的事，日本无权干涉。后来回国在上海仍对报界揭露抗议。但吴先生仍然被诬为与革命党人有嫌（吴稚晖后在日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之一）。
在管学大臣张百熙多次电报的催促下，吴汝纶只得提前回国。回国前仅用6天时间抓紧整理编写好考察专著《东游丛录》，计20万多字。交日本印刷厂，又只过了4天，即首先在日本印出发行。时在1902年10月17日。后来才在国内莲池书院发行，并有多种版本问世。年过花甲之人如此勤奋忘我，高效率运转之人，世所罕见。
吴汝纶回国后，完全不顾身体疲惫还在继续受诬待审之危，在将考察报告送呈后，回家乡即创办桐城学堂（桐城中学）。在回故里病倒临危之际，乘神志尚清时，紧紧握住随他回国的日本学生早川东明新次郎的手，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嘱咐他以刚筹办的桐城中学相托。早川感动得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其他才子莫不唏嘘不已。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吴汝纶出身贫弱阶层，但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清高、刚正的优良传统。曾国藩“奇其才，以为汉之祢衡”。[16]他有祢衡之傲志，并无狂放之性。相反地他有时很谦虚。如他的文章公认的是一流超高水平，而他自己竟然这样说，写文章是天下最难的事。但对于诽谤、为难却不畏惧，有时还针锋相对，不屈不扰。对于他的执着追求、卓越才识，还可以引用一位在中国从事地质学与教育活动多年的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女士的评论。她说：“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吴先生者，真乃第一人也”。[17]
《周易》的卷首就谆谆启示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如此刚强健实，君子应当效法它的奋进步伐，孜孜不息地不断地自我奋发图强，去进取，去创造。吴汝纶精通易数，正是治着这一古训，在变异中求通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立，开创新教育的起跑线，使后世治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今天评价研究吴汝纶的光辉思想与功绩，是使孔子以来重教育，育英才的优良传统实现新的飞跃，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宏大目标打造一批批多层次的新人才，从中吸取他的营养元素，不仅能使教育事业有所裨益，还将对思想道德教育有净化、提高的功能！
一代宗师东逝水，桃李缤纷传新人。吴汝纶及门弟子及私塾弟子，数以千计。只有东汉名师马融（79—166）可与比拟。他的学生中不乏名人、要人，如贺涛、严修、张以南（国民党元老张继之父）、王铁珊、谷仲秀等。他的儿子吴闿生也是他的得意门生，民国初年曾代理教育部次长。曾任文化部长的齐燕铭曾是吴闿生的门下，刚解放时吴闿生病逝于家中，齐燕铭亲往吊唁，仍行跪拜大礼。当师道重新恢复尊严时，古代师生恩情深切的道德，也对今日有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1]许谦，名人与桐城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51—152
[2]叶易  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51
[3]吴昭谦  中国地质科学交流史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2：162
[4] 吴闿生  先府君行述  桐城高甸荣华吴氏宗谱  1936：文二·三
[5] 吴闿生  先府君行述  桐城高甸荣华吴氏宗谱  1936：文二·三
[6]吴汝纶全集  合肥：黄山书社  2002（一）20-22
[7]吴汝纶全集（一）445
[8]吴汝纶全集（三）  231
[9] 吴汝纶全集（四）  584
[10] 吴汝纶全集（四）  582-583
[11] 吴汝纶全集（四）  584
[12]沈寂  吴汝纶与严复译著  合肥：安徽大学学报  30卷4期  113
[13]吴汝纶全集（一）  145
[14]吴闿生  先府君行述  桐城高甸荣华吴氏宗谱  1936  文二·九
[15] 吴汝纶全集（一）  447
[16] 吴闿生  先府君行述  桐城高甸荣华吴氏宗谱  1936  文三
[17]仝上  文二·五
五柳村2007年4月29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