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作者：刘益梅　　时间：2010-1-21 12:49:0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中国社会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西周的“礼乐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数百年间涌现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不仅有孔、墨显学等诸子学说，甚至还包含有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言论。这些社会思想闪耀着几千年的历史光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三、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范式意义
范式是指“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显然，“范式”具有中心化、定型化的含义。借用该定义，本文所说的范式是指先秦诸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传统，塑造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和价值内核。如“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进化中的永恒主题，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探讨天人关系，认为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万物以及礼仪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讲“天人合一”，不过“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道”即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道家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都说明了天与万物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语境里，“天”的含义有所不同。有时指“天命”、“天意”。有时指具有人格意义的神，有时指自然界。不管“天”的意义如何变化，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开始真正找到了整合社会的契机。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命题，使得“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的高度上加以表述。认为天、人没有分别，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从而得出了“万物一体”的结论。总之，“天人合一”观念说明了“天”与“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后人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有所发展，但是始终脱离不了先秦士人关于“天人关系”的窠臼。 同样先秦有关“人性论”的思想、“德治”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等等已经内化为文化传统的基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轨迹，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
四、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示性
所谓普示性，是指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作用，这些思想笼罩了中国后来的两千多年。这种普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过去，对过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积累，对今人甚至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启迪作用。如关于国家的治理、贫困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百家中提供了思路。儒家的修身、慎独以及道家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归隐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解脱；阴阳家、兵家与农家的社会思想里所包含的实际生活领域需要的技艺。为人们提供了预测未来、救治疾病的方法。中庸、安贫乐道、重亲情、重礼义等信念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们。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以至于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前，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宗于这一思想体系，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宗师：二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理解，即它们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学者也要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汲取精华，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他的思想理论是受到老子的“无为”学说的启发而形成的。可以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五、先秦社会思想具有普释性
尽管不同的时代会面对不同的问题，然而先秦诸子在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吸纳上古社会的文明而提出的社会思想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如荀子在摈弃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思想基础上而提出的在富民的基础上富国，富国必须开源，开源必须裕民，裕民必须轻征，轻征必须节流的赋税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样先秦社会思想家重视士、农、工、商等普通人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的人本思潮：强调民为治国之本，甚至提到“民贵君轻”高度的民本思想；重视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发掘，重视人生哲学诸命题的探索；强调对贫者、弱者、老者、鳏寡孤独者以及残疾者的同情与帮助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关于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有巨大的社会解释与指导意义。当然这种普释性还表现在他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问题的设定上。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很多，但是大抵还是围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治理和社会模式等范畴进行讨论。而这些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注。
六、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越性
“先秦时期，思想同权力和技术的分离，致使思想可以脱离实用，可以超越制度和技术的支持与羁绊。自己酝酿多彩的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由于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所以他们的思想肯定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意义。)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先秦士人，由于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常常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并且由于其心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所以他们无需围绕着政治与军事进行阐释，而是进入了一个自由思考的天地。正是这种人身的自由造就了先秦社会思想的超越性的特点。叔孙豹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儒家“兼济”与“独善”的统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救世情怀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道家“物我两忘”的真人境界、墨家的“兼爱”、“为天下利”以及法家追求的现实功利思想等等，都反映了先秦士人把建构和实现理想社会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强调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充分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超越他们各自的利害冲突，发展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前途的深厚关怀。 [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 Jacques 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推翻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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